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历史来源、族际婚姻、语言态度和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梁子彝族的语言使用发生了变化，除了少数中、老年人还能使用母语外，大部分人放弃了母语而转用汉语，兼用哈尼语。
    关键词：彝族;语言;特点;原因

云南省元江县中梁子村属羊街乡朗支村委会，离乡政府16公里，一共85户，人口357人。其中彝族226人，占全村人口的63. 3%;汉族93人，占26%;哈尼族37人，占10. 4%。该村是羊街乡唯一一个彝族相对聚居的寨子。

由于历史来源、族际婚姻、语言态度、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梁子彝族的语言使用发生了变化，除了少数中、老年人还能使用母语外，大部分人放弃了母语而转用汉语。本文主要探讨中梁子在这样一个小聚居的环境中语言转用的情况。

关于语言能力等级的划分，本文仅从“听”、“说”两方面进行。在体现科学性的同时，充分顾及到分类的可操作性，将语言能力分为4个等级:“熟练”、“一般”、“略懂”和“不会”级。4个等级的划定标准为:

(1)熟练:听、说能力俱佳，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如运用。

(2)一般:具备一定的听说能力，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自如运用。

(3)略懂:具有部分交际能力，能听懂简单的会话，但不能自如运用。

(4)不会:“听”、“说”能力较低或完全不懂，日常生活中不能使用。

一、中梁子语言使用的情况

本文中，笔者主要从不同年龄的人们对语言的掌握及其在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来探讨中梁子彝族村民的语言使用现状。

(一)中梁子彝族不同年龄段的语言使用情况

由于不同年龄段语言掌握的情况不一样，可以将中梁子彝族村民语言使用的年龄段划为以下3个阶段: 60岁以上、20~59岁和6~19岁。

(1)60岁以上:处在这一年龄段的彝族村民共30人，其中把彝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有24人，占这一年龄段总人数的80%;把彝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6人(“熟练”使用的4人，“一般”程度的1人，“略懂”1人)。而且这一年龄段村民汉语的使用能力较高，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熟练使用的4人，作为第二语言熟练使用的26人，即100%的村民能熟练使用汉语。此外，一半以上村民的哈尼语使用能力也较强，能熟练使用哈尼语的村民18人，占60%;“一般”7人，占23. 3;只有5人不会使用哈尼语。

(2)20~59岁: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共120人。其中，第一语言为彝语并能熟练使用的人37人，比率明显下降到了30. 8%;第二语言为彝语并能熟练使用的35人，占29. 2%;达到“一般”程度的19人，占15. 8%;“略懂”等级的16人，“不会”等级的13人。这一阶段能熟练使用彝语的比率已下降到了60%。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却急剧升高: 83人的第一语言为汉语，占69. 2%; 37人汉语用作第二语言，并都能熟练使用。能熟练使用哈尼语的人员数量为65，达到54. 2%的比例;达到“一般”程度的44人，占36. 7%;“略懂”的1人，“不会”等级的10人。同60岁以上的村民相比，这一年龄段哈尼语使用达到“熟练”和“一般”程度的比率更高，达到90. 9%。

(3)6~19岁:这一年龄段的彝族村民共62人，没有了能熟练使用彝语的人。彝语达到“一般”等级的只有10人，占16. 1%;略懂7人，占11. 3%;“不会”的人员大幅上升， 45人，占72. 6%。这一年龄段的彝族村民第一语言全部是汉语，使用熟练程度达到100%。能熟练使用哈尼语的人员比率也有所下降，共10人，占16. 1%; 38人哈尼语“一般”，占61. 3%; 3人略懂， 11人不会。通过以上年龄段情况来看，能熟练使用彝语的村民从60岁以上年龄段占93. 3%的比率下降到20~59岁年龄段的60%，到6~19岁年龄段，已没有人能熟练使用彝语。而三个年龄段的人全部都能熟练使用汉语， 6~19岁年龄段的人更是把汉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对哈尼语的使用， 60岁以上人员达到“熟练”、“一般”等级的人占83. 3%， 20~59岁年龄段的占90. 9%， 6~19岁年龄段的稍有下降，仍达到77. 4%。可以看出，在不同年龄段，中梁子彝族转用汉语和兼用哈尼语的程度是不同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彝语逐渐衰变、消亡的过程。

