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库乌雾旅美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是诗人的创作由审视本族文化延伸到审视他族文化的一次尝试。他以终极人文关怀为跨文明探索的精神根基，在比对印第安文明和彝族文明的过程中，发现受难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内核在于其昂扬的生命强力，而狭隘自闭的思想劣根却是造成其悠久文明式微的主要内因，由此诗人提出了民族文化精神模式的更新策略“文化混血”，并赋予其更为深刻的涵义。

关键词：《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人文情怀；生命强力；狭隘劣根；文化混血

阿库乌雾对诗歌创作一直抱有这样的态度：“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诗人……不是只简单地为本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表现、张扬而进行文学叙事，而是必须自觉地为世界人文文化整体传承和全面创新作出新的叙事贡献而写作。”[①] 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诗歌理论。在继《冬天的河流》《虎迹》、《走出巫界》、《阿库乌雾诗歌选》等关照彝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诗歌集出版后，诗人还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走出“彝”“汉”幽谷，将深沉睿智的目光放在另一个国度智慧而苦难的族群——印第安身上，在拷问不同文明相似的历史异化命运中，写下了旅美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

一、人文情怀：跨文明探索的精神根基

作为学者型的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一直都是在他的族群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影响下进行的。他的作品以纯粹的诗意心境为依托，以多元文化沉淀为支撑，体现出灵动飞扬又沉郁冷峻的特色。但历来最受人称道与尊敬的，却是诗人自始自终不曾改变的文化救赎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在以前，这样的人文情怀只是为寻找本民族的文化出路闪耀华彩，而自从诗人访问俄亥俄，切身体会到印第安族群乃至北美弱势群体的痛苦遭遇后，他的关怀精神蔓延就开来，浸润到了整部《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中，成为所有诗歌的底蕴和灵魂所在。

众所周知，印地安人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在历史的变迁中却因为欧洲殖民者的侵入而不断遭受到战争、疾病、饥谨、驱逐等各种灾难，乃至灭族般的屠杀。印第安人最终从土地的主人沦为边缘人，文明也“逐渐消逝于打磨石器的历史尘嚣”（《石头的文明》）。诗人访问俄亥俄州，进入印第安文明古老而班驳的宫殿，亲眼目睹了这些悬挂于宫壁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画卷，他内心深处无疑受到了强烈震撼。

他在《网不住的噩梦》中写到“所有的印第安人/用这张小小的梦网/网住了个人生命中/难以回避的梦魇时/这个种族的生命/成为一场还在延续的噩梦”。因为“许多印第安人群体的宗教观受到梦的强烈影响”[②]，他们在现实中会遵照梦的启示行事，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族群的心理动力，所以小小一张梦网所负载的内蕴，是整个印第安族群对于和平生活的美好向往。但偏偏天不从人愿，乐天知足的人们没有能力编制一张笼罩族群的保护网，种族陷入漫长的噩梦，自然发展的文明也遭遇强制性断裂，印第安人“从猎人变成猎物”（《吉祥的乌鸦》）最终“被野蛮的历史所收割”（《狼烟》）。面对这场浩劫，诗人并没有滥施局外人的同情与怜悯，而是在严厉斥责外来者的野蛮强势之外，深切反思于人性中的罪恶：“人类给自己的历史/犯下的罪过/只能靠历史的冤魂/去默默倾诉时/人性之恶/便已成为历史洞穴中/蜕变的毒蛇”（《保密的葬礼》）。在诗人看来，欧洲入侵者对印第安人所施的暴行，已经不是单纯的掠夺土地和财富的战争，而是人类的贪婪之恶在战胜人性中的友爱善良后，对自身犯下的野蛮罪过。诗人憎恶这藏于历史深处人性暗处随时可能苏醒反扑的冷血杀手，痛心于弱势群体所无辜遭受的罪孽。他借助“Chief Joseph”之口，以强烈的人文意识发出呼喊：“我衷心地希望/上帝再也听不到/人们痛苦的呻吟/天下人都成为一家人！”（《Chief Joseph的祈祷》）。这样真诚的呼声是诗人对严酷现实意味深长的控诉，是诗人对人类理想生存家园的美好寄托，是诗人人文关爱的最终体现。正是因为他有对所有人类成员一视同仁的庄重态度，他才能打破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偏见隔离，看得更为开阔高远。

