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生（石林县史志办公室）按语：法国天主教邓明德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政界、学界、民间长期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并成为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桩重大学案。1951年7月22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的一纸批示，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下发动全院科学家写检讨的写检讨，写认识的写认识，并结集在《科学通报》专题刊登，成为一场讨论科学与政治的重大活动，并以白纸黑字和科学的精神在历史中定格。本人在此转发张晓琼教授评价邓明德文集的文章一篇，有助于对中国历史和石林历史文化的认识。

保禄•维亚尔(PaulVial)何许人也？他与百年前的云南彝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由黄建明、燕汉生编译、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保禄•维亚尔文集——百年前的云南彝族》所要回答的问题。

面对显得陌生的名字，带着些许的疑惑，展读《保禄•维亚尔文集》，很快即被书中所描绘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彝族中撒尼人、阿细人以及苗、瑶等民族社会的情景所吸引，忍不住一口气读到底。阅后遐思，深感此书难得，无论是就其宗教、历史还是民族文化风俗方面，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首先，就宗教方面而言，保禄•维亚尔之名虽然令人感到有些陌生，但另一个“富有中国儒家文化特点”的名字邓明德，对于老一辈的云南人或对云南宗教史有所了解和研究的人士也许会唤起一些记忆。据本书前言及书中所附《云南传教士维亚尔先生传略》所记，保禄•维亚尔于1855年生于法国，不足13岁便考入法国亚威龙传教学校学习，1876年入法国外放传教会神学院学习，三年后晋升司铎，1879年派赴云南传教，1917年12月殁于云南青山口。这样的人生经历表明，维亚尔自幼即接受了基督教的正统教育，21年的宗教灌输与意识培养，形成了维亚尔强烈的宗教献身精神和对宗教的浓厚感情。而在他出生长成的这一段时间，正处于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相互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云南成为法国的主要占取目标。作为“殖民主义急先锋”的传教士，成为法国侵占云南、企图将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主教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门户大开的机会，再次恢复设立了云南教区，由法国神父袁若瑟(J. Ponsot)担任主教。主教公署设于盐津龙启，并在19世纪60年代后南下昆明，以昆明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主教座堂也由龙启迁往昆明。与此同时，由于越南战事吃紧，大批传教士伴随着侵略军的炮声一路北来进入云南，奠定了天主教在云南发展的基础。天主教在云南“南下北上、西进东联”的扩展战略，使云南的天主教势力迅速膨胀，形成了天主教在云南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第一次发展高潮。维亚尔正是以此为背景，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维亚尔于1880年抵达云南后，先在盐津龙启受传教训练及学习汉语。经过5、6个月的学习和培训之后，他被派往大理的漾濞县协助特拉斯神父传教，5年后调至嵩明的得泽村继续职业传教士工作。然而初到中国的头5年并没有使维亚尔的传教工作显示出有何与众不同，更多的是对其“耐心”的考验和“奔忙”、“劳累”的忍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路南彝族撒尼人的相遇，使他对这些“善良、朴实、羞涩”的村民不仅产生了好奇，而且立即萌发了向他们传教的意念，长期得不到释放的宗教热情开始迸发，于是他在接近撒尼人的天生关村租房居住，不久干脆移居“除了个别家庭外”都属于撒尼部落的路美邑村，以此为中心向撒尼彝区开始了富有创造性的传教生涯，并因此建树了他作为传教士的“辉煌业绩”而史册留名。从1888年至1895年之间，他在撒尼彝区先后建立了9个教会组织，建盖教堂，使路南县成为当时云南省境内教堂最多的一个县(有9座)；建立学校，为该地区培养了一批撒尼、阿细传教士及文化人；以法文注音符号为撒尼语注音，借用法语拼音的原理，统一了对天主的称谓与理解，创制撒尼文字字模，规范原有的彝族文字，编写《法罗词曲》及《纳多库瑟》(彝文圣经问答)助其传教。在他的努力下，当地信教人数迅速增长，“据说，当时信教的户数在三分之二以上。”然而也因其传教“业绩辉煌”而使教徒凭借教会势力而无视公法，侵占他人田产，而维亚尔竟偏袒教徒，置中国法律于不顾，干涉州衙执行公务，酿成轰动一时的“路南教案”。由维亚尔之传教“成就”及对当时中国政府之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撒尼人的推崇与赞扬是与对以中国官府为代表的汉文化的轻视与偏见相对应的，这实际上是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在处理天主教部分传教士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干预诉讼而引发的教案中，大多态度较为强硬，据理维护国家尊严而使传教士深怀忌恨而致；撒尼人则纯朴、善良，由于易于“雕塑”即易于接受其宣传而萌生好感。这种感情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中几乎都有着近乎直白的表述。维亚尔在撒尼人居住的地方，找到了他终身的归宿，1917年他病逝在石林青山口，根据其遗嘱安葬在撒尼人居住的中心地带——尾则。

