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都地区与滇池地区一样，是古代彝族先民居住的两个生产发展较快的地区。邛都地区即今大小凉山彝区，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远古以来，大小凉山地区即有人类栖息繁衍。建国以来在凉山西昌地区相继发现新石器，邻近这一带的汉源县有旧石器时代遗址。1975年以来，在凉山地区的的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以及越西、喜德等县均发掘一种大石墓，墓葬时代约在战国西汉期间。据今当地彝族传说，此种墓为“濮苏乌伍”人所居，这种大墓很可能是古代濮人的一种墓葬，由此可证彝族先民羌人或叟人，至迟在西汉时即已活动在这块土地上。建国以来在昭觉境内不断发现汉墓，1976年8月凉山州考古训练班在该县城北公社清理了两座汉墓，1977年6月凉山地区考古队在该县四开区清理了几座汉墓并试掘了一个汉代的军事屯垦的城堡遗址。根据彝文《勒俄特依》中有关《分母石故事》的记述，当时人们进行战斗所使用的武器是铜制作的矛、刀兵器。有关凉山地区使用铜质兵器的考古资料在近年来曾有发现。例如：在凉山州昭觉城郊的烈士陵园周围和竹核温泉附近曾发现过一批铜矛、铜刀、铜剑和铜钺，金阳县天地坝出土过青铜剑及铜剑鞘，越西县大屯华阳村出土铜器和铜兵器，盐源县左所格萨出土了铜兵器，上述出土文物的分布遍及全州各处。

根据1990的春在西昌市安宁河畔，一农民挖取土时，发现一组中原形制的青铜兵器，计有戈二、矛一，其中一戈在胡上竖行凿刻汉文“军大夫长”铭文，经考证系中原燕国的兵器，这大概与彝族先民参与中原战事有关。这些文物的时代，多数是在先秦时期，说明在先秦时期及以前，凉山地区已进入了有阶级的社会，有了使用金属兵器的武装。

《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均记述：“自滇以北，君长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西南夷者，在蜀郡缴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并且是“豪帅放纵，难得制御。”彝族居住和开发凉山地区的历史是很长的，根据流传民间的彝文古籍《勒俄特依》一书的记载，大约在先秦时期，由云南昭通地区迁徙凉山的古候和曲涅两大家支，当他们进入凉山“俄着”（今西昌坝子）地区，见到该地早就有彝族人居住了。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凉山地区居民是“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这说明当时居住在凉山地区的彝族先民，既有土著也有迁徒而来的。据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周武王伐商时，所率“八国”之蜀参战，其中就有彝族先民的武装部队参加作战。例如袁在予所著《西康宁属夷务沿革史略》（1941年出版）卢国之说：据“周武王伐纣‘庸、蜀、羌、髟予、微、卢、彭、濮。’疏：八国皆与焉。（据《尚书·牧部》）孔安国以此百蛮夷戎狄之国。”上海良友图画杂志（一五八期）新西康专号，对罗罗历史略加叙及，“罗罗在宁属通称夷族，古代称卢、卢倮、卢鹿、乌蛮……等，今日普作猓猓等。他们的历史发现很早，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时就有卢国。”另外《尚书·牧誓》里所记的“濮”，与彝族先民是杂居相处，至今民间仍流传许多濮人（即彝语称濮什乌伍）的各种故事。濮人也是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

战国至秦汉，邛都地区先后有邛人、笮人、僰（濮）人、斯（徒）人、牦牛夷、白狼夷、摩沙夷、叟人、昆明人、僚人等。他们属于“西南夷”中的部落群，君长“数以十计。”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徒，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徒。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累与牂牁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筰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筰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

僰人出自氐羌族群的一部分，《水经注·江水注》僰道县说：“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秦纪》所谓僰僮之富者也。”他们是“蛮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部分。汉初，在今西昌地区一带的僰人不少，《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通西南夷道，“散币于邛僰以集之。”《史记·司马相如传》说：“南夷之君，西僰之长”，“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索隐》说：“西夷邛僰”。邛、笮即今西昌一带，僰人与当地氐羌系统的其他族群一道被称为“西夷”。直至汉晋，仍有僰人居住在邛、笮一带。《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郡国志》说：“西夷荔枝园，僰僮牦夷中最仁者，故古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斯（徙）”的记载如：“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华阳国志·蜀志》载：“邛都县：……有四部斯儿。”《太平御览》引《汉志》曰：“旄牛属蜀郡，鲜水出缴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缴外，南至大筰。《华阳国志》曰：“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十七年三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缴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僧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隋书》卷一《高祖记》上：“（开皇元年三月）壬午，白狼国献方物。”

