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贵州，在广西亦有少量分布，与云南接壤的国外几个国家也有少量的他称为“倮倮”的彝族居住。彝语分为6个方言区，各方言间彼此很难通话，犹如汉语南北方言之差别。彝文在历史上有许多的他称，有爨文、韪书、蝌蚪文、罗罗文（亦写为倮倮文或猓猓文）、毕摩文、夷字和解放后的彝文。自称方面，凉山彝族成为“[bu33ma33]”，云南和贵州彝族的称谓大同小异，称[si33]或[su33]。对彝文的起源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彝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彝文是一种独立发展的自源文字，彝族从传说中的“六祖分支”之后，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各地彝区之间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分散隔绝状态，彝文被不同的彝族部落和支系保存着，没有得到过整理和规范，从横向上来看，各地彝文出现了基于原生状态下的同源异流现象。

彝文是彝族文化的一个核心，文字的产生象征着彝族先民在古代曾经拥有过辉煌的文明时代。彝文和彝族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联。由于彝族的起源和历史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完全厘清透彻，尚无一个令人信服的定论，从而导致了彝文的起源问题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彝文起源的传说和记载

关于彝文起源问题的传说和记载比较多，有不同的说法，有流传于民间口碑中，有的记录于文献。

贵州方面的流传说法是：古代有一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畜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到树、石上刻画，而逐渐形成彝文。

四川凉山彝区的传说是彝文是古代大毕摩阿苏拉则创造的。

云南省的彝族中传说就比较多。禄劝、新平、绿春等县流传是古代的伯博耿根据鸟兽的足迹和事物的形象造字而成彝文。石林县撒尼支系的传说是远古的时候，有个叫鲁突知那尔的小伙子，由于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于是下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为人类创造一种文字，用鹰的羽毛当笔，蘸着鹰血书写，这样不知不觉就创造了文字。玉溪彝族的传说是：文字是天神发给各个民族的，各族都派了最有名声的人去领文字，彝族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去领回来。建水彝族的民间故事《红皮箱》说彝文为仙人所赐。武定、禄劝等地也传说彝文经书是从天上来的，洪水泛滥之后，毕摩做为文化使者带来人间的。

彝文典籍中的说法是：滇南一代的彝文典籍《尼苏夺节》中记载是六位天神创造了文字。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记述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明了天地根源，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同时，该书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又说彝文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的名叫伊阿武的人创造的。《爨文丛刻》中的《说文.序例》说是“三圣”造字，由不同的三个圣人在不同阶段连续工作、补充而成。《爨文丛刻》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中，翻译者罗文毕先生说，人类发展的第29代吾老撮之时，天帝差使一个祭司宓阿叠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科律，文化初开，礼仪始备。“

汉文文献《新纂云南通志》中说：“唐阿珂，纳垢酋之裔，隐居半筒山修行，有道，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字，号曰‘韪书’，爨人至今习之”。贵州的大定县志中亦有类似说。之后的历朝历代的汉文文献大多沿袭了类似说法，如《滇志》、《开化府志》、《滇系》、《清一统志》等。也有的书认为“阿珂”为汉代人。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各地对彝文的起源或创制的传说是不一样的，这说明彝文的创造不是同一个人同时期创造的，其传播到各地彝区和各支系中的时间亦不一样。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但是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二、学术界关于彝文起源的一些主要研究及观点

关于彝文的起源之研究，在彝学界内是一个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的积累和支撑，彝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它和汉文、纳西东巴文同是我国现存的为数多的自源文字，这已经在学界内成为定论。但是，对于彝文产生的时间，则说法不一。有明朝说、唐代说、汉代说、春秋战国说、夏商说，还有的学者在一些近数十年来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证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六千年说、七千年说甚至九千年说，将彝文的起源时间和考古学结合起来往前测推。虽然各家的观点不一，依据不同。