《文集》所收录的维亚尔在云南彝区撒尼人中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表现了近代天主教传入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一段真实历史，从中不难看出天主教较为强烈的殖民性质，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实践中对传教方式和传教策略的调整，同时也可以窥见当时清政府与传教士及其保护国的关系、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与剥削如何成为传教士加以利用的武器，这一切如何构成了具有与内地显著不同的西方宗教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特征等等，这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天主教在云南传教史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收集、翻译整整持续了20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初，编译者之一黄建明先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云南石林获得保禄•维亚尔编写的《法罗词曲》及《纳多库瑟》(彝文圣经问答)后，即开始翻译这两份资料，同时留意着保禄•维亚尔的其他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加州大学的司佩姬博士把从各地收集到的维亚尔的其他作品赠送给了黄建明先生；90年代末期两位译者借到法国访问或工作之机，又先后从巴黎天主教外放总部档案馆查回多篇维亚尔的作品。这样历经20年、分别从不同的国度收集到了《文集》的全部资料。经过译者的努力，《文集》终于在21世纪初与广大读者见面。《保禄•维亚尔文集》为云南天主教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了直接、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对云南天主教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近代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

尽管《文集》中充满了强烈的宗教狂热和明显自我夸耀的成就感，但大量的有关18世纪末20世纪初撒尼人社会文化的记述与考察，使《文集》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民族学与民族史价值的珍贵文献。“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和习俗”、“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维亚尔的云南来信”、“纳多库瑟”等文中，对撒尼人的社会概貌、家庭、婚姻、恋爱、姓氏、宗教、服饰、丧葬、文学和诗歌、音乐和舞蹈、竞技和体育、村社的管理与权利、创世神话与祖先谱系等几乎涉及到撒尼人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或多或少、程度不等的记录和描述。虽然这些记录与描述难免欧洲人的偏见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也缺乏学者的严谨与理论，但正如“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一文的“序”所言：“本文并非按照欧洲比较语言学所要求的科学方法所做出的学术论文，故难以求全责备。但我认为维亚尔是第一个从事这类工作的传教士，其涉及方面虽有不足之处，却应引起与这一遥远国度的原始民族史有关的人士的重视。”所以这部《文集》对于云南撒尼人的研究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民族学与民族史资料，尤其是在这样几个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一是在以往的调查资料中“据说”由毕印斗读音，邓明德注音，编了一本《法夷字典》，《文集》中收录的“新书简介：第一部倮倮文词典”对这一“据说”提供了较为翔实的依据；二是以往撒尼人社会调查中提到的“邓明德用他和毕印斗创制的拼音文字，编过给教友读的问答小册子”，在《文集》中的“纳多库瑟”一文中，维亚尔就此事的整个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述，并言明这本“小册子”即“倮倮文教理书的名字是《RomaTibouve Kama NadoKouseu》,其意思是：《圣教教理问答书》。‘纳多库瑟’的意思即‘问答’，……”更为难得的是《文集》不仅通过这篇文章的收录而使有关这本“小册子”的情况明白无误，而且把这本名为《圣教教理问答书》的“小册子”全文收录辑于《文集》，并首次以彝文、国际音标、汉语对应词、汉译名四种对应方式全文翻译，使《文集》更具学术价值。三是《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除了对撒尼人的社会文化等等有所描述外，还展示了撒尼人社会在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所产生的变化及天主教传入后其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迁，这方面的情况虽然没有专章论述，但在不同文章的字里行间依然有所表现，这是研究土著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碰撞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依据，为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宗教文化的进入而引起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及各民族相互关系的变化这一尚未多方位展开的研究领域无疑提供了新的资料与视角。除了上述对撒尼人社会各方面研究的重要价值外，《文集》所收录的一些文章，如“回归的喜悦”、“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等文对当时云南南部及与云南接壤的越南、缅甸等国的民族及其分布、气候与地理、物产与建筑等方面也有所介绍，这也是研究当时云南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中文译者黄建明先生是出身石林的彝族学者，通晓彝语、彝文，熟悉撒尼历史文化。燕汉生先生精通法文，有在法国工作经历。他们所组成的最佳翻译搭挡，使《文集》无论在彝文与法语的翻译方面都堪称一流，从而使《文集》的学术价值更具可靠性和准确性。

保禄•维亚尔是最早来到石林并在这里长期居住的外国人，他也是把石林风景介绍到西方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撒尼文化的外国学者，对于推进规范彝文起到重要作用。本译著出版，不仅在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推动石林旅游事业发展，也一定会起到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