这种精神在诗集中还有明显的表现，即诗人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在印第安人，他还跨越了种族文明，将目光广泛投向了北美的弱势群体：黑人历来在美洲大陆上遭受歧视，于是诗人愤概地喊出了“《黑色无罪》”：“黑色是世界的底色/黑色无罪/但上帝有罪”。黑人祖先创造出了人类最悠远流长的文明，但这非洲的主人却在美洲沦为奴隶。白人抹杀了他们的贡献，企图以种种托词证明黑人自演化为人起，就是低等人种。这样蛮横自傲的观念，激起了整个黑人种族的反抗。他们无法站在主流地位予以反驳，就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漫长的抗争。《黑人的音乐》《没有表情的雕塑》《歧视，是个动词》，诗人在这些诗歌中告诉我们，黑人就是在用音乐用艺术甚至用语言来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艰难缓慢却努力不懈的斗争，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容许差异，但是绝不能容忍建立在差异之上的偏见与歧视。因为诗人坚信，“人性的终旨/永远指向/有差异的平等”。

好一个“有差异的平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美好纯粹的心灵之光，有了这样宽厚包容的人文关怀精神，诗人才能站在新的高度，看到不同文明生命本真的相同光辉，看到人类共有的精神价值。

二、生命强力：受难族群文化传承的本质和内核

面对印第安人鲜血淋漓的创口，诗人虽没有在本民族的文化遭际中亲身体会，但是那种一个民族在自然发展中被外力活生生插入的惨痛遭遇和强势文化对自我潜移默化的溶解，却是诗人作为彝族学者再熟悉不过的。但同时他也知晓，即使是身处险恶环境长期遭受挤压，少数民族的文化依然在一代又一代的族人中以细水长流的方式顽强地传承下去。在这其中，沉淀于文化精神中的生命勃发的力量，成为了其文化得以保存的坚固支点。

一般而言，文化精神“作为一种高度概括了的民族文化标识，常常通过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概念来表述。”[③] 所以在《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中，诗人择取了许多典型意象融入创作，让诗歌如同多面切割的晶体一般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不同族群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之光，然后共同汇聚为生命强力的熠熠光彩。

《轻盈的信仰》中，诗人以羽毛这种物质符号来透析印地安族群的精神内蕴：他们“用鸟羽提升灵魂的高度/用鸟羽沉淀生命的底蕴/用鸟羽缔造无痕的历史”，在这里作为标志性饰品佩带于头冠之上的鸟羽无疑成为了族群信仰的化身，成为了“自由”的代言，暗含了对自在生命状态的向往。正因为还有这样轻灵柔软的信仰超脱于钝重残酷的现实，所以印第安人才得以保持性格的“自信和快乐”，性情的“乐观”以及天性的“旷达通脱”（《未来河》），一种豁达的族群精神作为印第安人的生命本真在这里得到自在的呈现。所以作者高度赞扬到：“古印第安人/因为信仰羽毛/使人类其他方式的信仰/黯淡了许多”。同时，诗人反观彝族自身的象征，在《盗火》中感叹到：“彝族人的生命/从起点到终点/都离不开火”。因为彝族作为世代在我国大西南山区繁衍生息的少数民族，使用火塘、过火把节，敬畏火崇拜火，历来被称为“火的民族”，所以“火是财富和品格/火是地位和尊严”，火无疑成为了族群性格的符号性象征，诗人就是通过这熊熊燃烧的烈火诠释出彝族人历来勇猛尚武，豪放粗犷，顽强地与自然抗争的文化精神。

然而，不管是鸟羽还是烈火，不管它们代表的是旷达乐天还是豪迈雄放的精神，它们所蕴涵的象征内核却都是相同的——是一个古老族群生生不息的生命强力和昂扬的创造生机。这作为集体潜意识的历史沉淀，如同镇底真金，透过被污染的历史河流，折射出文化根基熠熠的光辉。正是拥有了这样的族性特质，印第安和彝族的文化才能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下，在遭受漫长侵蚀后，延续至今并持续发展。这一意识就如同一条思想主血脉，贯穿在了整部诗集当中。

