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我应该谈一下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但非物质文化是当前最时髦的名词，许多学校成立了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满天飞，最近还出版了一套非物质文化理论丛书，实践未果，已经有了理论体系，这更令我望而生畏了，索性不讲非物质文化。不过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做好田野调查，摸清家底，这是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前提。因此想回顾一下我的田野工作，并且提出一些看法。

一、为何步入田野调查

我本来是学考古的，与民俗调查无涉。但是知道考古学、民族学都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前者相当于人类历史的昨天和前天，后者是人类历史的今天，他们是相通的，可以互证，只是缺少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机会。1958年国家民委组织学术界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有幸参加了广西调查组的工作，主要在桂北对瑶族、侗族和壮族进行调查。由于当时大气候比较差，许多老专家靠边站，政治干预胜于学术研究，这次调查并不规范，设下不少禁区，所出田野调查报告有许多不足。但是，通过这次田野实践，激励我要涉足民族调查，它可以用“活化石”印证“死化石”，坚定了我走民族考古的道路。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当时文物局又给我们一项任务：搜集一套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物，主要有摩梭人的母系制、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傣族和藏族的农奴制等。由于我有从事民族调查的背景，上述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肩上，民族调查成了我的重要任务。我的田野调查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1年至1964年，先后在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云南宁蒗小凉山彝族地区和泸沽湖摩梭人地区进行调查，每个点短者有两三个月，长者达一年之久。具体方法有三：一是搜集一套文物，如鄂伦春族有1500件，摩梭人3500件，傣族近万件，其中摩梭人文物是用40匹骡子驮出来的，傣族文物是利用火车经越南运回北京的；二是做好调查笔记；三是拍摄一些照片。这一阶段主要是搜集资料，为历史研究寻找佐证。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6年，先后在黔东南、浙江畲族地区、四川木里和海南黎族地区做调查，调查方法依旧，但已突破了搜集佐证的做法，已经把调查对象当做一个独立的文化个案，在深度和广度上较前深入，自己也不是作为一名单纯的考古工作者，而是作为一名民族学工作者在开展工作。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后来又赴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走马观花，尽量熟悉一些面上的情况。

长期的田野调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是：（一）事先必有准备，特别是业务准备，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二）调查地点要选择准确，一定要有代表性，即文化内涵要丰富；（三）调查时间应长一点，切勿走马观花；（四）要利用各种手段，尽量搜集资料；（五）田野调查安全系数低，一定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

二、跟踪调查

我过去所调查的地区，一般都反复去过多次，如凉山去过五次，海南黎族去过六次，泸沽湖去过八次。为什么要进行反反复复的调查呢？主要有以下理由：

第一，从认识论来说，通过一次调查就能对调查对象达到科学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必须进行多次调查，反复印证，才能取得较正确的结论。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说东巴有文字，摩梭人没有文字，我在前六次调查中也没有发现摩梭人有文字，但在第七次赴泸沽湖调查时，对当地有无文字进行了专门调查，专门在四川境内调查了三四个村寨的巫师达巴，结果在达巴手中发现了一种《卜书》，共见到七种版本，都是手抄的，都共同使用几十个象形文字。这是摩梭人达巴也有象形文字的实证——只是比东巴文原始得多，从而改变了摩梭人无文字的说法。在此基础上，我又顺藤摸瓜，扩大了调查范围，发现在川滇之间的西番人、普米族、彝族、羌族、耳苏人、纳木依以及白马藏人等地区都使用一种象形文字或巫画，仅古老巫画我就搜集了五十多种。这个例子说明，有些问题非要多次调查才能解决。

第二，在调查中会遇到各种文化现象，有的当场就能解决，有的则需要大量反复的调查。如过去知道汉武帝时赵过在关中推广过“二牛三人犁”，具体难知其详。在川滇之间还有一种“二牛三人犁”，我们跟犁把式干了几天活，聊聊天，问题就弄明白了。它实际是一种二牛抬杠犁，一人牵牛、一人扶辕、一人扶犁。其中的扶辕者能调节耕地深浅。我事后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考古》上。但对当地走婚的源流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必须进行大量的反复调查。

