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探讨阿库乌雾旅美诗歌中的印第安文明及作家的世界意识。首先分析印第安文明的宗教背景——“泛灵论”；然后分析诗人对印第安文明衰微的原因进行的思考，如乐善好施、组织松散、自我封闭等，其中虽不排除对历史的误读，但却实现了诗歌的正义；接着探讨诗人对复兴印第安文明的所提出的策略，即顺应历史的潮流自我调整，在发展中实现更好的保护；最后分析诗人所倡导的一种“差异的平等”：整部诗集贯穿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博爱情怀。与以前的诗歌创作相比，诗人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类的看法，少了一些激愤与颠覆，多了一种平静与旷达。

关键词：阿库乌雾  印第安文明  衰微  复活  差异的平等 

2005年春夏，彝族诗人阿库乌雾赴美讲学和进行诗歌交流。不同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似的一般旅行，这是一次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中美少数民族的跨文化交流。诗人带着问题、带着思考而去。在美期间，诗人亲历印第安保留地，参观印第安文明遗址，参加相关的文化活动，与印第安各阶层人士直接对话，使诗人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美国社会及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访问期间，诗人不仅向西方世界输出彝语诗歌、彝族文化，同时也在进行文化输入与文化对比。诗人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对同处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美国印第安文明的衰微现象进行了考察、思考，同时，又反观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消逝的自己的母语与民族文明。通过这次文化交流，金沙江文明与密西西比河文明、彝族与印第安民族首次实现了历史性的对话。

“与你相见/是诗歌的缘分/与你分别/也是诗歌的缘分”，诗人带去美国的是诗歌，收获的依然是诗歌。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是这次访问的一大重要成果。这里有奇幻的意象、动听的传说、深刻的说理，更有涌动的温暖。这些作品与诗人以前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风格上都大相径庭，不再是作为少数民族“愤青”对主流语言汉语的蓄意解构与颠覆，诗歌语言更加口语化，一切归于平静，如行云流水，拉家常般娓娓道来。诗人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视野更加开阔，对世界、对历史、对人性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精神境界实现了“走出巫界”后的又一次飞升。

  本文将着重分析诗人对印第安文明的认识以及诗人的人文情怀。

一、“四姐妹”：印第安文明的宗教背景——“泛灵论”

诗人这次赴美讲学，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诗人带着“好奇与敬慕”去探访印第安文明的遗迹。“好奇”是任何一个初到陌生之地的旅人都会有的，而“敬慕”却流露出诗人对一个在衰落中的文明的惺惺相惜，一种尊重，一种亲近，而不是漠然。这种天然的、兄弟般的亲近，来自于彝族与印第安民族都共有的宗教信仰：“泛灵论”（animism）。

“泛灵论”是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具有意识、灵性的一种学说，认为动物、植物、山水石等无生物，雷电等自然现象也和人类自己一样，是有灵魂、有意志的。“泛灵论”是最原始状态的宗教。灵魂观是一切宗教观念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之一。 1872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近代西方宗教学奠基人之一的E.B.泰勒在《原始文化》中首次阐述了灵魂观的产生和发展。

