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四）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55:25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四
    通过对以上对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整体考察，我们认为，采用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问题之一的“近代化”模式来研究各少数民族近代史是可行的，也是客观的和现实的。但是，具体研究中应对中国广大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予以充分的认识，应考虑到边疆地区各民族社会“近代化“的特殊内涵。
    由于“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而近代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却是干差万别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地主经济以前的阶段。所谓跳跃式发展又缺少强有力政府的正确指导，加以边疆地区又处于中国近代化的边缘地带，因此不可能从这个起点进行分析。实际上中国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受到沿海和中部中心扩散的影响，是被动再被动、后发再后发的。但后来这些地区作为中国陆地边疆的另一前沿，又直接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文化的侵略，其近代化发展较快，反过来又对中国内地的近代化施以较大的影响。
    鉴于如上复杂情况，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建议将其作分层处理，这种分层的依据是“就地理或文化而言”。在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等，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在中层带，像太平天国、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联省自治、工农武装割据等，都不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而是经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古老而又全新的历史现象；在内层带，如人口、土地资源、乡村宗法关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底层骚乱、匪患等，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文明的感染，保持着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在象征。
    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理的角度进行考虑，他们将我国的近代化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和内地型(或称腹地型)三种类型。沿海型以上海和江浙为代表，是中国最早和最多受外部世界冲击、殖民化和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中部型以华中的两湖为代表，在沿海近代化的影响下，近代化起步虽稍晚，但由于长江下游溯中游航运的便宜，因而外贸和外资的投入激增，很快被纳人世界市场，商品经济与近代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内地型以长江上游的四川最典型，它的特点是封闭性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近代化起步晚。由于交通不便，外国资本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冲击较弱，因此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近代工业发展缓慢，近代化的程度较低。
   此外，我们认为，从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应该有第四种类型，可以叫做边疆民族型。由于交通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一地区前期受外界影响相对更小，近代化起步也更晚。但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又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本主义的冲击大大加强，商品经济和近代工商业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中心发展较快。同时又因为边疆地区大多是多民族分布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其近代化也表现为发展不平衡。城市和政治中心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如昆明白开商埠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及腾越、思茅、蒙自通商口岸的出现等。而分布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则从不同的起点上被强行拉人了近代化的潮流，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近代化的程度较低。但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大多缺乏传统文化的较深积淀，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作出的维系自身文化的回应显得被动无力，传统文化易于解体，因此其社会变迁较为迅速。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也就是说，边疆各民族的近代化体现在外层带和中层带的变动与内地和沿海相比并不十分典型，由于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内层带的变动却走在了前面。不能因为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社会中没有或很少出现近代企业，也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就认为近代各民族社会——成不变、静止不动，否认激荡百余年中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变革。因为就中国近代化的具体内涵来说，观念转换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本文探讨的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近代化历程就是从以上角度出发，并非苛求于近代时期本区彝族社会中出现·了多少近代化工商企业及近代传媒，出现了多少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彝族思想家、政治家，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百余年中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人民在近代化潮流的影响下朝向资本主义：正业化、民主化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这就是本地区彝族社会“近代化”所包涵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包涵所在。
    综上所述，本文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它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以一个重要的领域，丰富了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我们以这一研究为基础或模式，可以逐个剖析近代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为完成一部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近代化史打下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