三、狭隘劣根：悠久文明衰微的主要内因

《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中的诗歌不仅满含诗人的激情，也处处凸现他清醒的意识与睿智的思考。因为诗人自创作伊始，他就面对本族群文化逐渐边缘化甚至消逝这一严峻现实景遇，所以诗人怀着沉郁焦虑的心情，时刻关注着彝族的异化命运，并企图追根溯源找寻文明式微的原因；而审视其他族群的历史，则更是提供给他拷问和比对不同文明的可能性，在体外察内的过程中挖掘出异化深根。这正如他自己在诗集后记中所言，他企图：“通过对印第安古文明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及其历史性衰微现象的体察、折光、拷问、反诘，进而再度返回自我，深浸于本民族文化的古昔光芒，并自觉返回和担当本民族文化正在面临的历史遭遇，严肃思考与之息息相关的我个人的精神生命和灵魂归宿。”所以，诗人有意让两种族性与文明在诗歌中以复调的方式碰撞对话。最后他以敏锐眼光洞悉到的，除了两棵文明之树的的坚韧繁茂，还有其隐藏于阴暗潮湿处的弱枝劣根。

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族多以酋长为首，其没有绝对权力，只能通过个人榜样来赢得部族成员的信任与尊重，又因为印第安人“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水平差异很大，家族、部族和行政机构也各不相同……除极少数外，他们即使在共同危险的威胁之下也不能团结或联合起来”[④]，所以各个阵营缺乏沟通，就成为了他们抵御外敌时最致命的弱点，最终被侵略者各个击破不幸丧失家园。察于此，诗人在《酋长》中叹息到：“印第安是一个/由无数个酋长/各自为政的种族/印第安人的部落/犹如一棵棵独笋/最容易被吃笋人/连根拔掉”，在这其中，他看到的是拒绝外来空气所带来的恶果，以此结局回视自己族群的文明缺陷，对自闭导致的孤立落后，诗人异常警觉。

在《阿密苏人》中，诗人就借别的族群的发展状况委婉指出了彝族自身的族性问题。他谈及，漂洋过海来到俄亥俄的阿密苏人，为了在陌生环境中保持血统的纯正，他们严格实行族内婚习俗，导致子孙的血缘越来越近，诗人在他们的现状中觉察到“上帝指给他们的路/已越走越窄”；而世代居住金沙江流域的诺苏（nuo su）人，他们的文化命运竟和阿密苏人惊人相似。诗人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血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作为族群认同感的维系支脉，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彝族自古以来就有“黑彝”“白彝”之分，黑彝自视血统尊贵，鄙贱白彝，从不允许黑、白两个等级相互通婚。这样严格的等级区分看似如堡垒一般保护了自身的高贵，却由此酿成了无数人间悲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关系也与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诗人在痛心疾首之余，阿密苏人因保守自危渐渐走向灭族的残酷事实更是让他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不打破这铁桶一般的劣规，任何族群，不论受何种神灵的护卫，最终的结果都是走向绝境。因此，诗人对族性中这种愚昧狭隘的劣根不断反思，在多篇创作中都渗透进了自己的见解：他于《祈祷》中指出，笃信神灵虔诚祷告的古老宗教传统，固然能让人们的心性更贴合自然，但在现代面对强势入侵者时，它天真软弱的一面就成为了葬送自我的致命症结；在《兽骨》里也暗示，一个族群若一味沉湎于自我传统，在竞争浪潮中落后而不自知，即使拥有过再辉煌的创造也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由此可见，诗人在大量史实面前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古老智慧的族群固然能创造出悠久灿烂的文明，但是其民族天性中若携带着保守自闭的文化劣根，这种劣根就能在与文明的共生共衍中，不知不觉地腐蚀、侵害它，从而在日积月累中不着痕迹地将人们一手创建的文明送进历史黑暗的坟墓中。