诗人走进印第安民族的神灵世界，倾听那默默流淌的“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彝族与印第安民族共同信仰的“泛灵论”。于是，诗人与印第安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印第安人孕育了被称为“四姐妹”的玉米、南瓜、向日葵和烟叶。玉米、南瓜解决了印第安人对物质的需求，使他们能繁衍至今。诗人给这“四姐妹”做了诗意的、个性化的解读：“向日葵是他们表达爱情的花朵/ 烟叶是他们与神灵对话的方式”（《四姐妹》）。也许向日葵、烟叶的功能并非如此，但诗人认为古印第安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们不是野人，他们也有爱情，他们的心灵世界与神灵相通。种族主义者对印第安人的固定模式化看法是：印第安人脸上涂满油彩，头上插着鹰翎，嗜血成性，野蛮好战。而在诗人的笔下，“四姐妹”的称呼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物质与精神的不可分。这反映了印第安人的自然观。诗人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印第安人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在《祈祷》一诗中，诗人描写了印第安人的一生中，从事一切生产活动时都会祈祷，向石头、向树木、向太阳、向大地祈祷，“在进山狩猎之前/他们向山神祈祷/让他们顺利捕获猎物/在捕获猎物之后/他们怀着诚实和悔恨/为死去的猎物祈祷”。祈祷，即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美国著名的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把印第安人的智慧归纳为“我是杀手也是被杀者”。印第安猎手可能会对他的猎物做祈祷：请求原谅他是因为需要才猎取它，或者找些理由来证明人类需要它。在印第安人的意识里，猎物也是有生命的，应该得到尊重，祈祷是请求猎物原谅是因为需要而猎取它。“而这正是猎人与猎物同一的心理表现。” ﹝1﹞（P。.20）

根据《圣经》，上帝创造各种动物、植物正是让它们对人类有用。然而，印第安人则有世代流传的信仰，“动物像他们一样，一生中有个性和灵魂，有快乐和悲哀，需要和欲望”。比如西北印第安人靠捕食大马哈鱼为生，当渔夫向大马哈鱼祈祷时，大马哈鱼的灵魂就会告诉它的同类，它们的灵魂将会得到尊重，于是鱼就会源源不断地游来。印第安人把自然活动与人的精神活动不加区别。印第安在与动物的相处之中，培养出最初的原始生态保护意识。“印第安人给白人的永久性礼物之一，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2﹞（P。.20）

在诗集中，印第安人的“泛灵论”的意识多次得以书写。

   “大概狩猎民族/任意一个音符/都会与自然/某一细部的声息相连”（《跳月》）

   “萨满告诉我们/天籁就是大音/自然便是大道”（《大学里的萨满》）

“泛灵论”是印第安文明最核心的宗教信仰，是印第安文明的基础。这种信仰在当代仍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教会人们善待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全球大背景下，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二、“含泪的婴儿”：对印第安文明衰微的一声叹息

阿库乌雾用诗意的语言，转写了众多古老而神奇的印第安神话传说如神龟、飞人等；以诗化的历史故事重申了印第安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如《感恩节》、《母亲》等诗）。这是同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彝族诗人对印第安民族所做的正义的申诉。但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诗人对印第安文明采取了一分为二的辨证态度，诗人对印第安民族的命运感同身受，更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切肤之痛。

多年以来，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对印第安文明衰落的原因做了各种分析，有内因、外因，如白人的入侵，疾病的肆虐，自然灾害，印第安文明自身的问题等。阿库乌雾通过这次访美，通过实地考察，参观古印第安文明遗址，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印第安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面前无法保护自己，印第安人乐善好施、自我封闭、组织松散等，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诗集中不少作品从各种角度叩问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诗人对俄亥俄州立博物馆里陈列的大量印第安出土文物感慨万千：

   “石箭、石笛、石烟斗/ 不屈不挠的印第安祖先/ 用北美大陆的石头/ 开创了人类文明/ 又一个坚实的起点/ 他们同时放弃这个起点/ 追随神灵的足迹/ 逐渐消逝于/ 打磨石器的历史尘嚣”（《石头的文明》。）

印第安人的祖先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北美大陆最早的文明，但他们在那个起点驻足太久，停滞不前太长。于是，石器文明被枪炮文明无情摧毁。

无论制作多么精美的石器、骨器，在坚利的枪炮面前，却显得多么无能，可以选择的只有退却。如今这种石头的文明，只是一种枯死的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标本，是一种可以兜售的文化标签，但已逐渐失去了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意义。这正是文明消退的标志——“文化符号化”。如今，那些“骨箭头、骨鼓棰、骨火药筒、骨珠子、骨项链、骨手镯”都只是作为一种逝去的文化符号在博物馆展出，让人把玩，让人感叹。

