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彝族著名学者刘尧汉先生，在云南哀牢山区南华县摩哈苴村发现了一部名为《哀牢夷雄列传》的手稿残本，作者为夏正寅。刘尧汉先生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整理，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哀牢夷雄列传》问世以后，引起了国内学者、特别是从事近代史学研究的学者的关注、重视和研究。人们似乎忽然发现，《哀牢夷雄列传》所记载的19世纪中叶云南哀牢山地区曾爆发过以彝族农民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于是，不断有研究者前往哀牢山地区，作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并发表了多篇论文阐述这一事件，还出版了《李文学起义》一书(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写组，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许多大、中学的历史教材，也增加了李文学起义的内容。                                   
    以彝族农民李文学为首的哀牢山各族农民大起义，是19世纪中叶在云南发生的重大事件。它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与云南杜文秀起义差不多同时的一次起义，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全国农民起义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起义延续了20年(公元1856—1876年)，起义过程中并建立了政权——蜜滴(今云南弥渡县牛街)帅府(公元1856—1874年)，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李文学起义高潮时期，其兵威所至，差不多达到半个云南。起义直接控制的区域，包括云南哀牢山上段、中段和下段的一部分，以及蒙乐、六诏山的一部分，据有现今南涧、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新平、元江、墨江等10个县的全部、大部或一部，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121达50多万，有彝、汉、回、哈尼、傈僳、白、傣、布朗、苗等族的群众参加起义队伍。起义者提出了“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口号，制定了“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的土地政策，执行“不别夷汉，汉夷固利’’的民族政策，贯彻“应援天国”的方针，重视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军事上数次以少胜多。虽然起义终为清军残酷镇压，但起义的主要将领皆不屈牺牲，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然而，自1980年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学术研究的进展，有学者对《哀牢夷雄列传》提出质疑，甚至否定李文学起义的存在。这样就引发了《哀牢夷雄列传》真伪之辨。这场争论延续至今，成为云南近代历史的第一个大谜团。
    关于《哀牢夷雄列传》真伪之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哀牢夷雄列传》作者夏正寅是否确有其人
    据调查，夏正寅是今南华县五顶山密高村长田寨(大青树村)人，后代尚存。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夏文学是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夏正寅年幼时跟随父亲读书，也参加田间劳动。稍长，夏正寅也成了乡村教师，17岁为“贡生”，人称“夏贡爷”。1856年夏正寅20岁时，李文学起义爆发，被邀为李文学起义军帅府幕友，担任相当于秘书的职务，直到1874年帅府失陷为止。起义失败后，夏正寅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在乡村任教。夏著《列传》成书于1884年，其他著作虽未发现，但在群众中还流传有一部分传说是夏正寅所写的对联和诗歌，其风格与《列传》近似。在《镇南州志》的采访人员名单中即列有夏正寅之名，但一个李文学起义帅府的幕友(秘书)竟能在十多年后以廪生身份参加州志工作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夏氏的其他手迹可与《列传》相印证。《列传》原稿中错字、讹字较多，令人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清廪生之手。所以，《列传》乃别人托名之伪作，也是极有可能的。
    不过，《列传》一书从其内容来看，著者始终站在农民起义军的立场来歌颂李文学起义，分析夏正寅的生平，可以看出其思想状况的一致性。《列传》的文字水平，与夏正寅的文化程度也较吻合。至于有错字、讹字，那是难免的，也不排除缺乏校对或校对错误造成。另外，同名之人甚多，《镇南州志》中的夏正寅与《列传》作者夏正寅是否同一人，还可再考。

  2．如何看待《列传》记载的“独家之言”和部分失误
    《列传》“独家之言”较多，许多都得不到印证；记载中失误亦较多，包括时间、事件、人物等的记载都有失误。这些不应有的失误，导致不少人怀疑《列传》的真实性，甚至认为它就是伪造的。
    关于时间的失误。《列传》记载，杜文秀起义军攻占大理的时间为1856年初，但据其他资料，包括清廷存档以及地方人士的回忆，应是1856年9月。起义军与清军发生的重大战役“红岩战役”，《列传》记载的时间是1856年6月，而清廷则记载为1857年春。
    关于人物记载的失误。《列传》对清军将领张宗久、尉迟昌玉的记述及其被打死的时间，与清廷记载出入较大。而清军将领的情况，清廷应当是清楚的，记载应是准确的。同时，《列传》对起义军重要人物的记载，亦有疑问。如王泰阶与李学东，此两人在《列传》中居重要地位，可说是李文学的左膀右臂，且是原太平天国起义者，但清廷记载却只字未提，在太平天国文献中也查不到此二人的任何情况。
    关于事件记载的失误。《列传》记载，1856年6月杜文秀与李文学在大理会见，杜即委派李为“大司藩”。这也与杜文秀委派十八大司的情况不相符合，李被杜委为大司藩一事得不到印证，颇值得怀疑。《列传》记载起义军与清军发生的重大战役，如红岩战役、九夹战役，情节都夸大了。《列传》说在红岩战役中，清军死伤达1．2万人，是清军投入战斗2万余人的一半；说九夹战役中，清军亦投入2万人之多，死伤惨重。考察现今红岩和九夹的地形，是不可能同
时容纳这么多人进行战斗的。
    但细察《列传》，其中虽有部分失误和失实，大部分仍可以从调查材料和文物资料中得到证实，其中一部分也找到了文字材料的旁证。因此，有学者认为《列传》的“独家之言”，并不是它的缺点，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夏正寅从始至终都身居起义领导的中心，他对起义军将领、人物比较熟悉，记载有血有肉，详细具体，正是《列传》可贵之处。反之，他对清方将领则不熟悉，记载失误难以避免，也不奇怪。如果仅据清廷记载就全盘否定《列传》，也是不足取的。
    《列传》提及起义军将领副将军以上20多人，除王泰阶、李学东不是哀牢山区的人以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能在今天哀牢山区找到他们的籍贯，有的人后裔尚存。在他们生活过的村庄里，还有许多关于他们英雄事迹的传说。至于王泰阶、李学东二人虽未找到他们的后裔，也缺乏别的文字记载，但我们却能从哀牢山区后来大大小小数十个“大司庙”中找到关于他们的石刻、木刻和塑像。这不能不说是重要证据。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列传》记载的上百个大小地名，其中相当一部分小村落地名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现通过实地调查，几乎全部核实无误(少数地名还是100多年前的旧名称)。而且涉及起义军的重要地址、营盘和战场，相当一部至今尚有遗址、遗迹可寻。至于起义军使用过的武器和工具，如刀、矛、枪、叉、锄、犁以及铅丸等，不仅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附近群众家中也屡见不鲜。
    今天，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城40多公里处的牛街(原蜜滴帅府所在地)瓦卢村后山的天生营(李文学誓师起义处)，树立着一块“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纪念碑”，它还被确定为云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学术争论并没有完全结束，谜团也未能完全解开。《哀牢夷雄列传》确有再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