第三，对调查地点的左邻右舍、族群关系也应该有所掌握，这也不是一次调查就能完成的。如有的学者认为摩梭人的走婚是倒退的产物，而且是孤立的现象。对此，我们除做了大量的家庭谱系梳理外，还对泸沽湖周围几个县若干民族进行了专题调查，结果发现，走婚在当地各民族中普遍存在，它并不是一种倒退的婚姻，而是很古老的婚姻形式。

此外，每次调查都会较前一次深入，可以印证、补充前次调查的不足，有时还会有新的发现。记得1981年3月有一天，我们正在四川木里纳西族村内吃晚饭，翻译突然来找我们，说有一户新房落成，正由巫师在举行赶鬼仪式。我们火速赶到现场，只见一位老年妇女，念念有词，带领四五个青年人，或持砍刀，或拿斧子，从室内而室外，作赶鬼状。可惜当时没有闪光灯，没有留下照片。那位老妇是什么身份呢？当时不知其意，后来老乡才告诉我们，她是“拍米”，汉译为女巫。这种女巫在丽江纳西族地区早已消失，但在四川木里俄亚村还存在着，说明当地保留不少纳西族早期的风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对一个民族地区或社区的调查，仅仅进行一次是不够的，必须反复调查，即跟踪调查，才能取得较全面的资料，走近科学认识的彼岸。

三、贵在理论升华

田野调查必然能搜集大量的资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却有两种结果：一是调查之后，草草编写一本调查报告，交给领导或束之高阁了事，这种情况是较多的，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调查就是如此。当时参加调查者有一千多人，其中至少有一千人是这样。另一种是调查之后，趁热打铁，继续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写出杰出的田野报告或学术专著。如上世纪早期从事田野工作的凌纯声、林惠祥、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后来的马耀、刘光汉、宋恩常、李绍明、赵复兴、黄惠昆等都有重要的专著问世，其中有些著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世之作。

学术实践证明，充分占有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为此提供了可能，这是很重要的一环。然而到此为止是不够的，如果仅仅停留在调查资料堆中转来转去，只能是一个搜集资料的匠人，如同考古界有一种“考古匠”一样。搜集资料不是最终目的。第二步是要在大量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将上述资料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要把所得的资料一一破译，做出科学的解释。此时不仅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知识，有时还需要美术学、宗教学的帮助，因此要读许多书，进行大量比较研究，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当然，其成果应该体现在学术著作上，像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蔡元培先生认为是田野调查的典型范本，随着当今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消失，更感到凌先生巨著的可贵，它无疑是一部能传之后世的伟大著作。

上述事实说明，田野调查不能一次了结，而是要多次进行调查，不断充实调查工作，获得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我称之为“跟踪调查”。即使如此，到此并没有完结，实际上它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田野跟踪调查；第二步是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三步是完成有关学术著作。这是一个课题研究的全过程，分三步完成，彼此有联系又有差别。如果搞第二个课题，还要分三步走，又是一个回合。如果一个学者经过几个回合的锻炼，必然为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自然会有重要的学术成就。

自己学疏识浅，在中年时代又贻误了许多时光，自然比不上大师，其中涉及一代人的问题，有人说现在不是出大师的时代，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只要辛勤努力，我们也可以为学术做一点贡献。大师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自己在调查中不顾艰辛，跟踪调查；调查后不断消化，进行比较研究；在著述上也没有懈怠，除完成了《永宁纳西族母系制》、《共妻制与共夫制》、《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生育信仰》、《中国民族文物通论》、《巫觋》等理论性专著外，我本来想模仿凌纯声先生编写一批民族田野调查报告，但是阻力较大。原因是博物馆有一个规矩，凡是在田野调查中搜集来的考古、民族文物都要移交给保管部收藏，这是必要的，有利于文物保管。但是搜集者再进行研究、编著就“难于上青天”。有关保管者也设法不让你进行研究，好像文物是他自己的财产。其实他们也不研究，自己不为也不让人家有为，岁月如流，保管员一个接一个地退休了，还是不能对调查者开方便之门，我们只能放弃编写田野调查报告的计划，留给后人慢慢考证吧。不过，调查笔记还在，当时拍的文物照片和民众生活照片还在，且能为我所用，所以我从本世纪开始完成了一批田野调查随笔，已经出版的有《最后的捕猎者》、《走婚与伙婚》、《寻根之路》、《会说话的巫图》、《鹅亚大村》、《女儿国亲历记》等六种。还有五种正在联系出版，包括《三亚土著》、《盘瓠图说》、《百苗寻踪》、《凉山访古》、《普米春秋》等。此外还有几种正在撰写中。