面对博物馆里的展品，普通的参观者或许只会惊叹印第安人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力、精湛的制造工艺，但诗人却从中看到了历史的本质：

   “翻阅印第安人的历史/也许是由于他们/生存的环境过分恶劣/发现他们在制造/石器和骨器中/耗去的智慧太大/耽溺的时间过长”。（《兽骨》）

   “如雪崩般坍落的现实/残酷地告诉我们/一部用天真的祷告辞/撰写的历史/在暗示自然宇宙/恢弘与博大的同时/脆弱，是其不可自知/却能致命的症结”（《祈祷》）

诗人认为印第安民族自身的脆弱也导致了其不可避免的悲剧。无时无刻不在“祈祷”，反映了印第安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的自然观，但在滚滚的战车、蜂拥而至的美国骑兵面前，祈祷又有何用？

同时，印第安人的天真与乐善好施也导致了他们的悲剧。

   “印第安人是天神/ 撒在美洲大陆的/文明的物种/却被野蛮的历史所收割”； “当美洲大陆/再次狼烟四起的时候/印第安人以施舍为荣的品格/开始被注入/无奈与低能的元素”（《狼烟》）

   “当那所向披靡的铁器/浩浩荡荡杀来之时/他们才勉强醒悟/原来人类的残酷/在他们难以想象的地方/早已超过自然的无情”（《兽骨》）

诗人在平静中蕴涵着激愤，在慨叹中流露出惋惜。众所周知，感恩节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印第安人对第一批英国殖民者施以援手，让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了下来的这段历史。但对于印第安人来讲，这只不过是引狼入室的开始，印第安人被自己救过的兄弟残杀。1822年，印第安部落塞尼卡酋长“红夹克杉”在答复纽约州州长奥格登时发表了以下著名的演讲：

   “你们刚来时，是一株弱不禁风的幼苗，需要一点土地得以生长。我们将它给了你们——而后来，在我们可以一脚跺死你们的时候，我们给你们浇水，保护你们——如今，你们已经长成一棵大树，顶部高耸入云，枝叶遮盖着整个大地；而我们，这棵夕日森林中最高大的劲松，今日成了那株弱不禁风的幼苗，需要你们保护。” ﹝3﹞（P。143-144）

   “你们刚来时，伏在我们膝下，称我们为父亲，那时，我们握住你们的手，称你们为兄弟。而今，你们长得比我们强大了，大得连手我们都够不着了。” ﹝4﹞（P。144）

多年以来，印第安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各自为政，甚至在白人的挑拨下自相残杀，是其被各个击破的根源。

   “印第安是一个/由无数个酋长/各自为政的种族/印第安人的部落/犹如一棵棵独笋/最容易被吃笋人/连根拔掉”（《酋长》）

在诗人眼里，印第安民族的过分保守、自我封闭是其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在《保密的葬礼》一诗中，一个印第安人拒绝了诗人关于他们葬礼的询问。也许这只是诗人个人的经历，但却反映了一些印第安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得过了头，对外人一概不予告知。诗人感叹道：

   “印第安人有几千年/ 不争的文明史/ 却找不到半个生命/   用半刻的时间/ 来思考这个问题/ 被蚕食鲸吞的过程中/ 该保留什么？能保留什么？”。

也许诗歌的语言是夸张的，对印第安人的文化“保护”意识有误读的可能，但诗人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古代文明要保留什么？当保留变成了保守，而不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又会怎么样？

《明尼苏达的月夜》一诗对印第安文明做了耐人寻味的比喻：“在印第安子孙看来/ 明尼苏达的月夜/ 犹如一个/ 永远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印第安石头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还处于婴儿时代，却被后来发达的铁器文明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对印第安文明衰落原因的分析中，诗人表达了对印第安民族的兄弟情，对其文明衰落的一声叹息。

