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以读者为本”新理念
综合创新地方旧志整理出版工作
整理出版《云南石林旧志集成》，展示石林旧地方志成果，古为今用，为社会各界提供历史文化资源的支持，是我们地方志办公室的一项基本职责，也是我很早以来就有的愿望。从2007年开始，在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这一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根据会议的安排，作为这部旧志集成的主编，现在我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就此项工作的开展作一个简单的交流，希望能够对大家今后的整理工作有一定的帮助，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石林旧志遗产的普查问题
开展旧志整理，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旧志遗产的普查问题。不掌握这个基础，工作就难以开展。普查主要是弄清楚当地编修地方志的起始时间、编纂过多少次地方志、形成了哪些地方志成果、这些成果的存在形式、数量和质量、保存地点等等问题。全面掌握了这些情况，整理就胸有成竹。对于地方志办公室来讲，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接下来不论是志办自己整理、还是委托安排给别人整理，最终的把关人还是离不开志办自己。正因为如此，我还有一个观点，要整理什么样内容的旧志、最后整理成什么样质量的旧志，关键不在具体的整理者，而在于整理的组织者地方志办。志办尤其是志办负责旧志整理的人员，对这些问题必须一开始就有一个明晰坚定的态度，否则就搞不好整理工作。
按照我们最后掌握的情况，石林县明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但现在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志书却只是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路南州志》，距今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从清康熙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可能有过八次由地方政府或者其相关机构开展的地方志（含乡土志）编纂活动，但至今比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就只有六部志书，其中正式刊刻出版的三部（即康熙《路南州志》、乾隆《路南州志》、民国六年《路南县志》），仅以稿本抄本形式存在的三部（即光绪《路南州乡土志》、民国二年《路南县乡土志草本》、民国九年《路南县地志》），其它的如道光《路南州志》、民国三十四年开始编纂至民国三十七年完稿的《路南县志》，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遗失了。
在保存上，民国六年《路南县志》流传较广，国内各重要的图书馆都有收藏，台湾成文出版社还出版有影印本。康熙、乾隆《路南州志》的原刻本就特别稀少，我们现在只知道国家图书馆藏有康熙刻本、天津图书馆藏有乾隆刻本，据说故宫也藏有乾隆《路南州志》，但我们还没有具体看到。光绪《路南州乡土志》在我们石林县档案馆有抄本。其它的几种稿本都存在云南省图书馆。这些志书的质量参差不一，总体上表现为刻本优于稿本抄本，但缺乏高质量的志书。不仅如此，这六种志书在有的史事记述上还出现有大量的错误和相互矛盾之处。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在于编纂者普遍存在“仓促杀青”的问题。比如民国六年《路南县志》仅用四个月就形成初稿，不到半年就刊刻成书，尽管主事者用功不菲，但错误不当之处难免。在这样的旧地方志资源背景之下，要想单独选择一两种志书来整理，是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全面整理，最后集结出版《云南石林旧志集成》的方案，并用一系列的方法保证整理的质量。
二、我们旧志整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我在《编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在人们面临无数不确定性选择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的紧要关头，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借助历史的发展动力，以世界的眼光反观历史，以历史的观念审视现实，发现、把握和利用好发展机遇，认识、珍视和坚守好发展本质，继承、创新和弘扬好优秀传统，成为当下最为紧迫和最为重要的中心工作。”
这是我们旧志整理的切入点，也是旧志整理的必须彻底坚守的信念和方向。任何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都是渴求传统知识和本土智慧的时代，无论是称之为“发扬民族精神”也好，“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也罢，还是历史上的“整理国故”，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认为，历代编纂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是富含地方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的人文资源宝库，是一个地方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今天组织整理旧志，就是要深入发掘其内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为我们当前的文化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所以我们确定并始终坚持以下整理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整旧如旧”原则。整理和编辑出版过程中，各部志书独立成篇，保持原著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保持原有的文本风貌。原来的篇章结构和顺序也尽量不作改动。原有的文字表述除明显错误按照整理规范补正外，作者的主观判断和表述只要符合时代特征和阶级立场、符合文本内部的逻辑要求，均不作修正。整理中树立“相信读者”的思想，自始自终不越俎代庖地作长篇的考证和烦琐的注释，蕴含于旧志中的是非真伪由读者自己去理解和鉴别。
