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验方》序言：实践出真知

继《彝医揽要》出版之后，王正坤先生又完成了《彝族验方》的编著。前者论道，本书说器，可谓颇为珍贵。

民族医药是指在该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它对疾病以及疾病的发生、转归乃至验方、药材的理念完全基于该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条件，它的发生和发展完全是为了满足民族生存的需要，只要民族存在，民族医药就必然存在。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间有不少民族拥有自己的医学体系，每种医学体系面对的都是生老病死，所秉承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责任都是均等的，显然，各种医学体系都是等价的。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76年就把传统医药发展列入工作日程，作为中国传统医药组成部分的民族医药自然也是世界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医药也是世界医药，不难看出《彝族验方》无论是内容或是结构都力图体现这一认知。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较为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彝人创造了古彝文。新华社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则通讯，称：“古彝文不仅与汉文有同源关系，而且是汉文的源头之一。”古彝文的产生为承载和传播彝族哲学思想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用彝文书写的有关本民族的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医药、农技、工艺、礼俗、宗教等内容的典籍相继问世，极大地丰富了彝族文化，可惜的是由于明代洪武年间和清朝咸同年间的当权者对彝族文化的无情摧残，目前，除北京、天津、台北等地以及英、美、法、日等国图书馆藏有部分外，省内仅存900余部。从这些古彝文典籍的字里行间，我们依旧可以看出彝族医药自古以来就是彝族保健养生，防病治病，优生优育，庇佑民族兴旺，维系公众安全，保护劳动力的社会公益资源。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原本单一的彝族文化到了大理国后期渗入了从印度次大陆传入的佛教文化成分，中原的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也不断向西南推进，从而使彝族文化逐步发生着变异，组成彝族文化重要部分的彝医药理论在彝族文化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趋势下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这就是有学者指出“南诏大理国医药学并不完全是中医理论体系，它还融汇了一些本地医学及印度佛教医学甚至波斯医学的概念”的缘由。应该说这是事物本身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本能的进化，原本是一件好事，因为进化的结果丰富和扩展了彝医药，无论是理论表述或者是实际运用都明显地缩短了与其他民族医药的间距，方便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流通。但是，瑕瑜互见，这种进化同时也增大了人们对彝医药本源的认知难度，甚至导致一部分人对彝医药产生误解。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我们一定要全面地、系统地去考证历史，客观地、公道地认知彝医药在彝族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确地、负责地评价作为公益资源的彝医药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为此，不妨费些笔墨以云南省内诸多彝族世居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玉溪为例，简要地回顾一下彝族赖以繁衍生息的医药发展史吧！玉溪境内的考古证实：距今1.5万年前玉溪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彝族能从远古一代接一代地走到今天，固然有诸多社会因素，但是彝医药的作用显然是不能低估的。彝文古籍《哦姆支杰察》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荒古的年代，世上的人们，有病不会医，病了会哼哼。我们的祖先，有英成什诺，上山采百草，尝遍苦酸辛。”这段话不是神话。是彝族祖先寻找防治疾病，战胜瘟疫所需物质的真实写照，这个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大家都明白，在彝族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尝百草”的不可能只有英成什诺一人，彝文文献记载的杨广和、此苏维录巴、申姐哗巴、巴桑努巴、涅别奴巴等都是彝医药的亲身实践者，他们对彝医药的发展和创新都起到过作用。唐朝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通海人杨广和，在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府中行医“著有医药书八卷，详记药性、色、形、味、配方、忌解，百数提炼丹丸”；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通海人沈育柏创制了拨云眼药锭和拨云复光散；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江川人侯万春之妻格勒婆创制了黑药（济世丹）、紫薇膏；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江川人王万禄创制了万应膏（无敌膏）；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峨山人彭寂宽（聂耳之母）把开设在玉溪的“成春堂”迁到昆明，出售玉溪乡土药材；民国初期（1914年），江川人曲焕章研制出了百宝丹（云南白药），等等。而中医药之传入玉溪，见于史料者为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至于有正式的中医机构那是1952年的事，即玉溪中心卫生院的中医科（全科只有中医1人，中药药剂员1人）。西药之于玉溪是清朝光绪末年（1908年），即旅居玉溪的外籍传教士自备的一些“西洋药片”，直至1939年2月国立中山大学因战事所迫，迁至澄江，其附属医院接待民众诊疗，玉溪境内始有西医。按史实推算，乡土医杨广和在玉溪境内行医的时间比中医传入玉溪早七百多年，比西医出现在玉溪早一千多年。事实证明，在已往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彝族人是靠乡土医药战胜疾病病痛，保障身体健康，促进民族繁衍的，直至今天，彝医药依然是彝族地区的主要卫生资源。从上述史实中，我们似乎触摸到了玉溪境内传统医药和现代医药发展的轨迹，举一反三，不难评估彝医药在整个彝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了。

王正坤先生少年时就随乡医学习乡土医药。1955年起先后在彝族聚居的宁蒗县、盐边县、宣威县、威宁县及楚雄、玉溪、红河等地的彝族地区随彝医学习彝医药，并长期扎根在基层，发掘出了一批彝文医药文献，收集到了不少彝医药口碑资料，多次参与彝区地产药材资源普查。这些验方是他半个多世纪执着求索的结果。王正坤先生勇于实践，求真务实，励志图强，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本《彝族验方》充分运用彝医理论和西医理论，将彝医与西医对疾病的认识紧密结合，使彝医的病因、病症，彝族验方，组方原则与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多学科融会贯通，体现了多元医学互为补充的理念，很有实用价值，是一本难得的民族医学临床用药指南。

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大对民族医药事业的投入，保护、扶持和发展民族医药学。”云南的一些民族自治州县，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应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经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第五十二条就明确规定：“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彝医、傣医和其它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应用，保护和开发药材资源。”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在规范农村中医药管理和服务的基础上，允许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随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乡村民族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民族草药的管理参照上述执行。”凡此，不仅是保护和发展民族医药的重要保证，也是继承和应用民族医药的根本依据。希望同仁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本着求实、求真的精神，在发掘、整理和应用彝医药的社会实践中努力贡献自己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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