关于叟（木耳夷），《尚书·牧誓》有“蜀叟”，《三国志·刘璋传》有“叟兵”，《华阳国志·汉中志》有“氐叟”、《蜀志》越嶲郡有“斯叟”等称呼，《华阳国志·南中传》还称越嶲高定元为“叟帅”。《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其速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水经注·温水注》：“（温）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太平寰宇记》卷八0《嶲州》：“木耳夷死，积薪烧之，烟正则大杀牛羊相贺以作乐，若遇风烟旁散，乃大悲哭。”

《册府元龟》卷九六0《外臣部》：“昆明夷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牛马。其俗椎髻跣足，首领披虎皮，下者披氈。”《新唐书·南蛮传》下：“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欧湿，宜秔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

“昆明”人亦出自氐羌，《史记·西南夷传》说：“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作者在汉武帝时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即从今西昌地区往西南，到达今大理一带。司马迁对于当时的昆明人有所了解，但不全面。事实上，除桐师至叶榆一带之外，其他地区还有更多的“昆明”人口。《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定笮县说：“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叶榆东北至邛都之间，也有一部分“昆明”人与摩沙、叟族杂居。《史记·西南夷传》说邛都西南，桐师至叶榆之间，“名为巂、昆明。”“巂”音“髓”，乃“叟”之对音。邛都地区以叟族为主，向西南延伸，至桐师、叶榆之间，也有散居的“昆明”族与叟族相杂居。《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定笮县说：“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定笮县）在郡（越巂郡）西，渡泸水（今雅砻江），宾刚缴，曰摩沙夷，有盐池，……。”定笮县（今四川盐源县）乃笮（叟）、摩沙、昆明族人口的共同杂居区，所以《华阳国志》才在定笮县之下把他们都罗列出来。

叟族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自先秦迄汉、晋，他们的分布区域即自西北的羌与“西南夷”地区相连。而在商、周时期，今四川的居民主要为叟族，《尚书》孔安国《传》说，《牧誓》中参与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的“蜀”为“蜀叟”。其实，“蜀”说是“叟”。“蜀”、“叟”同声，只译写不同而已。《后汉书·刘焉传·注》说：“汉世谓蜀为叟。”可见，直到汉代，或自称蜀人为叟人，蜀人原本为叟人，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蜀国，后为秦所灭，而蜀国的叟人即此融入汉族之中。西汉时所设的越巂郡即以叟人为主。《汉书·地理志·注》说：“应劭曰，故邛都国也，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师古曰，巂，音先蕊反。”《史记·西南夷传·正义》说：“巂，音髓。”是越巂郡以越巂水置郡取名。水即今安宁河，《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巂水，水以族居于其旁而得名。” “巂”音“髓”，与“叟”同声，则巂族即叟族。汉初或称其“国”为邛都，其后又明确其地之居民为叟族。邛都越巂郡往东南，有叟族与巂族、昆明族人口相混杂。

摩沙夷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定笮县说：“笮，夷也。汶山（西汉初年汶山郡、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今雅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定笮县）在郡（越巂郡）西，渡泸水（今雅砻江），宾刚缴，曰摩沙夷。有盐池，……汉末，夷皆锢之。张嶷往争，夷帅岑磐·木明不肯服，嶷擒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定笮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其中摩沙夷人口不少。除摩沙夷外，还有“笮”。县名定笮，即以其地为笮族所居之故。定笮县的笮族是越巂郡内的主体民族，所以说“越巂曰笮”。越巂郡以叟族为主体，故笮族即叟族。而定笮县的“笮”即为越巂郡叟族中的一个部落。定笮县也有昆明族，故《华阳国志》在定笮县之下特别提出昆明。但昆明族的分布区以南中为主，定笮县只有一部分。摩沙、笮、昆明“皆夷种也”。即皆共同出自氐羌。摩沙夷与叟、昆明共同居住的定笮县的范围，是在“渡泸水”而直至“刚缴”的地方。泸水指今雅砻江，“刚缴”显然在今丽江一带。在定笮县的中心区，即今四川盐源县一带，是摩沙、叟、昆明的共同杂居区，而摩沙夷人口在这里还不算多。摩沙夷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在“刚缴”一带，所以《华阳国志》的记录是在“宾刚缴”之后才说其地有“摩沙夷”。即自四川盐源往西，经云南宁蒗、永胜至丽江，越往西摩沙夷人口越多。汉晋时期即已如此。