(二)中梁子彝族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从中梁子彝族村民在家庭内部和外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其语言使用也具有明显的变化。

首先，从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爷爷奶奶等长辈对小辈使用彝语和汉语，而晚辈对长辈使用彝语的就极少，同辈之间50岁以上的主要使用彝语和汉语，小辈之间就主要用汉语交际了。如68岁的杨福贵老人的6个子女中，出去工作的子女们有的会说彝语，有的不会说;在家的时候他和老伴有时说彝语，有时说汉语;和会说彝语的孩子有时说彝语，有时说汉语;和不会说彝语的孩子及孙子就只说汉语。41岁的李有福说自己不会说彝语了，他在家里和哈尼族媳妇说汉语，两个孩子最先学会的语言也是汉语。村民李八斤(男，彝族， 68岁)有3个孩子:老大嫁在元江;老三嫁了一个四川人，在昆明搞建筑;老二的媳妇也是彝族，但他们的彝语使用能力仅是一般，孙子孙女都只会听几句，但不会说了。过年孩子全部回来时只好说汉语。老人说，他们这一代还有人说彝语，以后的就不好说了。

哈尼族媳妇的进入使彝族家庭内部的语言状况发生了改变。母亲通常担负对子女早期语言教育的责任，孩子的语言状况往往是跟随母亲的，母亲是哈尼族，子女的哈尼语水平一般都属于“熟练”等级。28岁的普龙祥娶的就是一位哈尼族妻子，他们在家都说哈尼语，儿子和女儿也都能说哈尼语。外出的时候他有时说汉语，有时说哈尼语。仅会的一点彝话只是在见到彝族老人的时候说几句。

其次，从中梁子彝族村民在家庭外部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中梁子彝族村民人口较少，生活在哈尼族圈子中。由于现实的需要，村民在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和哈尼语。根据他们对不同对象、不同场合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来看，除了懂彝语的中、老年人在“见面打招呼”、“聊天”、“生产劳动”、

“买卖”、“看病”、“节日聚会”、“婚假”和“丧葬”等几个有限的场合讲彝语外，其他场合如学校、商店、医院，还有开会、赶集等场合，都使用了汉语或哈尼语。例如， 42岁的李玉花说，她能说彝语，但在和本族人打招呼或聊天时也是彝语和汉语交替使用。62岁的杨贵英大妈能熟练使用彝语、汉语和哈尼语。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大妈热情地用哈尼语和村里的领导打招呼。她说，村民们的日常活动也都跟哈尼族联系在一起，和哈尼族的村民们用哈尼语一起聊天、劳动，和哈尼族共同参加节日、聚会，赶街、买卖、参加娱乐活动等也要使用汉语或哈尼语。

可见，从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无论是在社会、村寨还是在家庭内部，已几乎没有了彝语使用的场合。即使19岁以下的年轻人也有很多已成为使用汉语和哈尼语的双语人，有的小孩则成为了只能使用汉语的单语人。调查表明:中梁子彝族已转用汉语，并兼用哈尼语。

二、中梁子彝族转用汉语的特点和兼用哈尼语的类型

语言转用，也称语言替换，是指一个民族或民族中的一部分人放弃了本族语而转用另一民族语言的现

象。语言转用是语言使用功能的一种变化，是语言发展中出现的语言关系的转变;语言兼用，是指一个民族或民族中的一部分人在使用一门语言的同时，还兼用其他语言，这是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功能的一种变化。

从中梁子彝族村民不同年龄段、在家庭内部和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他们普遍转用汉语，兼用哈尼语。其语言转用的特点和兼用的类型如下。

(一)中梁子彝族语言转用的特点

据中梁子一些老人回忆，他们的先辈大约是在70~80年前从红河州搬迁到中梁子的。那时，他们已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语言上使用彝语和汉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除了50岁以上的人还能熟练使用彝语外，很多人的彝语等级下降到了“一般”或“略懂”， 19岁以下的年轻人中难以找到“熟练”的人，“不会”等级的人数不断上升。从彝语使用变化特点来看，中梁子语言的转用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

