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会议综述四
论坛六：“社会结构”
野本 敬（ Nomoto Takashi ， 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认为，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民族史中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把视角集中在当地土司社会与中央控制体制之间的对立关系方面的探讨。在彝族改土归流的问题上，作者从彝族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被以前的研究所忽视，即土司地区社会内部的变化。土司的汉化、土司领地属民成分构成的变化也是造成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他以滇东北彝族土司社会为关注点，试图通过对当地社会变迁的阐析来提示导致该地区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具体分析引起当地社会变迁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发言论及近年来凉山地区家支活动的复兴问题。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将其视为彝族传统的复兴，即一个顽固的彝族传统经过复杂的社会改革却总是难以消解。而他则认为要将家支活动放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因为复兴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延续，而是凉山地区彝族的过去与现在发生对话的过程，是一种对话的产物和杂揉。
马林英（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认为，参与式农村发展作为开展农村发展项目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扩展至中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从事农村发展工作者所了解和认同。 2000 年至 2003 年，她作为从事彝族农村性别与发展的研究人员，主持了在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西堰村实施的 “ 四川凉山彝族 10 户贫困妇女参与功能性脱盲脱贫的试点 ” 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采取了参与式性别与发展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我国彝族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司佩姬（ Margaret Byrne Swai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妇女资源与研究中心）以 马学良 先生关于毕摩仪式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核心的论断为出发点，对五位不同背景的彝族女性进行了分析，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彝族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是如何性别化的？女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相对男性而言具有何种地位？女性文化精英和仪式从业者对于毕摩的文化实践是否构成补充作用？彝族传统和族群文化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性别化和评价过程？她认为在探讨彝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里面也是有性别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当中两性的贡献，以及两性间未来的发展潜力。
论坛七：“经济发展和教育”
卢敏（ Tami Blumenfield,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在变，目前政策鼓励本土教材以及传统知识进入小学课程。但是，少部分学校按照政策的变化改变过自己的教学习惯和内容。她谈论了已经开始利用本土教育的两个少数民族社区：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的羊圈村（彝族）和云南省小凉山的泸沽湖地区 （主要为摩梭人）。通过接待四川的、欧洲的、台湾的、美国的朋友，羊圈小学开始用美术和作文两种方式把地方环境知识带进学校。泸沽湖的摩梭人，通过几年强烈的旅游经验，重新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编了一本摩梭传统知识的课本。她探讨了传统环境知识 (TEK) 、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语言课相整合的可能性，并以外来者的角度分析了外来者对这两个地点，学校，和课程的影响，特别是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关系。
韦安多（西昌学院彝族文化艺术研究所）考虑的是宏观上教育的变化。他认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聚居区老九县，政府要依靠主体民族自身力量，因地制宜地建立“教育特区”体系。尤其在普九义务教育中，要坚持“一师一校”和“寄宿制”相结合的方法，在教学大纲上要增加《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和《彝族习惯法》等彝族历史文化经典内容。在老九县经济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凉山的宝贵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在荒山荒地种树植草发挥彝族自古责山善养牛、羊、鸡的传统。政府要采用“逆向”向荒山荒地移民，降低开发的门槛，提供无偿资金和技术，使彝族人民有肉吃、有羊毛用，走一条富民强村，富村强镇，富镇强县，富县强州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
托马斯 ? 海贝勒（ Thomas Heberer,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通过彝汉企业家的对比研究来看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他认为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削弱了家支的作用，但民族认同又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他对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提出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市场力量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逐渐减小。其次，企业家在他们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现代性的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他还认为，在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划分界线是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表达方式。托 马斯 教授的贡献就在于将市场和民族意识相结合，为民族认同理论增加了新的视野。
李永祥（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通过云南省哀牢山区腊鲁彝族核桃坪村的生态环境研究，指出彝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他强调国家权力和环境变迁对于彝族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关注于国家主义的理论，因为新自由主义完全靠市场来调节的理论在边缘的彝族乡村并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教育投资、医疗和社会保障，并且能保证以农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运行。
刘绍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探讨了彝族诺苏农村集市对彝族经济理念、时间和空间建构的影响，以及农村集市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市集原本是主流汉族社会的概念， 1980 年代中期引入彝族乡村地区，称之为 “ 自由市场 ” ，经过二十年的变化，赶场已改变了当代彝族的日常生活。他提出凉山彝区的赶场研究有助于了解传统彝族习惯与新经济制度的结合情形。
论坛八：“彝学研究视野”
巴莫阿依（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认为，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仪式医疗活动在大小凉山彝族山村仍很活跃。她根据田野调查
