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村落里，每当人们听到毕摩颂念庄严而哀伤的《送魂经》时，就意味着这里有一个人永远离开了他的亲人。在彝族的丧葬习俗中，请毕摩超度亡魂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等到所有的法事活动结束后，亲属们就会将死者的尸体火化。他们从来不拣拾骨灰。因此，在彝族的村子里是没有坟墓的。
然而，我们却在彝族聚居的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两百多座巨大的石墓。这种丧葬形式和彝族的风俗截然不同。是什么人修建了这些数量众多而且巨大的石墓呢？这些人如果不是当地的彝族，又会是谁呢？今年七十五岁的曲比果果老人，是一位彝族毕摩。在彝族人的生活中，毕摩既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又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彝族人认为，一个人除了身躯以外，还有一个灵魂。而且，灵魂是永生不灭的。当一个人的躯体死后，如果他的灵魂不经过“送魂”仪式，就无法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就会烦躁不安，甚至会给活着的人带来灾难。因此，每当村子里有人过世，曲比果果老人就会被请去念《送魂经》以超度亡魂。
千百年来，毕摩就是用这样的仪式将死者的亡魂送到昭觉，经布施、金阳，然后渡过金沙江，到云南永善，最后到达目的地——莫木蒲姑。在彝语里，莫木蒲姑的意思就是祖先居住的地方。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大约在东汉、两晋时期，彝族就是沿着《送魂经》里描述的路线，迁徙到四川凉山地区的。可见，这里的彝族并不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居民。在东汉、两晋之前，是什么人居住在这里？会不会就是那些早于彝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修建了这些巨大的石墓呢？
在众多历史典籍的记载中，濮人是一支生活在四川省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在学术界，专家们将濮人也称作邛人。据《史记》中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意思是说，在云南的北面，有十多个少数民族部落。早在东汉以前，一支被人们称作邛人的部落就已经在今天的西昌建立邛都，成为当时四川省南部众多少数民族部落中管辖范围和势力最大的一支部落。邛人是一支生活在战国至东汉时期的民族，他们在安宁河生活了长达五百多年。和两晋时期才迁徙而来的彝族相比，邛人更早的生活在安宁河流域。这些石墓难道就是邛人建造的吗？
距离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三十公里处的阿七乡桂花村，是一个汉族聚居的乡村。在这里，流传着另外一种有关石墓主人的传说。在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叫月鲁的人。月鲁个子高大，力大无比。即使他剪手指甲、掉根头发，都要用很大的石块给这些东西砌个坟墓。村子里的人们就把这些石墓叫作月鲁坟。
翻开《西昌志》，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里确实有个叫作月鲁的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也就是1380年。月鲁在西昌揭竿而起，自立为王。然而，仅仅在几个月后，月鲁的起义就被明朝的大军镇压了。生活在战国至东汉时期的邛人和明朝初年的月鲁，二者相差的时间长达一千三百多年！这些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石墓的真正主人，究竟是邛人，还是月鲁呢？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考古学界就开始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安宁河流域的石墓进行考古发掘。在数次的考古研究中，学者对石墓进行了断代，认为安宁河流域的石墓修建于战国至东汉的五百年时间里。显然，石墓的主人不可能是明朝时期的月鲁王，而是同一时期生活在这里的邛人！
近三十年对石墓的考古研究，使人们对这些由巨石搭建起的墓穴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石墓的分布非常有特点。它们的建造既不在高山上，也不在安宁河河畔，而是通常建在山脚下。石墓是由两侧高高耸立的墓墙、人工平整过的墓底和相对平整的墓顶石三部分组成。这些石墓大都是用巨大的石块砌成，最重的可达十多吨。然而在安宁河流域附近，人们却并没有发现类似的巨石，这些巨石是从何处运送而来的呢？
全长三百五十一公里的安宁河，东岸是连绵起伏的大凉山，西面则是波涛滚滚的雅砻江。安宁河流域地处地质断裂带。在数万年的地质运动中，东面的大凉山不断的升高，安宁河的河道便往西偏移。数次的河流走向冲毁了靠近河边的石墓，留下了距离河道较远的石墓。安宁河流域东西距离最长为十八至二十公里，但是东西两地石材的质地却是截然不同。东岸大凉山的石材以红砂石为主，这种石材具有细、软的特点。靠近雅砻江的石材主要是花岗岩，花岗岩是一种比较坚硬的石材，它的比重高达一比五以上。也就是说，面积为一平方米的花岗岩就有五吨以上的重量。而石墓的石材则正好是这种比重较大的花岗岩。但是，从安宁河西岸搬运这些重达数吨的巨石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缺乏先进科学仪器的一千年前，邛人是如何运输这些巨大的石块的？这些巨大的墓葬又是如何建造的呢？
从外观上看，这些石墓无一例外的修建为蝌蚪的形状，有一条狭长而前高后低的“尾巴”。这样整个石墓就形成了一个缓缓的斜坡。我们推测，就是这个形似蝌蚪“尾巴”的斜坡，为墓顶石的搬运和搭建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但是，这仅仅能让人们推断墓顶石是如何垒砌到大约一米左右高的墓墙上的。这些数量众多的石块是如何从河床上搬运而来的？邛人又是如何将它们垒砌成墓？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毫无疑问的是，建造这些由巨大石块垒砌而成的墓穴，对于生活在一千年前的邛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能要花上几十年甚至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邛人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心血搬运这些巨石，并建造这样的墓穴呢？
石墓里尸骸的埋葬形式是典型的二次葬。二次葬是古代一部分部落采用的丧葬习俗。当一个人过世后，亲属们便抛尸荒野。等到尸体腐烂后，再拾骨埋葬。邛人用二次葬的方式，将家族成员埋葬在同一个巨石墓穴中的习俗，和大石崇拜非常的类似。古代的人类大都以岩洞为居所，因此，他们就有着对生存环境的自然崇拜。甚至一部分原始部落认为自己就是从岩石里诞生出来的，这便形成了大石崇拜这一特殊的信仰。而邛人之所以这样不辞辛劳的建造巨石墓葬，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支有着巨石崇拜的民族。