第二，坚持“古为今用”原则。由于整理出版的目的定位在于现实应用，因而我们的整理工作在“服务读者”的思想指导下展开，工作的重点放在弥补历史发展造成的文本编纂者和阅读者之间的历史断层和文化鸿沟，让当代人能够无障碍阅读古人的著述。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采取四种方法：一是新编目录，分为“总目”和各部志书“目录”两部分，不仅让阅读者对原著的面貌一目了然，同时方便查找旧志的内容；二是文字变繁体为简体，变竖排为横排，顺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三是进行全文标点校注，把各部志书的错误之处一一注明，有无法确定的差错则客观指出在不同志书中记述的差异；四是对生僻字词的读音和含义进行注释，对重要历史人物、各种名物典故进行注释，尽量降低阅读难度。
第三，坚持“综合创新”原则。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增强活力和延续生命的根本途径。综合创新就是用综合的方法，将旧有的事物推陈出新，使其重新焕发新的活力，重新获得生存发展的机遇。我们整理出版《云南石林旧志集成》时，不仅从每一部旧志的整理上注意创新，还注意到旧志与旧志之间联系的创新，同时还有意在 “引导读者”，使之不仅是一个阅读者，更是一个研究者，通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活动把我们的整理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在这个方面我们使用了三种方法：一是聘请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史专家、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撰写序言，对旧志资料和整理成果进行评价鉴定；二是我自己写了长篇导论，探讨了石林历史上的地方志编纂活动、对现存的各部志书进行系统客观评价，对整理出版旧志的缘起和方法等进行说明，从综合创新的方面作深度挖掘和揭示旧志的价值；三是选择四部质量较高的志书作全文影印，与新版资料相互对照，读者阅读中有疑难的可以查阅原文，判断整理的是非。通过以上三种方法，我认为比较好的提升了旧志内在的价值和潜能。
以上三条，是我们整理中比较明确坚守的原则，也是旧志整理最直接的技术性原则，在该书的导论中我作了简要的说明，今天我再次作一些引申发挥。实际上，相信读者、服务读者、引导读者这三个方面，归根结底就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大原则。“以人为本”在出版领域就应该体现为“以读者为本”，做到“相信读者、服务读者、引导读者”。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编史修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史志部门在编辑出版地方志、地方年鉴和其它地方文献上如果始终坚持这个原则，我们的工作成果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欢迎，我们的地方志事业就会发扬光大繁荣发展，我们的工作如果背离了这条原则，我们源远流长的地方志事业就会走下坡路甚至走进死胡同。
另外，但在在地方旧志具体的整理工作之外，我觉得今天来总结的话，在组织整理过程中应该还离不开一个开放协调的工作环境，所以我想说除开上面讲的三大基本原则之外，还应该包括另外一个原则，即“社会参与”的原则，没有这一条，可能也做不好工作。我们在整理工作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社会各方力量的协调和应用。具体来说，我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对我县的旧志进行了一些基础研究，查抄了很多稿本，并进行了一些标点和整理的工作，对整理工作有了基本的思路。这个工作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如果选择的是外包的方式，那么也是一个需要加以注意考虑的因素。在整理工作正式启动后，借助自己良好的同学、师生关系，联系邀请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的在读研究生进行志稿录入和初步的整理，这为我们赢得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和其它资源；利用石林在外工作的专家学者，为我们搜集旧志资料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花小钱办大事。通过平时的工作交往，与图书馆、档案馆等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可以很方便的借阅、复制和整理旧志文献。正确处理好整理工作和其它工作的关系，从其它渠道获得整理经费和工作便利。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同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县图书馆、县档案馆、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建立了较好的联系，得到了他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工作中我们还注意把旧志整理工作与县内的“文化石林”建设和“阿诗玛文化产业”等方面联系起来，很容易获得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工作和经费方面遇到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使得我们能够顺利完成此项艰巨的工作。如果不是敞开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大门，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单靠我们志办几个人，无论如何是做不了这些工作的。
三、几点粗浅的体会或建议
由于我们比较好的坚持了以上基本原则和方法，《云南石林旧志集成》今年五月出版后我自己感觉比较满意，发行下来各方的反映也比较好。作为一位过来人，我想最后还是提出几条初步的认识来，与大家共勉。