（一）彝文产生于唐代说

这种说法以前曾经被普遍认同，主要依据是汉文史志中的记载，因为很多方志中都有唐代阿珂造爨字的记载。汉文史志中的这种说法显然来自彝文文献或彝族民间传说，如彝语东部方言文献《彝汉教典》中有马龙州彝人阿珂，但并没有说阿珂创制了彝文，而是讲他传授彝文的故事。阿珂编撰的所谓“韪书”，也应该理解为是一部经过整理的字典类书籍。汉文化进入云南，彝汉文化相交流乃至融合，汉文史志中首先采用了这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只是某个彝族局部地区的传说，之后的汉文献记载中沿袭和传播了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以讹传讹，从局部野史传说变成了全部的正史，从而貌似可信的确立起了彝文起源于唐代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只采信汉文史志中的一面之词，忽略了彝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经不起理性和逻辑的推敲，不足以证明唐代时彝人阿珂就是彝文的创造者。

（二）彝文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说

这种说法以陈士林先生为代表。他根据两晋时期著名的大小爨碑无一彝字，南诏官方不用爨字，现存金石彝文多出于明清时期，认为，唐宋以来彝文尚处于初创期，并不普及，知道明代，才是彝文的繁荣期。他又依据凉山彝区的大毕摩阿苏拉则是彝文创始者的传说，指出阿苏拉则距今550余年，约为明宣德年间。综其两项认为彝文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

孔祥卿在《彝文的源流》中认为，现存金石彝文资料都出现于明清两代，这只能说明彝文从明朝开始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从以宗教祭祀为主要用途扩大到日常生活。另外，刻碑铭功记事本是从汉族地区传入彝族地区的，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产物。所以，这些论据都不能证明明朝才是彝文的成熟期。

（三）彝文产生于汉代说

上个世纪30年代丁文江先生就提出此说。他以《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录的《白狼歌》与保罗.维亚尔在云南石林地区编的《法倮词典》及《云南通志》上所载的爨语比较，发现白狼文与罗罗文有将近二十个字相同，于是认为白狼文可能是罗罗文的前身。

80年代后，马学良等人也认为彝文产生于汉代，至少不晚于东汉，并补充了两条证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冉礲夷者，……。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认为夷之王侯所知文书可能是古彝文。另外一个证据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认为这里的夷经，当是古彝文。

孔祥卿认为，彝文产生于汉代说观点大体符合事实，但是所采用的论据不是十分可靠，提出质疑如下：

一、《白狼王歌》是否已经写成文字，本身只是一个假设。

二、白狼语是否为彝语尚不能肯定。

三、彝文在明朝时期才开始超出宗教和祭司范围，进入民间。汉人田恭不可能懂得古彝文。

四、《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所说的“夷经”是否是文字也值得怀疑，这个“夷经”很可能是夷人民间流传的格言谚语之类的东西。

实际上，孔祥卿的质疑中第一、二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第三、四点还需商榷。在西南地区，汉族文化大规模深入彝族地区，和彝族文化的深度交流融合是从明朝才开始的，汉族学者对彝文化开始了近距离实地观察，许多史志中出现了对彝族的宗教和文字微观性的描述。所以明朝开始的史志中有对彝文的描述，以及彝族地区彝文碑的出现，都不能证明彝文才在此时脱离宗教和祭司之手向民间层面发展。另外彝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兹、莫、毕为一体的统治政权，宗教（毕摩巫教）和文字是属于神圣性的，并且和政权结合在一起， 汉人田恭如果处于统治阶级和贵族成员，是有可能知晓古夷文的。

另外，对“夷经”的理解，主要是对“经”的解释。这个词要放在特定的古代汉语语境中去分析，不能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来分析，然后去推断古代的意思，因为词义有变化和发展。“经”这个词，在晋代时期的古汉语中，是不可以乱称谓的，只有对经典的典籍著作才能称“经”。所以，对词义的分析和理解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不能用今音今义去硬套古音古义。

（四）彝文产生于夏代以前说

这种观点为刘志一先生提出，他在《论民族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消亡》中指出“民族政权的建立与灭亡，是民族文字存在、发展与消亡的决定因素”。认为夏朝的统治者是彝族，夏王朝灭亡之后，彝族逐渐被驱逐到云贵川三省，彝文就被各部落支系所保留，处于没有经历过整理、规范的原生状态。

