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转来陇永志先生《昭通彝族简史》书稿，托我作序。我何德何能，敢为此书赘言。但又想，这是一次学习彝族史的机会，我愿做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部彝族历史文献之花。

展卷阅读，感到这是一部全面介绍昭通彝族历史的好书。它史料翔实，论证清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阐幽发微，再现了昭通彝族古老而光辉的历史，是一部可读性很高的信史。兹就个人体会谈点心得：

1、内容广博，史料翔实

简史从昭通彝族族源、族称，历代王朝时期彝族先民的活动，民国时期彝族上层统治集团的形成，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全面描述了昭通彝族先民的活动轨迹。作者详征博引，除历史典籍外，有选择地采纳了省内外很多学者对彝族文化的研究成果，附录了昭通彝族文物、风俗资料。他客观公正、不囿于民族偏见。对彝文史料的使用，作者认为“彝族有自己古老的文字，有卷帙浩繁的古籍。但彝文史料无纪年依据，又多为神话和传说，其中不少是巫师用作迷信活动的记录。”因此他强调“运用彝文史料写彝族史，要审慎，不能把传说作为依据。”从此认识，批判了有的学者认为“彝族族源远在笃慕前三百代。”这比远古传说中炎帝、皇帝时代还要早，难以让人信服。可看出本书选用史料，都是经过作者认真考证分析的，决不是人云亦云的夸饰浮说。

2、缜密研究，论证清楚。

彝族文字、古籍，由于没有“书同文”，不同的地区之间，形、音、义，都有不同的差异和解释。在翻译中，译者汉文化水平的高低，也会产生一定的正误。所以，以讹传讹的现象，在所难免。本书作者有中国通史的史学知识，他精于民族学，民俗学，彝族文化、风俗知识。对彝族典籍缜密研究，认真分析，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如彝族族源，是研究彝族史的人必须接触的首要问题。诸家论证，聚讼纷纭。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认真考证，提出“夷越人的后裔”这一结论，具体说：“形成昭通及周边彝族的‘轴心’是来自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希慕遮的后裔仲牟由家族。”从社会发展看，民族融合的规律，人数少的民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多的民族。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规律，最主要的是经济文化低的民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民族，这个趋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阻。社会在前进，前进的民族列在前面，列在后面的民族自然要追上去，这是人力不能阻止也不能强迫的社会趋势。以希慕遮为首的这个“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共同体，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过征服、割据、扩张，希慕遮的后裔仲牟由家族形成发展为今天昭通彝族的先民，这是符合民族融合规律的。陇永志先生的昭通彝族为“夷越人的后裔”说，无疑是历史的验证，是颠仆不破的结论。

3、史德史才，公正严谨。

陇永志先生与我，分属两个县区，我们没有谋面，但神交已久。他的史德史才是使我钦佩的，我曾在《乌蒙彝族文化》期刊上读过他的文章。2002年3月，先生的大作“昭通彝族史话”文稿，寄给《昭通日报》社，报社编辑转来给我，要我提看法。我读后，由衷地感到史德公正，史才严谨。我告诉编辑“这是昭通写彝族史最客观公正的文稿”。在那批文稿中，关于解决彝族历史纪年的论述，尤为独到，他说：“今天，我们根据彝族父子连名测算和参考相关史料，以每代18-20年作为历史纪年，虽不如干支纪年，皇帝年号纪年和公元纪年那样准确，却是解决彝族历史无纪年的一个较切合实际的依据。比之史学界普通采用25年为一代计算，更为准确得多。”这个结论是陇先生参考《水西安氏世系》、《芒部陇氏世系》、《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世系》和南诏十三代君主父子连名谱系测算出来的。它比起研究彝族史的权威方国瑜、马曜等以25年或30年为一代的结论，更能符合彝族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可看出陇先生严谨的治史态度。

陇先生以公正的史笔，阐述了民国时期彝族统治集团对云南的建树，同时也给予评论，他说：“龙云、卢汉的人生旅途中，各自都有其过失。但爱国民主是他们的基本特点。可以说龙、卢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龙卢统治集团中彝族将领和官员的主导思想。”在本书“贤愚仁暴并存的彝族社会”一章中，作者说：“民国时期的昭通彝族‘贤愚异况’、‘仁暴异况’仍然十分鲜明。这类情况，主要表现在龙、卢、安、陇、禄、陆几大机组的亲属之中，或在他们部下、幕僚的亲属之中。这些人从军怕死，从政无能，却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得意忘形”。并列举了龙绳曾、龙筱云、陆介藩等事例。这是十分公正的史学观点，他不为民国时期的彝族统治集团隐晦，秉笔直书。

4、彝族是昭通的世居民族，在历代王朝时期，他们都在发展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唐、宋时期，彝族先民在这里发展了较为成熟的山地畜牧文化，形成了乌蛮七部落。元、明时期，这里进入了土司治理阶段，彝族先民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艰苦劳作，在畜牧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山地农业，吸取了众多民族文化中的先进举措，创造了以农牧结合为特点的芒部、乌蒙文明，各民族和睦相处。

民族和睦是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历史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但民族和睦必须以民族平等为前提，没有民族平等就不可能出现民族和睦的方面。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改善民族关系，以“和抚”的平等政策对待少数民族，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尊敬和拥护。彝族先民济火献粮通道，拥护蜀国政权，封为罗甸王，世长其地，使当时的滇东北地区呈现了政治形势稳定的局面。晋王朝建立后，南夷校尉王逊“专权威刑，鞭挞殊俗，征伐诸夷。”使滇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夷、汉莫不惶惧。”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明代，朱元璋有一件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故事。据《云南机务钞黄》载，征南将军平定东川、乌蒙后，向朝廷报功说，将东川牛羊收与军计羊3万牛1万；又乌蒙边上行收羊6千牛2千5百；至乌撒收牛羊5万；芒部牛羊4万。朱元璋闻报后责备说：“这般说呵，他那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处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诚，引将军去，弄坏了好地方。”于是饬令“将那大军踏坏的人口，头匹，纳差发还”。出榜安民，得到彝民的谅解，从而使明初乌蒙、芒部周边地区形势稳定。然而在清代乌蒙改土归流后，乌蒙总兵刘起元贪暴残忍，于是“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激起了乌蒙夷民的抗暴斗争。这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民族和睦的明鉴。昭通彝族史是昭通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读它，不了解昭通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而丰富的地方民族史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培养爱国爱乡高尚情操的精神食粮。当前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经济建设中，读一读昭通各族人民的奋斗历史，这是增强各族人民凝聚力，献身家乡建设的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陇永志先生《昭通彝族简史》的出版有其现实意义。

这部简史，文笔简练，叙述朴实。没有假话、大话、空话，更没有引用洋人的教条来吓唬中国人。我对彝族历史典籍知道太少，谈不出更多的子午卯酉。以上所述，有不妥之处，尚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