内容摘要：阿库乌雾是为数不多用母语进行创作的彝族诗人之一，他的双语对照诗集《虎迹》的出版标志着他的彝语诗歌已经走出了国门，为西方文化所接受。诗人的彝语诗歌比汉语诗歌更能让读者领略到彝人独特的文化传统，感受到诗人胸中追寻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使命感。母语创作的诗歌不仅能生动地再现民族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彝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也能让全世界的读者领略到彝族文化特别是彝语言文学的魅力。

关键词：阿库乌雾彝语诗歌  双语诗集  母语诗歌

阿库乌雾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彝族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严谨而博学的学者。他在1995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了汉文诗集《走出巫界》和《阿库乌雾诗歌选》，他还是为数不多的用民族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之一，他于1994年和1998年先后出版了彝族母语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和第一部现代散文诗集《虎迹》，开彝族母语现代主义文学之先河。他的诗歌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2006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诗人的汉英对照和彝英对照的诗集《虎迹》，该书收集了由马克·本德尔翻译的六首诗歌，其中两首是汉语诗歌，另外四首是彝语诗歌。译本中选取的这六首诗歌都带有浓烈的民族特色，让读者能够了解彝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特色等等。由于诗人与译者的共同再创作，我们在英语译文中也能感受到彝人奔放的情感和对民族文化深深的眷恋。

译文集中选取的两首汉语诗歌为《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和《首饰》，四首彝文诗歌为《暮色中我思念妈妈》、《虎皮》、《随风掠过山岗》和《招魂》。这六首诗让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看到了彝人古老的传统、日常的生活、炙热的情感，读到了彝族文化的魂魄，尤其是四首彝文诗歌，更是让读者领略了古老而神秘的彝族文化，比两首汉语诗歌更能表现出诗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景仰，以及诗人胸中所涌动的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暮色中我思念妈妈》让我们看到了彝族女性的勤劳和质朴，正是无数彝族母亲的辛勤劳作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彝人的子孙。“土豆花尽情绽放，犹如妈妈的汗水喷涌，土豆铃叮当作响，犹如妈妈的汗珠叮当作响。”“有多少荞麦的颗粒，就有多少妈妈深深的皱纹。”“总是站在屋后的土坡上，眺望远方，期盼着自己的小儿子早早回家。”“泉水在儿子身后奔涌，泉水是妈妈的乳汁，泉水是妈妈的汗滴，泉水是妈妈的血液。”在诗歌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了儿子对辛勤操劳的母亲深切的挂怀，“我担心她是否能看清脚下的道路?她会不会踩上一只癞蛤蟆或是一条毒蛇？”彝人细腻、深沉而热烈的赤子之情跃然纸上。对母亲的眷念实际上体现了诗人对孕育无数彝人后代的传统彝族文明的追寻，通过对阿妈的思念的表白，也表现了诗人探寻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怀。虎是彝人崇拜的精神偶像之一，也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灵，在阿库乌雾的诗歌中对虎及其虎文化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诗人怀着无比矛盾的心情诉说：“我从未见过一张虎皮，也未曾见过一只虎。‘人死留名，虎去存皮。’在你的生命中，为什么不做一只虎？为什么孩子会受到这种教育？无论什么原因，所有的这些虎皮，都被父亲卖掉了。”[1]彝族传统文化的逐渐逝去引起诗人深深思索和探寻，在《虎皮》中我们读到了诗人对民族文化的眷念以及诗人面对正在经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逐渐逝去的传统文化而引起的焦虑，但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寻找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索和探寻。而《随风掠过山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彝人生活的风情图画，但是与之相随的历史记忆却在一天天地淡漠“小溪欢快地，带走了少女的悲叹。不再有鱼儿在那里嬉戏，在溪流的深处。记忆永远明净而苍白。溪底的卵石永远明净而苍白。”随着风儿流过山岗，我们也听到了彝人的哀叹，“阳光下燃烧的火把举向天空，无尽的搜寻，如同年轻牧人的口哨一般绝望。”《招魂》则体现了诗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我希望你再次射落天空的太阳，但无论我在哪里寻找，我都无法找到你。”“每一颗心都将变成一只招魂的木盔，向四方搜寻：东、西、北、南。声嘶力竭地，凄婉悲切地，深沉无比地——召唤你的灵魂。O la，归来吧！O la，归来吧！无论是否在彝人的家乡，归来吧！无论是否在汉族的土地，归来吧！等待你如同等候一位父亲，等待你如同等候一位母亲。如果你成为神灵，你将是我们彝人的佑护神。如果你变成了魔鬼，你也将是我们彝人的魔鬼。” 诗人对民族文化的追寻通过为民族英雄“支格阿龙”招魂的仪式和歌诗得以体现，诗人要召唤的正是自己民族文明的魂灵，诗人胸中涌动的激情和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魂的追寻、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深深打动了读者。这本译文虽然选取的诗作并不多，但这本译文集的出版却真真实实地体现了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阿库乌雾的创作初衷，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的语境中，让彝族的文学和文化走出大山，进入现代文明，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彝人，了解彝族古老的文明，了解彝族的历史，了解彝人古朴苍劲的语言文字传统，还有优美、深沉的诗歌艺术。正是诗人对本民族的热烈情感和作品中体现出的真挚情感使作品具有感人的魅力，诗歌中展现的彝人生活以及对彝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思索和探寻使作品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这样的诗歌才能打动国内外的读者。

