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上经常报道的每年全国各地回家过年的民工潮，几乎使全国交通运输网络陷于瘫痪的情景，我总觉得有点夸张，但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样一个传统的一年一度民俗节日——春节，普通而又普通，究竟是什么赋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呢？临近春节，商业流通市场异常火暴，机关事业、企业单位放假，春节期间留守值班人员享受高额补贴，不论身处天南海北的人们赶着回家……其中有一个要命的东西在起着关键的作用，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外显、物化后就表现为传统的民俗文化。可见，民俗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海内外的华人，只要一提到是龙的传人，炎黄的子孙，特别是歌曲《我的中国心》唱起的时候，便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共同的民俗传承使大家心与心更靠近了，这就是民俗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民俗及民俗文化

在中国，“民俗”一词很早就已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如《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士民俗”；《史记·孙叔敖传》：“楚民俗，好痹车”；《汉书·董仲书传》：“变民风，化民俗”……此外，还有不少与此相近的话语，如“风俗”、“习俗”、“民风”、“民俗风情”、“约定俗成”等等。

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民俗文化，即民间风俗文化，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民俗学家们对民俗的研究局限于某一狭窄的范围。如英国民俗学会1914年出版的《民俗学手册》中说：“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鱼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博尔尼，1995：1）上述这种说法把民俗文化与精神文化（信仰民俗）简单等同起来，使民俗文化的范围过于狭隘。其实，民俗文化渗透到物质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制度及精神意识领域（特别是民众口头民间文学）等等方面。

此外，有的民俗学家过去只侧重传统方面，他们受民族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蛊惑或蒙骗，大多把目光关注在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人群，尤其是所谓的野蛮、未开化民族，农民、边民。其实，“风俗”（Lore）一词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不论在什么时代，即便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也有公务活动（有的可能就是民俗活动）和私人生活之别。在公务活动中，他们必须遵从官方的定制，在个人生活中，他们除了留有上层社会的某些生活习惯外，基本上也与民族共同的习俗惯制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民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社会的人，都不可能不和民俗有一定的联系。

二、民族认同感及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民族内聚力，是使民族成员聚集到一起的力量。这与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中的四个“共同”之一，即“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有紧密的关系。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将“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我们始真正理解了其要旨。所谓共同心理素质，通俗地说讲，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共同文化是产生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共同心理素质则是共同文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其核心的部分，所以共同的民俗文化使人们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而体现在文化上，便是一种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则是民族得以存在，并能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世界上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以文化认同感来增强其凝聚力，并能维系其发展。例如，大多数犹太人虽已改操英语，但其所采用的就是表现在犹太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犹太民族文化认同感来增强犹太民族凝聚力。又如我国苗族，“散布在以湘西、黔东南为中心的南方七省、区20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各地苗族操着不同的方言，居住不相连接，甚至相距千里的村寨，但自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心理非常强烈。解放前，特别是清末苗民起义时，鸡毛信所到之处，千里起义的苗民常常达几万乃至几十万人。”（林耀华，1997：190）]