西南民族大学的祝建新先生也同意刘志一的观点，并补充说：“从文字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彝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一种文字能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必然要经过一段统一、整理、规范的阶段。而对文字进行统一的整理、规范和推广使用，又必须有统一的政权做其后盾，否则，是很难进行的。……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就根本不知道云南、贵州还有这么多的彝族。一个如此分散隔绝而没有统一的政权中心的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创制或统一规范一种文字在全民族中推广使用的。……彝族先民们先后迁徙到云、贵、川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迁徙和选择居住地，有些部落支系在某一地域找到了理想的居住地而形成了较稳定的居住区域。……这样，各地整理的字就在各地使用，彝文就形成了同源异流的状况。”（朱建新1990）

彝文产生于夏代说这个观点，看似很有说服力，但是前提是必须成功证明夏朝是彝族建立和统治的。

（五）彝文产生于古羌时代说

这种说法出自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建明先生的《彝文文字学》。他以彝族起源众学说中曾被广为认可的方国喻先生的古羌人说为依据，提出彝文源于古羌文。彝族从西北往西南迁徙的过程中沿途留下了许多古羌人的文字或符号。这条迁徙路线大体和藏彝走廊吻合。

彝族的起源或来源问题至今尚没有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和广为认同的定论，彝文产生于古羌时代说观点和彝族起源说中的古羌人说紧密联系，所以也一样面临质疑和挑战。

（六）彝文4000年说和6000年说

彝文4000年或6000年说大多和一些20世纪后半期的考古学成果联系起来加以论证。

1991和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对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进行数次的发掘，发现了一件刻划有多个文字的陶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偏早时期，其绝对年代估计在距今4100～4200年间。丁公陶文与之前发现的陶片刻划单符为主不同，它是五行十一个字，子上而下，自右而左书写排列，已经是一篇具有行款的完整文书了，众多专家普遍认为陶片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无疑。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冯时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和彝文有相近之处，彝族的原始宗教中占卜有用鸡骨占卜的习俗，丁公陶文用彝文解读意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从而认为丁公陶文是彝文的祖先。

但是，丁公陶文用彝文来破译结果也有破绽之处，主要是不能很好的证明古代的东夷就是彝族先民，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支撑。

另外，西南半坡出土的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被众多学者用彝文破解、分析和比较，发现两者间有很大的接近之处，认为彝文和半坡陶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云南彝族作家李乔请了不懂汉语的彝族民间老毕摩李八玉昆来破译半坡刻划符号，《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2日还做了题为《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但是，“时有古今，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用今音今字去考译古音古字，结果多是一种推敲臆测，有误读误解的可能，商榷余地很大。而且，这些半坡刻划符号在同一件陶片上没有发现连续两个以上的符号，即单件陶片上只出现了“词”未见有“句”，破译时将不同出处的符号“词”强拉在一块凑成“句”来解释，显得牵强附会和不足为据。

（七）彝文起源于古蜀刻划符号说

随着古蜀国和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进展，有学者用许多论据来说明，古蜀国蜀王杜宇就是彝族的再生始祖——笃穆，古蜀国是以彝族先民为主的国家。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许多文物有彝族文化的影子，一些文物上出现的刻符，其考古推测年代距今约4000多年，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刻符”或“巴蜀文字”。

四川社科院的钱玉趾先生破译了四川成都附近郫县出土的2400年前的古巴蜀青铜戟铭文，其文为“诺苏用的兵器”，《人民日报》也刊文做了报道。

据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王昌富（且萨乌牛）先生在《彝族古代文明史》（2002年9月）一书中通过跨文化的分析、比较和研究，认为彝系统民族（即彝语支诸民族）在夏商之际，就已经在长江中上游独立存在，并创建了自己辉煌的文明，继而形成以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国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四大文明古国”，直至秦汉后彝族文明日渐衰落。提出虽不能认定古巴蜀刻符文字就是古彝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应该称之为“古巴蜀彝文”。 但是王先生提供的证据不够系统和全面。