 今天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也了解了本民族的文明和古老的传统。为了能够融入主流文化和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艺术世界，许多作家在创作中都完全采用了汉语而忽略了民族语言在作品中的使用，忽略了文化和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因素。但是在今天，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语言在人类社会中被提高到了中心的地位。“在语言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被抛弃了, 语言具有了第一性的意义。”[2]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与权力控制的工具，福柯指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说我们喜欢的东西，谁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3]

而作为学者的阿库乌雾看到了这一点，在文学研究方面，阿库乌雾自1994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的“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第二母语”（汉语）、“第二汉语”（民族化汉语）、“文化混血”（多元文化构成）等民族文学理论范畴和命题和“少数民族汉语诗人运用汉语、重构汉语的最终目的依然回到营构本民族当代寓言的前文本式的诗歌实践当中去。……担当起全面建构本民族当代寓言的文化历史职责”的文学实践理论， [4]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思索。在讨论彝族诗歌的现状时诗人指出：“在彝族汉语诗歌的产生与繁荣的同时，固有的母语诗歌传统被全面颠覆，属于艺术本体论层面的彝族母语文学优秀的艺术传统也随之被抛弃或淡忘，作为营造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独特世界，以及母语为载体的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建构的彝族母语文学最为珍贵的精神特质、语感力量和思维方式也一并被彝族母语诗歌自身的命运所封存。”[5] 诗人在运用作为第二母语的汉语进行创作时，则体现了面对主流文化冲击彝人文明失落的焦虑。如在汉语诗歌《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中，诗人感叹“如今猎人去了都市/都市里猎物成群结队丰肥无比”“此时  有两颗/洁白如玉的牙齿飞起/击穿你/神圣的经卷”。似乎用汉语无法象彝族母语一般描绘出民族文明的精魂。所以在自己的实践中，他在创作大量汉语诗歌的同时也出版了自己的彝文诗集，使作为民族文化组成因素的语言在作品中得以展现，通过这种方式，诗人不仅能再现本民族的古老文明，也为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找寻到了一条可行的途径。诗人的这种努力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认可，而这本汉英和彝英诗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诗人使自己民族的古老文明走向了世界，同时还让世界接纳了作为民族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民族语言，民族母语创作的诗歌同样也可以让全世界的读者感受到其间彝人生生不息的活力和诗人胸中涌动的民族情结，运用本民族语言述说的民族古老的传统和故事同样具有打动读者的魅力。阿库乌雾的双语对照诗歌集的出版也再次证明了文学的精神是能够超越国界超越语言的，民族语言诗歌同样具有打动人心的震撼力，越是民族的才越能走向世界，在今天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占有一席之地。

民族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使用则是再现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汉文化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汉语霸权下大量少数民族文学文献的失落，这种失落，首先是语言的失落。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区别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状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语言的多样化性，而不同民族用不同的语言创造出的不同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特征，因此，语言成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同时，语言也成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必不可少的工具。”[6]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在努力通过在作品中再现本民族的文明来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在焦灼中呻吟和呐喊，在主流文化的挤压中为本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寻找一条路径，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阿库乌雾是其中的一员。他不仅在通过文学理论的探讨寻求再现彝族文明的途径，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在实践自己的理论。

诗人汉语诗集和彝语诗集的出版说明了国内读者和学术界对再现民族古老文明和文化的民族诗歌和民族语言诗歌的接受，而诗人这本双语对照诗集的出版则显示了西方文明对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和民族语言的接纳。阿库乌雾的创作和学术经历充分向我们展现了古老彝族文明和彝族语言的魅力，他“以广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审视本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以发自焦虑、复杂、痛楚的灵魂的赤诚书写深沉的民族情怀，沉思民族命运，预谋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重构”。[9]他的创作之路也为民族作家弘扬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努力提供了一种启示，在今天的多元文明语境下，现代文明不仅希翼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意识和民族文化，对于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民族语言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语言的承继也是民族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包含着对民族语言的发扬光大，“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隔阂和由之而带来的文学文献的失落，不仅使得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缺乏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给我们当今人的印象是，整个中华民族古代的文学史就是一部汉民族文学史，这种状况是极为不正常的。”[7]或者，有志于民族文化传承的民族作家和学者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和更深入的尝试。

 当然，也诚如阿库乌雾自己所指出：“各少数民族文化所处的亚文化态也决定了这些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与生俱来地遭遇双母语的文化命运，而这种文化命运在接受时代文化大浪潮的撞击时，令作为其文化主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们历经了心灵失衡、精神失衡、灵魂失衡的磨难与痛楚。”[8]频繁转换于汉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学创作会令作家心神疲惫，或许这就需要更多热爱民族母语的学者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译介工作。经过考证，有学者指出：“中国人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古彝文，中华文明不仅是‘三千年’、‘五千年’，而且是九千年了！”[10]对于有着如此悠久书写文化的彝族文明，今天我们却还要通过英语译文来领略由彝族文字书写的现代诗歌，这对于国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今天的中国，有许多学者并不精通英语，但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论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也许这种状况可以为民族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另外一种借鉴。

参考文献
[1]AKU Wuwu and Mark Bender, ed. Tiger Traces: Selected Nuosu and Chinese Poetry of Aku Wuwu.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2006.
[2]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3]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3. p.216.
[4][5][8]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7页,第53页,第9页。
[6][7]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载《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9]宋永祥《焦灼灵魂的真诚吟唱》见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前引书，第183页。
[10]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