三、“葫芦”：印第安文明再生与复活的展望

诗人热情歌颂了古老而神奇的印第安文明，重申了印第安民族的历史贡献，并解读了印第安文明衰微的根源。据此，诗人提出印第安文明复活的策略，并探讨了印第安人在当代美国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道路。

因为连日来对印第安古文明遗址的访问，诗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大雪夹杂着打火石，重重地把他摔倒，并把他的身体掩埋。只听一个声音说：快用打火石，造一个石屋，就可以复活。而诗人争辩说：不是石屋，是木屋。然而却没有木头，就只好拼命垒建了一个石屋，躺进了石屋。

“随即，从石头的缝隙间/神秘地伸进无数/细若金丝的光线/仿佛钓鱼般将我的灵魂/慢慢钓出石屋/我俯身一看/我的躯体依然躺在那里/四周的火石开始燃烧/我急切的问：/我的身体怎么办？/那声音有些不耐烦/——这是复活，不是复原！”（《复活》）

“复原”是指从身体到灵魂完全恢复到从前，但在诗人看来，与原来一模一样的复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打火石象征着新的外来文明的冲击。诗人认为，何不利用这种外来材料在“烈火”中重新锻造，重新洗礼，重新建造自己心灵的圣殿？身体被消灭，但精神原核还在。所以不是复原而是复活。

在《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一文中，诗人曾这样写到：“

“在这样一种‘文化混血’的时代大趋势下，任何人为的自我封闭或盲目的抗拒都是徒劳的。明智的抉择是使这种‘混血’现象高度自觉化，使其在知己知彼的‘血型’与‘血性’的前提下自觉完成‘混血’，而不是在蒙昧无知，似是而非的情况下被他文化被动同化” ﹝5﹞（P。57）

在其文论中，诗人多次提到：要反思本民族的文化惰性、劣性，“以全新的生存观念和生命意识，勇敢地打破旧有的文化桎梏，或冷静地揭示，或激愤地鞭挞，或有意地背叛，或无意地疏离。” ﹝6﹞（P。15）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面前，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应变态度和入世精神，通过适应环境，力求变革，适应新的形势，复兴部落社会与文化。

“一座母性的灵山/万物吸吮了你的乳汁/沐浴了你的光芒/就会死而复生/相信古印第安人/衰亡的文明/在你寒冷而纯净的/抚慰中/获得永生/”（《胡德雪山》）

诗人认为，印第安文明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复兴印第安文明的热切希望。水是万物之母体，水是生命之源。

诗人参观了一个印第安古战场的遗址，注意到其类似葫芦的造型。“葫芦是母体/不断孕育新的力量”（《古印第安营地》）。这里，“葫芦”隐喻着印第安文明再生的可能性。

在现实面前，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印第安人受教育的程度、就业率、收入水平等仍名列全国最低。但诗人仍然对印第安文明的再生与复活提出了自己的展望。诗人认为，只要能正视本民族的弱点，采取积极的应变策略，印第安文明的复兴虽然任重道远，但却是可能的。

四、“没有表情的雕塑”：世界意识与人文关怀

与诗人以前的诗歌相比，《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在主题上实现了一个大的超越，那就是以“差异的平等”为基础的世界意识和人文关怀。

   “对自然的深爱/ 对生命个性的崇尚/和对弱者真诚的同情”（《我的朋友马克》），这既是对友人的评价，更是诗人自身的写照。诗人曾说，在美国期间，英语不怎么好的他并不感到有何疏离和不适应，相反却充满自信。