此外，邛都地区还有“獠“、东蛮（勿邓、西林、丰琶、六姓蛮、浪稽）、马湖蛮（董蛮）、虚恨等古代民族分布。

西汉初，邛、筰都一带出现了“土地平原有稻”的农业兴旺景象，并已进入阶级社会。“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将往喻”。于是“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就以邛都置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将该地直接纳入汉朝的统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牦牛），主缴外夷，一居青衣，主汉民。”又《水经·江水注》亦云：“沈黎郡，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筰都置，理旄牛道，天汉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崃山表，白蜀西度邛、筰，其道至险。”纪昀案云：“筰都即旄牛县，亦曰旄牛道。……故城在今雅州府青溪县南部。”青溪县即今汉源县，汉曾于此置沈黎郡，其地旧为筰都，亦即旄牛羌部的中心。

旄牛羌的中心虽然在沈黎郡，但其中部分在汉时已迁入越嶲郡内，并形成一定声势。《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说：“苏祁邑君冬逢……嶷诛逢，逢妻，旄牛王女……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为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按苏祁，唐代亦在该地置同名县，位于今西昌县北的礼州。可知旄牛羌部已成今西昌一带一支力量，故其时以此著名的羌部为代表而泛指越嶲郡一带的诸羌部落。

越嶲、沈黎一带的这支羌人部落，即被称为越嶲羌或旄牛羌，同时又被称为叟人。比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永平元年……后（越嶲）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祁叟二百余人，賚牛羊送丧。”又如《华阳国志·蜀志》说：“邛人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叟。”这是说邛都地区，除了有邛人七部而外，还有四部称为斯叟的叟人。

关于这一带叟人的分布，史籍有着详细记载。叟人的东境已达越嶲郡与犍为郡交界处的小凉山一带。据《三国志·蜀志•张嶷传》云：“越嶲郡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上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叟帅）高定元自旄牛、定筰、卑水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后并讨之。”知安上当在小凉山区域的今屏山县新市镇（石角营）一带，由此往西即大凉山，已为叟人的聚居区。

邛都地区，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越巂郡，下辖15县，其中邛都（今西昌、德昌），台登（今冕宁、泸沽），会无（今会理、会东、米易），苏祈（今礼州、越巂），卑水（今宁南、昭觉）等五县是以彝族先民叟人为主的居住区，中间隔着金沙江，与滇池叟人居住地区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古代蜀（成都）——身毒（印度）道是经过邛都到达滇池以迄印度的。由于中原地区与邛都、滇池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邛都地区设立越巂郡之时，大多数彝族先民均愿意接受汉王朝的封号，故史书记载：“二方之君，麟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按《索隐》：“二方，谓西夷邛、僰，南夷牂牁、夜郎。”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迫于形势，曾封闭巴蜀与边境的交通，阻断经济文化交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兴，皆弃此诸国，而闭蜀故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到汉武帝时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即着手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对西南的经略，首先必须修筑道路，建立据点。至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王朝派唐蒙出使南越，了解到从巴蜀地区经牂牁江道可通番禺。为从水道征服南越，这条道是极为有用的，因此派唐蒙出使至夜郎。又在秦朝所修“五尺道”的基础上，修筑从宜宾通往牂牁江的道路，史称为“南夷道”。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又派司马相如通至邛都，去招抚邛、笮等“西夷”部落归附汉朝，在那里初步设立了一些县份，派遣都尉统治。唐蒙通夜郎，司马相如通邛都，不断征发巴蜀的人力物力，历经十余年劳民伤财而未能完成，引起普遍怨恨。《史记·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巴蜀之民疲焉。”《盐铁论》地广条亦说：“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响，散布帛于邛僰。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之后，北方边患迭起，为集中力量在北方对匈奴用兵，汉王朝经略西南的事情只得作罢，《汉书·武帝记》说：“元封三年（公元前126年），罢西南夷城……”。