不同民族的人们互相接触时，通过对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异同程度的观察就会形成不同程度上的“认同”或“认异”，这样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民族自我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在长期的交往中，把这种群体意识符号化才产生了稳定的民族称谓。为了加强本族团结，增强本族凝聚力，该民族内部总要想方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即认同感。在这个巩固的过程中，民俗就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它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自己固有的特点，赋予它们强烈的感情，把它们升华为代表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从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成为使人极易辨别的民族属性，也就是所谓的民族个性、民族性格方面的东西。这样通过特别是外在的有形民俗文化形式，强化认同感，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三、民俗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正在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逐渐改变、丧失自己自古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要素都正在逐步消亡，只留有表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共同心理素质，而这个共同心理素质最外显的部分就是民俗文化了，而民俗文化又是最能代表民族（文化）存在的最物化、最活态、最活跃的因素。如果从广义民俗学的角度上来考察，一个民族物质、社会、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皆融入其民俗文化之中。其中的民间信仰、婚丧、节日、建筑、饮食、民间文艺等则更是深入人（本族和他族）心，几乎形成为其民族称谓的代名词，同时也提供给民族成员在文化交流中认同和认异。如傣族≈泼水节+竹楼+筒裙+……；白族≈三月街+三道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民居+……；藏族≈酥油茶+喇嘛+牦牛+……；彝族≈火把节+阿诗玛+十月年+……；纳西族≈东巴（教）+象形文字+披星戴月+……等数不胜数。为什么人们一提到泼水节会自然联想到傣族，一谈到东巴（教）就会下意识地与纳西族并提呢？因为这些民俗事象都是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部分，而这些民俗事象随着各民族自身历史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以各种崭新的形式“旧瓶装新酒”似沿袭下来，并且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构筑成为其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俗文化正是这样生生不息地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延续并发展着与时代适时而生的民族文化“合理内核”。也正是民俗文化的这种巨大影响力，使各民族因此并借之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使各民族得以不断地在新环境下发展下去。例如，彝族有657万多人（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分布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两侧滇、黔、川三省。彝族自称和他称大概有30多种，是一个典型的支系繁多的民族。现在除了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诺苏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以“血缘”进行认同外，其他各支系基本上已无“血缘认同”了，而用农历六月二十四、五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这一民俗节日进行认同，这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也是一致的。彝族火把节，这一传统的节日民俗事象，正因为它能准确代表支系庞杂的彝族的共同文化，所以各个支系的彝族也都以此进行认同，其民族凝聚力也由此得以增强。

四、民俗文化与民族凝聚力

恩格斯说到德国民间故事书时曾说：民间故事“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田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为馥郁的花园。”“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寒促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为美丽的公主。”[1]这是针对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艺类民俗对调剂人们心理的作用而言的。民俗，作为民族文化鲜活的部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最大的功能是能够强化民族成员间的认同感，树立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使民族成员紧紧地围绕这一内聚力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任何一个民族都处在不断的发展中，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不断调适。在社会生活的世代交替中，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不断被复制，由此保持着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在文化的变迁中，民俗将新产生的或外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不断反刍和消化，吸收某些新东西进入原有的民俗体系，大量的则被扬弃。即使在大规模的急剧社会变革中，与整个民俗体系相比，发生变化的总是局部的、渐变的，其深层内核仍维系不变，这就有效防止了文化传承上的断裂，整个民族共同体得以相对稳定。

民俗（文化）不仅统一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每个民族或社会群体，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因而形成了特定的集体心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个性。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民族共同体的有效标识。例如，世界各地的华侨，虽然身处他乡异国，但他们通过讲华语，吃中餐，过中国传统节日等方式，与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保持认同，同时通过这些方式也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粘合力、凝聚力。在民俗文化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社会作用方面，钟敬文先生说道：“共同的民俗信仰和习惯常默默地把跟别的成员的行为、心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神秘的文化凝聚力。它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捆在一起，它也把现在活着的人和已逝去的先辈联结在一起，而且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五大洲的华人也团结在一起”。

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是民俗文化，民间风俗习尚所起的凝聚作用应引起特别注意，这也是我们尊重自己的民俗文化的实际出发点。民俗文化具有传承性，也具有变异性。我们应该对传统民俗的优秀因子进行继承，而对其中的那些阻碍时代、民族发展的糟粕部分进行合理的扬弃，并对外来的异民俗进行充分过滤、消化、整合，使之本土化，否则我们在民俗文化上会迷失自我，无法进行相对平等的文化对话和交流。例如，近几年国内纷纷兴起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饮食领域则有卖当劳、肯得基等洋快餐纷纷抢滩国内饮食市场，演艺圈中则有好莱坞巨片票房率的咄咄逼人，拨开漂在这些表面现象上的浮萍，我们可知，其背后深层次的却是全球化带来的异文化的冲击，以及中西文化的直面碰撞。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文化对话，我们应该本着立足自我传统文化，民族利益至上，一切为我所用的原则，移风易俗，使民俗文化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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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