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三）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三）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52:48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三
1927年，出身于昭通炎山的黑彝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等发动政变，推翻了唐继尧的军阀统治。接着发生了龙、胡、张三军大混战，龙云取胜，于8月13日出任代理省主席，掌握了云南的统治大权。此后，龙云不断在彝族中培植自己的亲信骨干，重用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上层，“自然地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一个集团”，出现以龙云(省主席)、卢汉(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省主席)、安恩溥(60军军长、民政厅长)、陆崇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陇体要(省党部书记长、建设厅长)、禄国藩(云南宪兵司令、防空司令)六人的“父子兄弟亲友的彝族骨干和依附于他们的非家族骨干”在内的庞大的彝族统治集团。该集团的维系网络是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然后是族缘、地缘、业缘逐层向外扩展，保证’了龙云，、卢汉在云南二十余年的统治。
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受全国总体形势的影响，开始专心省内建设，发展工商企业，重视教育，开发边疆，促进了云南区域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该群体成员大多出身于滇川黔边区，他们在家乡兴学、劝农、建设地方、发展经济、种植鸦片并进行冤家械斗等，对本地区的彝族．上层社会产生子较大影响，促进了彝族传统社会的变迁。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以上具体事迹不再展开论述，而将考察重点放在彝族传统社会的变迁上。
政治上，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上层从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下摆脱出来，——跃而为本地区甚至云南省的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对彝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龙云政权成为彝族上层联络的中心。在四川，当龙云在云南取得显赫地位时，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凉山”。普济州土司吉绍虞、会理者保土司禄安佑到昆明向龙表示支持，并为他联络了金沙扛两岸的——批土司、土目和黑彝大头人。此后，宁属(西昌地区)彝族上层就有摆脱四川归并云南的愿望，1935年，宁属彝族上层和汉族绅商向龙云提出归并云南的要求，龙派精锐部队两团进驻西昌、会理一带，“受到宁属彝汉各族的欢迎”。后为蒋介石强令撤回。在云南，1929年，小凉山彝族上层闻知新任的云南统治者也是黑彝，就收买了近1万个白锭及10余匹好马，向驻军永胜的龙绳武送礼，由此与龙云搭上关系，并到昆明拜见过龙云。此外，泸西的张冲也是因同属彝族而投向龙云的。在贵州，1927年周西成打击黔西彝族上层，派兵攻打余祥祈及赫章土场安氏、毕节陆氏时，大批彝族土目、地主纷纷避人云南，云集昭通，以求得到龙云政权的保护。如安观清、安伯英、安克庚、杨伯瑶、杨砥中等。1928年，余祥祈等人串联云、贵彝族上层，并游说龙云，策划武装倒周。他们制作7“复还水西”的旗帜，购置军火，组织兵勇，龙云也答应出兵支援。但余等一出师威宁，即遭失败，此事不了了之。1928年，贵州革命先驱安健亲到云南，以彝族的关系联络龙云，企图借助龙的势力，先夺贵州，然后联络两广，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抗衡。这一时期，地处滇川黔边区的昭通成为彝族统治集目的大后方，是三省(后加西康省，为四省)彝族上层的集合地。他们在此购置房产，修建公馆，探亲访友，自称昭通是“我们的集散地”。其次，龙、卢彝族统治集团成员主要是彝族统治阶级土司、土目和黑彝地主的后代，他们掌握政权后，更加强了对彝族被统治阶级白彝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和压迫，加深了民族自身的两极分化。他们支持彝族土司、土目复辟领主制，甚至一些大地主、大官僚又重新拾起领主制的残余，其中最典型者如龙云三儿子龙绳曾。龙绳曾曾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进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喜好京戏，爱踢足球。但他却喜欢混迹民间，投身帮会。最奇特的是他以“云南王”三公子的身份，却跑到巧家，入赘拖车土目户侯司禄廷英家，改名禄勋霖，当起了近代彝族社会中残留的小土司。这其中除了贪图禄家的财产和禄氏女儿的美貌外，似乎还体现了已经掌握云南统治权且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教育，过着近代生活方式的彝族上层对传统领主制的最后留恋，这就为土目地主复辟领主制提供了最好的表率和支持。在基层政权统治方面，彝族官僚地主们将自己原有的统治方式略为变通，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相结合，给滇川黔边区残留的领主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永善龙筱云在自己统治区的兴隆、桃山一带对彝汉人民采取两种统治方式，他将汉族较多的地区编为“汉团”，实行保甲制，政府可以在此拉兵派款；将彝族较多的地区编为“彝团”，与自己原有的排首、阎长统治相结合，保长、甲长、排首、阎长由他委任，政府不能在此拉兵派款，但可以得到龙筱云在此征收的耕地税。永善外的其它彝区情况也大体如此，土目、地主保荐、任用自己的管事、头人为乡、保、甲长，“哪个恰当，报县府备案即可”，甚至有的乡公所就设在土目、地主的“管事房”里。