第一，要打消掉垄断保守的落后思想，尽快整理出所有的旧志供社会各界使用。我们地方志系统中有一种思想，认为地方志办自己的东西应有所保留，不能全部向社会公开，否则会动摇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地位，削减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垄断行为，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坚决抛弃掉这种思想，不仅要搜集整理出版历史上形成的地方志书，而且要搜集整理出其它系列的地情书刊供社会使用，并且还要通过建立县情研究会等机构，动员社会各界来写志读志用志，共同研究地方的历史和现状，破解当前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写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出版大量的地方文献，才可能真正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地方志工作者只有把自己放在同每一个人平等的条件下做出新成果好成果才是真本事真学问，如果只有靠自己对志书资源的“垄断”来“现炒现卖”，才能够勉强度日的话，那将是地方志工作者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悲哀。试想一下，如果五年十年之后，还是只有到地方志办才看得到古老的地方志书，只有地方志办的人清冷地在研究地方历史问题，没有形成全社会写志读志用志和研究国情地情的氛围，我们即便算不上是犯罪至少也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
第二，要摸清家底，形成可行性方案，确定好旧志整理者。家底不清，工作不好开展。整理者选择不好，整理的质量难于保证。家底要清，靠的是细致的普查工作。物色好整理者，靠的是志办领导的眼光。作为整理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志办领导首先应该自觉地把精力放到整理工作上，潜心研究本地开展旧志整理的实际，认真听取各方领导、专家和其他知情人的意见，确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方案。整理旧志是一个艰苦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一名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的主编，自始自终负责此项工作。最好是长期潜心研究本地历史文化的专家，他可以是地方的文化人，也可以是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但共同的一项素质要求是必须熟悉本地的历史文化和风物掌故，否则有再高的学问也搞不好整理工作。从这点看，物色工作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本地素养较高并有此意愿的文化人，尤其是从事过志书编纂工作的人员，再就是本籍在外工作的文史专家学者。整理一般可以分为志办自己整理和对外发包两种，但无论采取那种整理方式，志办负责人的素养和眼光都是第一位的，否则不仅自己整理不出来，外包的质量管理也难于控制。
第三，精工细作，保证有较高质量的最终成果。整理工作的成败，最后还是体现在出版旧志的质量上。旧志整理的质量，是整理成果的生命，是整理组织者和阅读者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整理工作要统筹好三个阶段的时间安排，应该按先快后慢的节奏安排好时间和精力，即志稿录入、标点、初校阶段要快要好，复审复校阶段要精要细，出版校对阶段要慎要勤。我个人的经验，三个阶段的时间按照“二五三”的比例分配比较恰当。第一阶段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凡例”下，集中大批力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初稿，质量要求是总体上符合“凡例”的标准。第二个阶段应集中在主编者和其个别助手身上，不仅要补正初校的错漏，更要处理好整理中存在的交叉和平衡问题，即消灭掉初校中普遍存在的标点和注释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使得旧志内部和旧志之间得以和谐统一，并呈现出明显的文本魅力。第三阶段，主要解决出版过程中排版版面的美观和谐问题，解决出版社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提出的合理和不合理问题，消灭工厂排版中衍生出来的种种文本差错，同时发现一些在前两个阶段忽视和没有发现的问题。在第三阶段，整理人员的工作量相对不大，但很关键，所以既要慎重又要勤快。一方面要重视责任编辑和出版社的校对人员的作用，又不能过于依赖，因为很多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对旧志业务不熟悉，容易出现生硬地用一般的出版常识来对待旧志稿件的问题。我的做法是“各行其是，我来做主”，即出版社按照其常规程序进行审稿和校对，我们也全程进行校对，争取有更多的时间发现问题。但不论是何方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要经过我过目，要修改的内容必须经过我审查同意，并统一汇总在一份校对稿上交印刷厂修改，否则就会出问题。这样，经过我们和出版社双方的合力多重校改和主编的统一把关，旧志的出版印刷质量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作为先搞此项工作的单位，上述的做法只是我们应付当时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采取的举措，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各家单位都有自己的实际，各家都有自己比较好的打算，我十分相信“后来者居上”的道理，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好各自的后发优势，整理出更多更好的不负于时代和人民大众的旧志成果，为地方志事业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空间，发挥出更加重大的作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