第一，语言转用属于急促型。语言转用有缓慢型与急促型之分。两类转用在时间长短、语言结构变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缓慢型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之后而引发的语言转用。这类转用一般需先经过一个较长的语言兼用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在演变过程中，转用语的成分会逐渐浸入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导致母语结构的衰变。急促型是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语言替换。这种替换，由于语言兼用的时间相对较短，因而语言结构的变化较小，转用语对母语的影响程度较轻。

中梁子彝语属于语言转用的急促型。因为就转用的历时长短而论，中梁子彝族在迁来时已兼用汉语，由祖父辈到父母辈到自己的儿子辈，历时4代， 60~70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母语向汉语的转换，转用时间较短。从语言结构的变化特点而言，由于语言转用历时较短，转用语尚来不及对母语的结构施加较大的影响，因而母语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第二，语言转用处在转用晚期。语言转用有早期、中期和晚期之别，不同时期语言转用的特点不同。从母语使用的人口数量、年龄段、范围以及彝语母语传承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到中梁子彝族现阶段的语言转用处于“收尾”阶段，大部分家庭已完成了语言转用的全过程，少数人虽还保留母语，但仅在有限的场合使用。

第三，语言转用与年龄成反比，与文化程度成正比。语言转用与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有关。从“教育程度与语言能力表”中可以看出，中梁子的语言转用与年龄成反比。即年龄愈大，语言转用的比例愈低;年龄愈小，语言转用的比例愈高。如50岁以上的人第一语言为汉语人只占8%，没有属于“不会”等级的人; 20~29岁年龄段的彝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比例是100%，使用等级属于“略懂”和“不会”的占55. 6%。语言转用又与文化程度成正比，即文化程度越低，语言转用的比例越小;文化程度越高，语言转用的比例就越大。比如50岁以上的彝语使用水平属于“不会”等级的人为0，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占28%，半文盲占6%，脱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的50%，初中和高中的分别占2%。而20~29岁年龄段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比50岁以上的人高:脱盲只占2. 8%，小学程度占8. 3%，初中约占52. 8%，高中约占22. 2%，大学约占13. 9%。

(二)中梁子彝族语言兼用的类型

中梁子彝族由于人口较少，且生活在哈尼族为主的地区，他们在生活上和经济上和哈尼族互通往来，加上和哈尼族通婚，大部分彝族能熟练使用哈尼语。其兼用的类型如下。

(1)中梁子彝族兼用哈尼语的范围为大部兼用型。中梁子彝族60岁以上年龄段哈尼语水平达到“熟练”和“一般”的人数比例达到了83. 3%; 20~59岁村民哈尼语熟练和一般的人占90. 9%; 6~19岁年龄段的人哈尼语熟练的只占16. 1%，但“一般”水平的占61. 3%。可以预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和哈尼族村民接触时间增多，此年龄段村民的哈尼语水平还会得到提高。

(2)中梁子彝族的哈尼语使用程度主要属于熟练型和次熟练型。熟练型指兼用能力比较强，能独立运用两种语言系统自由地进行交际，包括发出信息和理解。①次熟练型指兼用能力比熟练型稍弱，具备一定的听说能力，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自如运用，这里等同于“一般”程度的语言使用能力。中梁子彝族6岁以上人员共212人，其中能熟练使用哈尼语的93人，占43. 9%;一般水平的人89人，占42%;属于“略懂”和“不会”的人员较少。

(3)中梁子彝族兼用语属于区域语兼用型。羊街乡是一个主要为哈尼族居住的地区，其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各方面与周围民族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其语言为周边民族所兼用，为该地区的区域语。1968年以前，中梁子彝族较少与哈尼族通婚，主要通过生活、经济交往进行相互接触。1978-1987年之间，和哈尼族的通婚数量多了起来。在娶亲的青年中，娶进的哈尼族媳妇的比例达到了78. 57%。哈尼语进入了彝族家庭，因此， 20~59岁年龄段的彝族哈尼语达到熟练水平的人数比例最高。可以预见， 6~19岁青年的哈尼语水平随着和哈尼族接触的增多、同哈尼族的通婚，哈尼语水平还会得到提高。