野本 敬（ Nomoto Takashi ， 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认为，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民族史中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把视角集中在当地土司社会与中央控制体制之间的对立关系方面的探讨。在彝族改土归流的问题上，作者从彝族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被以前的研究所忽视，即土司地区社会内部的变化。土司的汉化、土司领地属民成分构成的变化也是造成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他以滇东北彝族土司社会为关注点，试图通过对当地社会变迁的阐析来提示导致该地区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具体分析引起当地社会变迁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发言论及近年来凉山地区家支活动的复兴问题。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将其视为彝族传统的复兴，即一个顽固的彝族传统经过复杂的社会改革却总是难以消解。而他则认为要将家支活动放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因为复兴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延续，而是凉山地区彝族的过去与现在发生对话的过程，是一种对话的产物和杂揉。
马林英（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认为，参与式农村发展作为开展农村发展项目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扩展至中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从事农村发展工作者所了解和认同。 2000 年至 2003 年，她作为从事彝族农村性别与发展的研究人员，主持了在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西堰村实施的 “ 四川凉山彝族 10 户贫困妇女参与功能性脱盲脱贫的试点 ” 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采取了参与式性别与发展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我国彝族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司佩姬（ Margaret Byrne Swai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妇女资源与研究中心）以 马学良 先生关于毕摩仪式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核心的论断为出发点，对五位不同背景的彝族女性进行了分析，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彝族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是如何性别化的？女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相对男性而言具有何种地位？女性文化精英和仪式从业者对于毕摩的文化实践是否构成补充作用？彝族传统和族群文化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性别化和评价过程？她认为在探讨彝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里面也是有性别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当中两性的贡献，以及两性间未来的发展潜力。
论坛七：“经济发展和教育”
卢敏（ Tami Blumenfield,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在变，目前政策鼓励本土教材以及传统知识进入小学课程。但是，少部分学校按照政策的变化改变过自己的教学习惯和内容。她谈论了已经开始利用本土教育的两个少数民族社区：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的羊圈村（彝族）和云南省小凉山的泸沽湖地区 （主要为摩梭人）。通过接待四川的、欧洲的、台湾的、美国的朋友，羊圈小学开始用美术和作文两种方式把地方环境知识带进学校。泸沽湖的摩梭人，通过几年强烈的旅游经验，重新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编了一本摩梭传统知识的课本。她探讨了传统环境知识 (TEK) 、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语言课相整合的可能性，并以外来者的角度分析了外来者对这两个地点，学校，和课程的影响，特别是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关系。
韦安多（西昌学院彝族文化艺术研究所）考虑的是宏观上教育的变化。他认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聚居区老九县，政府要依靠主体民族自身力量，因地制宜地建立“教育特区”体系。尤其在普九义务教育中，要坚持“一师一校”和“寄宿制”相结合的方法，在教学大纲上要增加《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和《彝族习惯法》等彝族历史文化经典内容。在老九县经济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凉山的宝贵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在荒山荒地种树植草发挥彝族自古责山善养牛、羊、鸡的传统。政府要采用“逆向”向荒山荒地移民，降低开发的门槛，提供无偿资金和技术，使彝族人民有肉吃、有羊毛用，走一条富民强村，富村强镇，富镇强县，富县强州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
托马斯 ? 海贝勒（ Thomas Heberer,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通过彝汉企业家的对比研究来看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他认为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削弱了家支的作用，但民族认同又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他对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提出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市场力量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逐渐减小。其次，企业家在他们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现代性的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他还认为，在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划分界线是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表达方式。托 马斯 教授的贡献就在于将市场和民族意识相结合，为民族认同理论增加了新的视野。
李永祥（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通过云南省哀牢山区腊鲁彝族核桃坪村的生态环境研究，指出彝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他强调国家权力和环境变迁对于彝族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关注于国家主义的理论，因为新自由主义完全靠市场来调节的理论在边缘的彝族乡村并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教育投资、医疗和社会保障，并且能保证以农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运行。
刘绍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探讨了彝族诺苏农村集市对彝族经济理念、时间和空间建构的影响，以及农村集市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市集原本是主流汉族社会的概念， 1980 年代中期引入彝族乡村地区，称之为 “ 自由市场 ” ，经过二十年的变化，赶场已改变了当代彝族的日常生活。他提出凉山彝区的赶场研究有助于了解传统彝族习惯与新经济制度的结合情形。
论坛八：“彝学研究视野”
巴莫阿依（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认为，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仪式医疗活动在大小凉山彝族山村仍很活跃。她根据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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