到了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因张骞上书请通“蜀身毒道”，汉武帝才重新考虑开发“西南夷”之事。汉王朝经略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统治机构，经过了较长时间才完成。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唐蒙出使夜郎，招降其部落，《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唐蒙为中郎将，“同夜郎侯多同，蒙原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属犍为郡。”到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朝举兵攻南越，回军时“驰义侯”以兵威征服领夜郎，镇压西南各部族，平“南夷”，设“牂牁郡”；诛邛君，以“邛都”设“越巂郡”；杀“笮侯”，以笮都为“沈黎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临滇，“滇王”乃随“邛都”入朝，以其地设“益州郡”。从此，“邛都”和“滇池”这两个“叟族”居住区域成为汉王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部分。

《汉书·地理志》说：“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越巂郡”所属十五县，蜀汉时将非“叟族”居住的九县划出去，盖因蜀汉时期越巂郡以“叟族”集团为主，其主要聚居区域有六县：邛都、台登、定笮、会无、苏祈、卑水。元代以此六县地设“罗罗斯宣慰司”，古代的“邛都夷”（即叟族）最早聚居于此，即沿安宁河及雅砻江下游地区居住，后来才由此区域移居凉山地区。“邛都”地区汉初尚处于落后阶段，原有“土长”政权，汉武帝开发西夷地区，“邛君”为汉兵所杀，在“邛都”设越巂郡。此时“长贵自立为邛谷王”。《史记》所谓“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说：“邛都的叟族居住在大渡河以南，沿安宁河和雅砻江下游地区；滇的叟族居住在金沙江以南的滇池及曲靖地区，这是最早的两个彝族先民聚居区。”

远在西南夷设郡县以前，西南夷地区和中原就早已进行人口买卖和牲畜、铁器的商品交换。蜀郡从越巂、僰道、滇输入的有笮马、旄牛、僰僮，越巂、滇从蜀郡输入的有铁器、漆器，或者还有丝织品等。《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又说：汉初卓氏在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在临邛鼓铸，“贾椎结之民。”临邛距邛都很近，又可南入滇，故邛都和滇的彝族先民在汉代初年即使用蜀郡制造的铁器，也即说明巴蜀和邛滇的交通早已发达。《汉书·地理志》记载，越巂郡邛都（今四川西昌）“南山出铜。”越巂郡即安宁河（当时称巂水）流域，这一地区比较富庶，邛都南山的铜，台登和会无的铁，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生产起了较大作用。

当时邛都地区与滇池地区在经济及生产水平上基本相似。《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邛都国和夜郎国、滇国一样，“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巂居，能耕田。”又说，“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邛都以北为台登县，“山有弩石”，“又有漆，汉末，夷皆有之。”南为会无，产马。西为定笮（今四川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锢之。”《三国志·蜀志·张嶷传》也说：“定笮、台登、卑水（今四川昭觉县西部）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西南徼久自固食。”由此也说明在汉族统治者到达以前或统治势力衰退以后，越巂郡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被当地的彝族及其他各族先民的奴隶主所占有。

邛都地区已进入奴隶制阶段。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曾奉使到过邛都（西昌）、僰道（宜宾）地区，在其作品中曾记录下当时这两个地区奴隶制的情况：“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比较形象地描画了奴隶主的残酷和广大奴隶的悲惨命运。

到东汉时期，彝族的奴隶主占有了土地和资源，特别在越巂、益州二郡，不断有彝族大奴隶主，即“豪帅”、“夷帅”或“耆帅”的出现，“耆帅”亦称“渠帅”。“耆帅”和大姓，是汉人对彝族奴隶主的称呼，大抵越巂郡者称之为“耆帅”（也称“夷帅”或“渠帅”），在益州郡或南中者称之为“大姓”。这些耆帅或大姓都拥有大量的“部曲”。彝族奴隶主的“部曲”与当时汉族封建主的部曲不同，彝族部曲的身份不是家奴，而是奴隶。他们平时从事耕作，战时便组织为部队，对于奴隶主是一种世袭的人身隶属关系。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姓得世有部曲”。拥有大量部曲的奴隶主，不止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占有其他生产资料，如越巂郡台登县的铁矿和山漆在汉代末年即已“夷皆有之”；定笮县的盐池在汉代末年亦是“夷皆锢之”。这一切说明早在东汉时期“耆帅”、“夷帅”的经济特权是非常巩固的。