四、文化混血：民族精神模式的更新策略

早在撰写本诗集之前，作为学者的诗人就已经对“混血”的概念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探询，并发表了《“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他在文中曾就大环境谈到：“到今天，很多少数民族早已失去了单一的文化版图和独立的文化背景。强有力的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替代了原有的血缘民族文化的个体特征。”[⑤]这就暗示着过去的传统规范遭受裂变，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也在时代大浪的冲击下日渐模糊、消解，需要重新塑造。怎样在山重水复中走到柳暗花明处，诗人在深思熟虑后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先天地拥有多元共生、互补互融的文化传统……所以，不论是否受创造主体个人文化视野、思想观念、感情倾向的制约和限制，不论对本民族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有无正确的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都必须和只能走向‘文化混血’之途。”[⑥]

而自诗人亲身体验过印第安文明后，他扩大了自己的文化视野，提升了自我思想境界，发现“文化混血”背后更为博大精深的内涵。上述主张不再仅仅适用于文学创作，也同样可用来规正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但这次他不再使用严谨的理论分析，而是将见解溶进了蕴籍厚重的诗性话语当中。在《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中，诗人直接用“混血”来作主题进行创作：

   犹如我们难以判断/冬季和夏季孰先孰后/我们也无法断定/混血，是否是人类生存的最后出路

   古老的诺苏（nuo su）人/曾经耻于混血/荣于血缘的纯正/那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早已完成了混血

   古老的印第安人/在被征服/与抗击征服过程中/悄悄进行着/与征服者的混血

   混血不是简单的占有/混血不能分出胜负/混血是用自然的原力/使那些超自然力/过分膨胀的人群/得以有力的遏制

“混血”暗示着“文化交融”，虽然诗人并不全然确定，选择这样的交融方式是否是挽救少数民族文化衰微的济世良药，“是否是人类生存的最后出路”，但是因为它既意味着要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其他文化的进步因素，清理掉本文化中藏污纳诟之处；也意味着要力抗外来文化的压力，保持一个民族独特优秀的文化传统，所以涵义的双重性让诗人肯定了探索的意义所在。同时他认识到，这样的文化交融其实从古至今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不论是彝人还是战后的印第安人，他们的文化都在自然而然的发展中无意识地渗透进了外来因素。嬗变是良性互动厚积薄发的结果，正如《火山湖》中所抒写的：“混血，从地下火开始”，那是因为变迁的原动力在民族文化体内长期积累，仿佛酝酿在地底的岩浆，在合适的时机喷涌而出，从而改变文化面貌。这样的变迁是自发自主，由内主导以外为辅的。而在当今，随着工业文明的急剧膨胀，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文化自身的良性发展已经惨遭损毁——它内部酝酿不足，又被强行注入了催化剂，以非正常的形态发生裂变，所以导致主流文化如同打翻的黑色墨水，迅速浸染了其它多彩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的失陷引起诗人的警觉，他提出不能任由其肆无忌惮地继续，要以“文化混血”有力遏制“那些超自然力过分膨胀的人群”，要让“文化混血”的观念突破文学圈，延展到社会改造领域，让人们从关注它到了解它再到有意识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引领民族文化从羸弱中挣脱出来，朝着蓬勃健康的方向发展。

诗人挖掘出了“文化混血”更具意义的用途，跨越文明的初步探索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笔者相信，阿库乌雾的探寻脚步决不会就此停下，因为前路还是崎岖漫长的，和谐的理想家园也仍在远处。可是我们能看到的，是诗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如果他曾说过，“用我至今还十分健全的生命肌体和旺盛的思维活力来完成对我与生俱来的母语文化生命力的承载与接续，用我一生的文化行为、精神举措及生命内涵去破译并保护我的母语文化”[⑦]，那么《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已经用闪光的思想碎片告诉我们，诗人誓言里的“我的母语文化”在现今已经可以被“人类弱势族群”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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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阿库乌雾：《跨文明叙事：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新启示》[J]，彝族人网，http://www.yizuren.com。
②④威尔科姆·E·沃什伯恩：《美国印第安人》[M]，陆毅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P60-61，P1。
 ③施维达：《民族文化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P134。
 ⑤⑥罗庆春、刘兴禄：《“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⑦阿库乌雾: 《永远的家园——对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思考》[J], 《中国民族》，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