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一)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一)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47:36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兴课题,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新模式”。刘大年先生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或者说基本问题是什么?我想无非是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讨论中,又有学者提出:兴办近代企业替代落后的封建经济并寻找和开通富强之途的近代化过程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及打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争取社会进步鼎足而三,成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三条线索之一。不论其是“双线”或是“三线”,“近代化”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打开了思路。
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龙云、卢汉彝族统治集团及孕育他们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为例,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反思百余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我们不禁会问,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全国各族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时,地处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在外界强烈的碰撞和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仅从研究各民族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起义的过程、意义,以及各民族人民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贡献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多为建国后的调查情况),则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放在“近代化”方面,全面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也就是说,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各少数民族如何被卷人中国近代化的大潮之中并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及就该民族而言向近代化努力的结果如何?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问题赋予近代民族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相对单一且公式化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有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民族史向以阐述民族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论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题,基本上属于民族政治史的范围。严格地从科学上讲,这种单一的政治史的研究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有碍于民族史学的繁荣与发展。民族是个社会,各民族都有自己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多种社会结构和多种广泛的历史活动。各民族特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民族差异、、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等等民族问题,追根寻源都是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经济生产或社会结构产生或派生出来的。必须加强对各民族经济生产或社会结构即: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基础”的研究,打破单一的民族政治史研究模式。笔者赞同上述分析,但有关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的材料较零散,所谓“历史基础”的涵义也较模糊,若以上述“近代化”取代“历史基础”,则能围绕一个中心,揭示近代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关于近代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在展开讨论。简单讲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但国内学术界对“近代化”和“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并未严格区分,近代化又称为“早期现代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等。章开沅教授说:近代化大体相当于早期现代化,“时间可以断限在晚近现代化之前。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相连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性特征。与晚近现代化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效应具有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完全的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又具有相对单纯与易于比较、辨析的特点。”“其所以取名为‘近代化’而不是‘现代化’,乃是由于这套丛书(按:指《中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作者的研究范围,大多侧重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近代化”的概念。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已经经过的发展阶段。它以探讨近代中国的整体社会如何由传统封建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主旨,考察社会构成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变化,分析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具体讲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为准备阶段,1912年以后进入正式启动阶段。其具体特征表现为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明显的二元结构,过多的冲突存在,缺乏平衡性,摇摆度过大等。龚书铎先生在考察了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后指出:中国的近代化“充其量只能是畸形的半殖民地的‘近代化”,“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不能以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以现实去阐释、比附历史。并对近代化研究中出现的抬高袁世凯一类历史人物、美化外来侵略者及革命不如改良等思想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当然,以上概念及特征界定比较适用于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即沿海和中部地区,对于处在近代化边缘的大部分农村及广大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则又有其特殊性。这些地区的发展从总体上滞后于整个沿海和中部社会,它的近代化从某种角度来讲又受到近代化中心地区的影响。因此,我们考察边疆民族地区的近代化时,应充分注意到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龙云、卢汉彝族统治集团及孕育他们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为例,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反思百余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我们不禁会问,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全国各族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时,地处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在外界强烈的碰撞和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仅从研究各民族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起义的过程、意义,以及各民族人民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贡献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多为建国后的调查情况),则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放在“近代化”方面,全面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也就是说,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各少数民族如何被卷人中国近代化的大潮之中并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及就该民族而言向近代化努力的结果如何?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问题赋予近代民族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相对单一且公式化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有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民族史向以阐述民族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论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题,基本上属于民族政治史的范围。严格地从科学上讲,这种单一的政治史的研究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有碍于民族史学的繁荣与发展。民族是个社会,各民族都有自己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多种社会结构和多种广泛的历史活动。各民族特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民族差异、、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等等民族问题,追根寻源都是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经济生产或社会结构产生或派生出来的。必须加强对各民族经济生产或社会结构即: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基础”的研究,打破单一的民族政治史研究模式。笔者赞同上述分析,但有关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的材料较零散,所谓“历史基础”的涵义也较模糊,若以上述“近代化”取代“历史基础”,则能围绕一个中心,揭示近代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关于近代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在展开讨论。简单讲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但国内学术界对“近代化”和“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并未严格区分,近代化又称为“早期现代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等。章开沅教授说:近代化大体相当于早期现代化,“时间可以断限在晚近现代化之前。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相连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性特征。与晚近现代化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效应具有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完全的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又具有相对单纯与易于比较、辨析的特点。”“其所以取名为‘近代化’而不是‘现代化’,乃是由于这套丛书(按:指《中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作者的研究范围,大多侧重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近代化”的概念。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已经经过的发展阶段。它以探讨近代中国的整体社会如何由传统封建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主旨,考察社会构成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变化,分析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具体讲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为准备阶段,1912年以后进入正式启动阶段。其具体特征表现为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明显的二元结构,过多的冲突存在,缺乏平衡性,摇摆度过大等。龚书铎先生在考察了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后指出:中国的近代化“充其量只能是畸形的半殖民地的‘近代化”,“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不能以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以现实去阐释、比附历史。并对近代化研究中出现的抬高袁世凯一类历史人物、美化外来侵略者及革命不如改良等思想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当然,以上概念及特征界定比较适用于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即沿海和中部地区,对于处在近代化边缘的大部分农村及广大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则又有其特殊性。这些地区的发展从总体上滞后于整个沿海和中部社会,它的近代化从某种角度来讲又受到近代化中心地区的影响。因此,我们考察边疆民族地区的近代化时,应充分注意到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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