然而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邛人，给后人留下的仅仅只有这些巨大的石墓。有关他们更多的情况，人们却知人是一支怎样的民族？我们能否还原出这支生活在一千年以前的部落所特有的生产、生活图景呢？在《史记》中，仅有一句“此皆椎髻”描述了邛人的装扮特征。就是说，邛人把头发梳理成椎一样形状。在历年来对石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发簪等装饰物，这些似乎向人们印证了邛人“皆椎髻”的装扮特征。但是，邛人这支在安宁河流域生活长达五百多年的部落还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习俗呢？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件在2005年出土于石墓的发辫状麻线编制物。每一条发辫由五根细麻绳组成。考古学家推测它的功能应该是用于装饰头发的。这件在国内极为罕见的出土文物又在向人们透露着什么样的讯息呢？
距离西昌市四十五公里处的抢矿村，是一个海拔在一千五百米左右的彝族村庄。这里的人们至今沿袭着祖辈们流传下来的生活习俗。而彝族男子蓄长发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彝语称长发为俄比，也叫天菩萨。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出土于石墓中的发辫状麻线编制物。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彝族男子从小就要蓄长发，他们认为天菩萨是吉祥之物，不仅有着驱魔镇邪的作用，而且还能延年益寿，因此不能随意修剪。成年男子的天菩萨最长的可达三至四米，最重的可达十斤以上。在彝族人看来，天菩萨是男子汉灵魂的藏身之地。绝对不准任何人触摸，是神圣不可亵渎的。
彝族的天菩萨从来不用麻线捆扎或装饰。而且从形态上看，彝族男子的天菩萨是不能随意缠在一起，必须要盘在头顶上的。这和石墓中出土的发辫状麻线编制物完全不一样。仅仅依靠从石墓出土的装饰物，我们很难复原邛人这支生活在一千年以前的部落。我们还能找到更多有关邛人生产、生活习俗的蛛丝马迹吗？
距离西昌市三十公里处的黄水乡，分布着七座保存完整的石墓。2003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联合对黄水乡大石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历时五十一天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在这些器具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抽象的植物图案，充分展现了邛人朴素的审美观念。而出土的青铜器具，则主要是装饰物，而且几乎没有兵器的出现。可见，邛人的冶炼业并不发达，金属制品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得十分的珍贵。同时也说明，在邛人生活的五百多年里，并没有太多的战争，他们过着安宁的生活。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一件青铜铸造的镰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样一件在农耕时使用的工具，能否说明邛人就是一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呢？
千年的岁月变迁，安宁河奔腾不息，冲刷出一个七百平方公里的河谷平原地带。在四川省，安宁河平原的面积仅次于成都平原。在群山环绕下的安宁河流域，常年日照充足、雨量适中、无霜期长，这种自然条件非常适合人类进行农作生产。因此，这里自古就有川西南粮仓的美誉。然而在一千年前，四川省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大都以狩猎为生。难道这一时期的邛人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是一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了吗？刘弘先生从事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几乎每天都和这些出土文物打交道。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丰饶的物产，使邛人这支部落得以迅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四川省西南十多个民族部落中势力最为强大的。然而，在众多的史籍中，有关邛人的记载自东汉以后几乎没有了。这支曾经叱咤一方的部落到哪里去了？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呢？
把石墓称作濮苏乌乌，认为石墓的主人是濮人，这在彝族人的生活中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在彝语中，“濮苏乌乌”中的“濮”是奴隶的意思。“乌乌”是石头房子的意思。也就是说“濮苏乌乌”就是奴隶的石头房子。这是否在暗示着我们，在邛人和彝族之间的战争中，邛人被打败了，并且成为了俘虏呢？
据《西昌志》的记载，东汉汉武帝时期。一个叫长贵的邛人杀死了由中央政权任命的西昌地方官员，自封为邛谷王。东汉建武十九年，也就是公元43年。长贵再次反叛，但是不久长贵率领的邛人军队就被东汉大军镇压。从那以后，有关邛人的记载在各种史籍中便消失了踪影，安宁河流域的石墓也再没有人建造。我们由此推测，被镇压后的邛人，有的逃亡，有的成为了俘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邛人这支曾经创造过无数奇迹的部落也许渐渐融合到了其他的民族之中。
直到今天，当人们来到凉山彝族村落里。热情的彝族同胞总会用酒壶盛满佳酿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使用的这一酒壶和邛人石墓中出土的一些器具极为相似。考古学家将壶身倒水的部位称之为“流”，把这种器具称为“带流壶”。带流壶是陶制的，壶身呈圆形。而彝族人家的酒壶是木制的，壶身呈扁形。我们能否认为彝族人家的酒壶和“带流壶”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能否认为这两件在外观上极为相似的器具，就是证明邛人在战乱后融入到其他民族的有力佐证呢？
然而，千年的历史变迁，很难让人们从中寻找到任何的线索。那一件件出土文物，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幅生活在两千年前的邛人部落富庶文明的生活图景。那两百多座由一块块巨石垒砌而成的奇迹，留下了一个个辉煌的印记，带领着人们穿越千年的尘雾，去探寻那段远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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