   “在密西西比河流域/  在这块全世界/最喧闹的土地上/  我用我的口弦/  发出最单纯的音律/  加入了奇妙的协奏（《永远的口弦》）

他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员，他的身后是700多万彝族同胞，在母语消逝的大背景下，在他语的世界里生存的诗人坚持用母语创作。他的诗歌被译介到英语世界，这样就实现了母语的活体保护，世界性的保护。在2007年11月于西南民族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阿库乌雾做了题为《我用自己的母语与世界诗坛对话》的主题发言。他说，一个诗人要走向世界，必需具备以下几点：民族性、母语性、开放性。而民族性就体现在差异性，母语性也包括了艺术性。“母语给了我们生命的觉悟，母语启迪了我们最初的文明，母语同时也树立了我们做人的尊严”、“对母语的坚首，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式的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种拯救。” ﹝7﹞

“无论我走到哪里/口弦是我的身份/  口弦是我的血统/  口弦是我的品位/  有时，口弦也是我/  梦中的蜘蛛网” （《永远的口弦》）

在《没有表情的雕塑》一诗里，诗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以“差异的平等”为特征的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

   “忽略了表情/意味着拒绝/狭隘与偏视/更意味着拒绝肤色/拒绝以肤色作为/辨别人性差异的标准/因为人性的终旨/永远指向/有差异的平等”

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沃特森指出：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我们所有人具有对差异的接受能力、对变革的开放心态、追求平等的激情和在其他人的生疏感面前承认熟悉的自我的能力。” ﹝8﹞（P。119）而

   《母亲》是一首关于一位年轻的印第安母亲的诗。莎卡佳维娅（Sacajawea）是肖肖尼族（Shoshone）印第安人，在希达察（Hidatsa）部落住了很多年。后来成为法裔加拿大商人夏博诺（Toussaint Charbonneau）的妻子。1804年，杰弗逊总统派遣一支勘探队去西部探险。Lewis和Clark在北达科他州时，莎卡佳维娅背着自己不满周岁的孩子加入了远征队，她充当向导、翻译，和平的象征，最后，帮助远征队员到达太平洋岸。2000年，美国政府为了纪念莎卡佳维娅的历史贡献，发行了一枚有莎卡佳维娅背着未满周岁的婴儿的头像的一元硬币。

诗人跨越了历史的长河，超越了对这位“美国的英雄“的道义评判。对于印第安人来讲，莎卡佳维娅的所作所为，不亚于引狼入室。美国的疆土向西推进的历史，正是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土地不断退缩的历史。然而，诗人对于莎卡佳维娅并没有做简单的褒贬。他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里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莎卡佳维娅是一位母亲。

   “我不知道她背上的小孩/是否被后来的拓荒者屠杀/但我深知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她的言行/就难以再作/简单的褒贬/……我记录莎卡佳维娅/是想让这样的女人/进入我的诗歌/做一回/真正的母亲”。诗人的人文关怀在这一刻静静地流淌开来。

诗人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向英语世界朗诵自己的母语诗歌。在很多公开的场合，诗人朗诵其母语诗代表作《招魂》，打动了无数的听众。他说“我惊奇的发现/我只要写出富有真知/启迪大爱的诗歌/即使我不懂英语/我同样可以和这个世界/英语人、汉语人们/进行深切的交流”（《诗歌也是世界语》）。访美归来，诗人的收获不仅在于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彝语诗歌的魅力，而这部诗集更是文化输入的成果。在这里，你可以进入奇幻的印第安神灵世界，去与神龟、飞人为伴，你能够聆听印第安酋长的激情演说，也同样可以为印第安文明的衰落发出一声叹息。在这个跨民族、跨文化的文本中，中美少数民族进行了一次探索性对话。要了解更多，请倾听《密西西比河的倾诉》。

注：本文所论诗歌选自：阿库乌雾，《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作家出版社， 2008.

参考文献：
[1] [2] 威尔科姆·E·沃什伯恩，《美国印第安人》，陆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4] Velie, Alan R. e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Norman and London: U. of Oklahoma P. 1979, 1991.
[5] [6]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7] 文培红，“消逝中的坚守——访彝族母语诗人阿库乌雾”，中国民族报，2007年6月1日.
[8] C. W. 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