经济上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力，在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受龙云、陆崇仁、安恩溥等人投资近代工商企业浪潮的影响，纷纷向这些行业投资或加入股份，改变了过去较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结构。如安恩溥创办的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基层彝族土目、地主兴办的各种工厂、商号及马帮等。他们还开辟新的市场，引进新的经济林木和畜牧品种，这就增强了本地区彝族上层的经济势力。他们将工商业投资赚来的利润再次投向土地买卖，往复循环，使滇川黔边区出现了众多的彝族大富豪。经济地位提高后：本区彝族上层的土目地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剥削方式，如雇佣工人进行雇工剥削，征收货币地租，进行高利贷剥削等。彝良陇体芳家开有酒坊，雇有工人3至4个，他家有时还雇短工。以1949年为例，陇家雇有长工22个，短工31天。长工供吃和一套衣服，短工供吃，——般不付工资。为了积钱做生意，陇家地租还采取了——年收实物一年收货币的办法。有时实物只要够吃就行，其余折成货币夹收；永善龙筱云家的商业收人据说占其地租收入的40％，等等。表明近代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中出现了部分领主、地主和商业者三位一体的剥削阶级，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规模有所扩大，近代交换市场也不断出现。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少部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彝商，彝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文化上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在本地区大量兴办学校，使广大彝族子弟得以入学读书。他们还鼓励大批彝族青年外出求学，接受各种高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近代彝族的文化素质，表明彝族社会中对先进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但是，在认同并积极投身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彝族官僚们并没有忽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还给与了足够的重视。如龙志桢等热心培养本民族青年；陆亚夫、安恩溥等成立“竹王会”、“祛卢学会”，苦心孤诣地将彝族的祖先追溯到所谓来自楚国的竹王，将彝族的文化追溯到与创造汉字的仓颉同时代的祛卢；陇体芳创办彝文学校，请毕摩教学等，都体现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对本民族发展的追求。
龙、卢彝族统治集团对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的影响除以上三方面外，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还体现在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
思想观念的变迁。由于时代和阶级出身的限制，彝族统治集团对本区彝族社会带来的物质发展、社会进步是有限的，但对本区彝族思想观念的冲击却较大。
1．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活跃于云南各级政坛，这对他们家乡僻处边远农村的彝族青年来说是较有吸引力的。他们采取措施使彝族社会中的青年一代(主要是彝族上层子弟)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这些彝族青年开始不安于内，不愿意再按步就搬地守着房屋田产过活，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希望和机会。他们大量出外闯荡，投身军旅，进入学校，在各级城市寻找机会。如同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一样，“惟近年因县中出了几位如何应钦、王伯群等军政要人，一般青年均不甘蠖屈于边陲小县，多外出活动去了。”这种影响当不只及于彝族，本地区的汉族也受到相同的影响，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这一时期，典型如昭通炎山区的各级学校，当远方的汉彝儿童经过长途跋涉入学念书时，他(她)们的目的已不仅仅是识字和算帐了。