彝文起源于古蜀刻划符号说的另一种说法以南开大学的孔祥卿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彝文的源流》（2005年8月）一书中认为：彝族或者说彝语支民族源于古羌人的南下，彝文是彝语支民族分化之后产生的，最先在彝族先民的核心群体——笃慕支系（部落）中产生，而且时间当在彝族内部尚未分化之前。笃慕即古蜀国王杜宇，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彝族先民与古蜀国、古夜郎国和古滇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夜郎国已经具备了产生文字的一切条件，是彝文形成的最早地域。提出彝文形成的时间在战国——汉代（西汉），彝文成为成熟的文字系统，用于记录文献的时间不晚于汉代。因为如果是在汉代以后彝文才产生，那么在强大的中原政权和汉文化的影响下，彝文不可能相对独立地自源产生和发展。在彝文成熟之前的早期文字起始阶段，相信是在古蜀文字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古蜀文字是彝文最直接的渊源。

孔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探讨，结合外部文献、考古资料和彝族历史文化在一起，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了彝文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结合彝族的起源、历史和文化来研究，避免了某些学者的只注重某几个论据的就字论字的不足。进而分析和解释了彝文形成的时间和地域以及彝文的渊源。虽然某些论据略显不足，但是就目前的彝文起源问题研究来说，在众多的观点学说中，他的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和可信的，代表了该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结语

人类的自源文字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等大多产生在北半球，这里气候适中，水源充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世界上的自源文字多数诞生于大河流域，以稳定而发达的农业文明为后盾。

彝族先民曾经大规模种植水稻，“水稻”一词在现今彝语各方言中发音大同小异，有严密的语音相等或对应关系。上海大学人类学教授巫达在2007年11月北京举办的彝学会上发表会议论文《彝族先民种植稻谷的语言学与考古学证据》中亦明确指出和证明了这一点。说明彝族先民古代在某个平坦的地域内曾经大规模种植过水稻，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有能力养育众多的人口。

古代彝文文献记载，彝族曾经形成过兹、莫、毕为一体的民族统治政权，葛为工匠，在社会等级中排位第四，但是不属于统治阶层。语言学家戴庆夏先生通过历史语言学的比较和分析，指出：中国境内的彝语支语言中有关铁、铜、金、银的金属名称大都是同源的，通过语音特征（成分）分析可以看出严整的对应关系，从而证明了这一语支所属族群的分化“是在认识和使用这些金属之后，而非在此之前”。由此可说明在古代，彝族先民们曾经掌握了冶炼技术，产生了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工，对手工艺和铸造品异常崇拜，所以工匠的地位高于平民。

文字和文明的催生婆——祭司的出现。巫术在古代能量是很大的，属于神圣的，古代国家时常借助巫术来进行统治。祭司在文字的发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以前，彝文及其典籍大多被彝族的祭司——毕摩所保留和传承就可见一斑。彝文典籍记载，古代彝族先民已建立过君臣师匠四级为一体的政治制度，有庞大的军队，制定了完整的原始法律。

上古时期南方长江中上游流域存在的古滇国、古夜郎国、古蜀国等都和彝族先民有一定程度的关系，这已经是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公认。这些古国无一例外都拥有辉煌的文明，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已经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原始宗教在国家政权中处于重要地位，祭司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出现了刻划符号（文字）。

综上所述，古代彝族先民的社会发展程度具备了文字产生的一切条件。

文字的产生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彝文是一种特殊的自源文字，拥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彝文的起源与彝族的起源问题一样，扑朔迷离，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研究观点多种多样。在众多的观点学说中，彝文起源于古蜀刻划符号说是目前最有信服力的一个观点，其中以孔祥卿先生为其代表。

文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是一个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催生和孵化出来的，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在彝文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比较文字的形状、外观等方面就草率得出结论，这种研究是不可靠的，是片面的，就会出现研究上的误区，甚至得出“彝文是英文的始祖”等极端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戴庆夏:《语言和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2、孔祥卿《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
3、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
4、巫达《彝族先民种植稻谷的语言学与考古学证据》，第七届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7年11月
5、《彝族语言文字论文选》，凉山州编译局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
6、果吉宁哈《论川滇黔桂彝族文字》，民族出版社，1998年
7、李万福，杨海明《图说文字起源》，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