三、中梁子语言转用和兼用的原因

中梁子语言转用和兼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

(一)历史来源和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中梁子彝族搬迁来此以前早已受到汉文化较大影响。中梁子彝族的先辈们主要来自红河州。红河的建水、石屏等地是吸收中原文化较早的地方，素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当地的人民包括彝族早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语言使用上，当时他们就兼用彝语和汉语。

一直以来，中梁子彝族村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汉族的文化习俗逐步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例如，过春节时他们年前要杀猪宰羊，准备年货，迎接老祖宗亡魂回家，献饭、烧香;大年三十要迎新岁、进岁;初一要献饭、放炮竹;过元宵节要包汤圆;清明节要敬天、祭祖……相比之下，本族传统节日反而不像其他彝族地方一样受到重视了。在服饰方面，在走访中我们看到，村子里年轻人和中年的男子、女子的穿戴都与汉族一样，只有老年妇女还在头上包一块头巾，传统的彝族服装只有在节假日或跳彝族舞蹈的时候才穿戴出来。

(二)开放的语言态度

中梁子彝族对汉文化强烈的认同感，使得他们的语言态度呈开放型。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100%的人认为彝族村民掌握汉语文“很有用”，希望子女最早学会普通话的人占33%，希望最早学会彝话的只有11%。

在调查中，笔者也对当地人作了一些询问。在回答“您愿意把子女送到什么学校学习”这个问题时，44%的人选择“用汉语和英语授课的学校”; 33%的人选择“用汉语和彝语授课的学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梁子彝语在升学、就业乃至日常交际方面都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他们希望加强对汉文化的学习，更快地融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例如， 40岁的李继英在回答“您希望子女最好会说什么话”这一问题时，她选择“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使他们能与更多的人交流，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中梁子彝族村民对学会并使用哈尼语也大多抱积极的态度。调查显示:在问到“您怎么看待彝族掌握哈尼语的作用?”这一问题时， 44. 4%的村民认为“很有用”， 55. 5%的人认为“有些用”，没有人认为“没有用”。例如，村民李义福(52岁)和普剑晓(29岁)就认为，在浪支乡因为主要和哈尼族居住在一起，要和他们交流或者交朋友，就必须会说哈尼语。李八斤老人(68岁)说，作为一个彝族百姓或彝族干部，掌握哈

对于“你对彝族人都会使用汉语、哈尼语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44. 4%的人选择“迫切希望”， 55. 5%的人认为学习语言应“顺其自然”，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在和哈尼族的交往中自然地学会哈尼语的。

此外，在与30岁以上的彝族村民的接触中，笔者还发现，村民们都会讲或会听哈尼语，因为他们认为生活在哈尼族聚居的环境中，应该积极地学习他们的语言，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方便。

(三)不断增多的族际婚姻

中梁子彝族过去一直和外族通婚。在现有的85户村民中，共有族际通婚家庭41户，占总户数的48. 24%。其中汉族13户，分别和6户彝族、7户哈尼族通婚。彝族和汉族通婚的9户。彝族和哈尼族通婚的21户，其中有两户彝族和汉族、哈尼族通婚。1967年以前，他们主要娶汉族姑娘，哈尼族媳妇只有3人。在1968-1977年间，哈尼族媳妇的数量多了起来。彝族娶哈尼族、汉族媳妇所占比例达到了71. 88%。1978年以后，彝族村民们的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娶哈尼族、汉族的比例到了85. 71%。

通过与外族通婚，中梁子实际上已形成了彝、汉、哈尼等族杂居的地带。为了相互间较好地进行交流，村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都使用汉语或哈尼语，扩大了汉语、哈尼语的使用场合。在族际通婚家庭中，汉族或哈尼族媳妇不会说彝语，因此，具有强势语言地位和交际功能的汉语在家庭交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作亚强势语言地位和交际功能的哈尼语在彝族家庭交流中也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使中梁子彝族的语言使用很快发生了变化。

四、结　语

羊街乡是汉族、哈尼族、彝族和拉祜族共同居住的多民族行政乡，全乡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中梁子，彝族、汉族和哈尼族和谐相处，汉语、哈尼语、彝语自然共存，互相影响，和谐互补。各民族相互学习对方语言，出现普遍的语言兼用现象。而语言转用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多是为了调整语言的功能，转用的程度以及对转用语的选择均由现实需要来决定，因此，自然的语言转用也成为一种客观必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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