四、在把玩中调查

俗语说人生苦短，一个人能从事田野调查的岁月更短。所以，一个考古学家只能做几次发掘，一个民族学家也只能进行几次重大调查，问题在于是否选准地方，是否具有典型性。

自从退休以后，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已经不可能了，但我还心向往之，有机会就走马观花看看，蜻蜓点水，以此作为进行研究的比较。我退休后的精力虽然是整理调查资料，出一批调查随笔，不过，晚年还是有调查机会的，其特点不是奔赴深山老林，而是利用城市旧货市场，在把玩民俗文物中进行调查研究。下面不妨举两个例证。

一个是熏样调查。

2004年冬天，我在潘家园偶然发现一种熏样，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多半为民国时期的，也有一些是清代的。自己认为很珍贵，又很便宜，全部买下。经调查得知，这是山东黄县民间的，妇女剪纸后，把精品贴在白纸上，然后用油灯熏黑，取下剪纸，剩下的就是熏样了。这样利于保存，以后可以照熏样进行剪纸。经过多次调查和收购，我积累了上千张熏样。后来我又先后去中央美院、清华工美、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请教专家，他们都说熏样是剪纸的重要一环，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极为罕见。我当然很高兴，这倒不是自己成了收藏熏画的首户，而是可以进行一些研究，如中国剪纸的源流、剪纸工艺流程、熏样在剪纸传承中的作用、熏样的题材和年代鉴定等。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我出版了《熏画艺术》一书，作为熏样研究的“抛砖引玉”之砖。

另一个例证是“纳木依”的巫画。

“纳木依”是黑人之意，与纳西族自称相同。其实两者都是氐羌后裔，同根同源，他们原来住在西北，后来沿川西民族走廊南下，走在最前边的定居在丽江，成了纳西族；定居在泸沽湖的成了摩梭人；有的中途在雅砻江畔住下来，成了“纳木依”，由于他们受藏族包围，吸收不少藏族文化，变成藏化了的纳西族。不过，“纳木依”还保留着自己的古老信仰。纳西族称巫师为东巴，“纳木依”称巫师为“帕比”。纳西族用东巴象形文字记录经书，“纳木依”则用少量象形文字和巫图作记录，巫图较东巴文字原始，应该是一种新的发现。本来，我在1981年曾赴“纳木依”地区作过调查，由于粗心大意，没有发现上述文字，后来在跟踪调查耳苏人巫师沙巴的经书中才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巫画，于是我又自费去调查两次，有幸在当地旧货市场看见一件“纳木依”指路经，长卷，有100幅巫画，是道光二十四年的作品。事后我又托当地一个知识农民帮助，到目前为止已经搜集到三十多本巫图经书。目前我正在破译“纳木依”的巫画。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人到了晚年，虽然不能进行长期的蹲点式田野调查，但就某些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地火爆的旧货市场，就是民间文化的大展台，其中有许多是课堂上没有听说过的，因此，它是我们学者的课堂，也是进行民俗调查的重要场地，对年纪较大的学者尤其重要，不妨常去看看，必然有一定心得，也许就会有新的发现。

总而言之，田野调查是民族学、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是从事民族民俗研究的基本功，我们不可不为，它将使你受益终生。既然要进行田野调查，就要留下文字的记录，正如弗雷泽在《金枝》中所言：“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惟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让我们尽量为人类留下一点你所目睹的事实吧。当前我们所实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只能延缓民族民俗文化的变化，保护的前提是“记录工程”，所以，留下“事实的总汇”乃是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