西汉末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邛都地区的“豪帅”、“夷帅”，已“豪帅放纵，难得制御”。王莽时，越巂郡太守枚根，调豪帅长贵当军侯这一军职（《后汉书·百官志一》：“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这很可能是枚根要改编长贵的奴隶主武装力量，并置之于汉皇朝的军屯制度之下，这就要他受到皇朝封建法律的约束。长贵为了维护奴隶主利益，“率种人”反抗，杀了太守，自称“邛谷王”，统治邛都地区达20年之久。王莽执政时期，彝族大奴隶主杀汉人官吏的事接二连三，层出不穷，例如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蛮夷”杀益州大尹程隆，天凤三年（公元16年）益州郡“夷”任贵杀太守牧根，天凤五年（公元19年）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杀益州郡守，越巂姑复“夷人”大牟杀略吏人。夷汉冲突越演越烈，其目的都是为争夺土地及其他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

东汉时期，邛都地区奴隶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奴隶制经济发展对于奴隶劳动人手的需要，史载此时期邛都地区掳掠和买卖人口的现象非常严重。《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即记述禽信从成都到越巂“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在“夷中”为奴隶十余年，被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支充当奴隶，可见这一地区奴隶占有制已相当普遍。

三国蜀汉时期，邛都地区的奴隶制继续发展，夷帅高定元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南征与高定元接触。根据《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说，越巂夷帅高定元兵败后，“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这种杀人祭祀的作风，也说明了奴隶制的盛行。

至东晋末年，邛都地区所有抄掠和赎卖人口的情况见于记录。僧人慧睿“经行蜀之西界，被抄掠，为人牧羊，后有商人以金赎之”。这是公元5世纪初叶的情况，说明邛都地区的奴隶制从西汉中叶出现以来，一直在发展着。

唐代以魏晋时的越嶲郡改置嶲州，其主要居民称“乌蛮”。唐代嶲州地区，为乌蛮的勿邓、两林、丰琶三个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所居。《新唐书·两爨蛮传》说：“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妇人衣黑缯，其长弋地。又有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居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

嶲州诸部中以勿邓最大，包括六个部落和二十一个“姓”。据《蛮书》卷一说，勿邓在“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又据《新唐书·两爨蛮传》说：“以勿邓大鬼主苴蒿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及死，子苴骠离幼，以苴孟冲为大鬼主。”结合《新唐书》、《蛮书》等皆述邛都于勿邓之首，且勿邓大鬼主又兼邛部团练使，知勿邓部以邛部为中心。邛部在今越西和甘洛县一带，解放以前这里还有彝族土司——邛部宣抚司存在。

据《新唐书·南爨蛮传》说：“一日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髪髻，妇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五译乃与中国通。大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

勿邓部既是南中徙居嶲州的“东爨乌蛮”，则此“东爨乌蛮”的族源，亦系古代氐羌人南下到南中的一支，而与汉代滇东北的“靡莫之属”，以及滇池地区域的叟人有密切关系。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言：“晋宁郡……武帝元封三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知滇池一带有叟人，而滇东的“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相扶”，亦当为叟人。这种人与“东爨乌蛮”是有族源关系的。

西林、丰琶，则与勿邓不同，两林与丰琶乃当地古老居民，即汉晋氐羌之后。他们与勿邓虽皆同出于南下的氐羌，但近源却非滇东的“靡莫之属”，而系安宁河流域“邛都”中的叟人，或“越嶲羌”。考汉代越嶲郡的中心为邛都，建至唐代嶲州治所越嶲城亦在治晋邛都旧地，即今西昌县，这里一直是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两林部落聚居在这一地区，当系汉晋邛都的叟人后裔，故“地虽狭，而诸部落推为长”，这实系该部在历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而决定的。至于丰琶部落，史籍更明言系当地原有居民。《蛮书》卷4说：“丰琶蛮本出嶲州百姓，两林南二百里居焉。……心长向（唐）国。”何以“心长向国”？清卢文殆注：“以其本嶲州百姓，故心长向中国也。”所言极是，这还可从其他史籍中得到证实。唐丰琶部落在今会理、盐源，元时曾于会理置阔州。《元史·地理志》云：“州治密纳甸，古无城邑，乌蒙所居，昔仲由蒙之裔孙名科居此，因此名为部号，后讹为阔，至三十七世孙罗内附，至元九年设千户，二十六年改州。”若每代平均以二十五年计，则科时当由至元初上溯九百二十五年，约当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这显系汉晋的一支氐羌或叟人。他们在唐时是构成丰琶部落中的一支，其后裔至元代还存在。

参考文献 :
１．易谋远：《试论历史上凉山地区政权的民族性质》，见《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第30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２．《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
３．《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由蜀输滇的商品，从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中多见之。
４．《高僧传》卷七《慧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