在他们及其家长、教师的心目中，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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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三）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52:48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2．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大量的彝族得以进入各级城市，跻身达官贵人的上层生活，受到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的冲击。他们中有人回到家乡，言传身教，在—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某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及陈规陋习。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使近代彝族社会呈现出—一些崭新的气象，传统厚幕的裂缝中透出一丝丝近代气息。如较为落后闭塞的威宁牛棚子地区，有的土目年轻时在大都市读书或者后来经常在大城市居住，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就不象过去的老土目那样严格，平时他们也和其他人随便谈话，尤其是在外出后，一般人和娃子不但可坐着和土目交谈，甚至也可在一起吃饭。“这充分反映了在彝族等级中某些界线正在逐步改变”。又如武定慕连土司之子那维新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返乡，反对接任土司，常劝其母授田与民。署土署大堂柱上联曰：“这土司不过草莽目，享祖先现成福耳；真丈夫当存鹏鹄之志，为人民谋幸福也!”他在任金沙江江防司令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又如云南小凉山地区的黑彝余海清、余国栋、余从龙、胡汉等人曾到昆明拜见过龙云，他们回去后，余国栋开始与汉族交往，与安纯三合伙做大烟和枪枝生意，担当汉商的保人，允许部分汉族以佃客的身份留居下来而不掳其为呷西，开办学校，聘请汉族教师等，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3．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自古就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随着龙、卢政权及彝族统治集团的出现，大量的彝族得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活动，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1927年间陆亚夫、卢永样、禄国藩、安恩溥、余祥忻等人的主子，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楚国的竹王，将自己的文化追溯到与仓颉同时代的怯卢，认为怯卢创造的彝文曾流行于长江流域，“比汉文难学”。因此，“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女化。不能妄自菲薄，不必外求。… …崇始祖，尊先师，是我们的传统。”他们为自己能掌握云南的最高统治权而沾沾自喜，并开始自高自大。他们互相标榜说：“我们这些人从小就会带人驾驭人的”，认为龙云内圣外王，英俊无比，卢汉豹头环眼，神勇多谋，等等。又如龙志桢开辟金沙江两岸垦殖区时，曾立下规矩，谁要喊“蛮子”或“汉娃子”都要掌嘴。拒绝汉族的侮辱性称呼。
生活方式的变迁。思想观念变迁后本地区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说这种变化大部分是由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但因地理环境的限制，时代的影响又是由掌握政权且生活在各级城市的彝族官僚地主带回乡间的。他们在这场生活方式的变迁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本区彝族社会的变化。在姓氏和语言方面，龙云让赵式铭在其妹《龙贞孝传》中称：“龙氏受姓最古，至西汉龙德以雅琴闻，其子孙散处国中，多著名迹，而滇之龙氏则至今云南主席龙上将而始大。”以符合自己云南王的身份。署名周钟岳、袁嘉谷等发起的(征题贞孝龙女士事略启》也说：“繁夫龙氏，肇自龙师，比于凤纪。轩后之所置，太嗥之所启。厥惟远哉，由来旧矣。逮及明末，迁于滇中。乌蒙望族，芒部遗封。皓诰所衍，截案所钟。载育有德，以昌其宗。男唯女俞，兄友弟恭”。这一时期，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彝族上层中已有个别改用英文名字的。如龙云之女龙国璧，其英文名为CecueLunSo在滇川黔边区，由于基督教石门坎教区的影响，部分信教的彝族群众也改用英文名字。而广大基层的彝族群众则由于人口调查及保甲制度的推行，几乎所有人都取用汉名，彝名较少使用，“已无父子连名的习惯”。语言方面汉语使用已较为普遍，四川雷波已故杨土司的女儿杨黛娣1932年夏从重庆边疆学校读书归来，住在城内，“满口汉语”。而一般农村，如宣威县河东营北头的白彝，1939年已“全操汉语，以说夷话为可耻的事”。在家庭婚姻方面，近代滇川黔边区彝族大多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家支制度除靠近凉山的金沙江沿岸如永善县部分彝区及黔西北尚有残留外，其它地区已经消失。婚姻上龙云领头打破了彝汉不婚的界线，娶宾川县中医汉族李光炳之女李培莲为妻，与滇西李姓汉族搭上了姻亲关系。李培莲去世后，龙又娶汉族顾品珍的侄女顾映秋为妻。在基层社会，普通彝族的婚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汉人通婚成为事实，彝族传统的姑舅表优先婚也受到挑战。镇雄县出现了黑白彝之间的通婚，如镇雄四大黑彝地主之一的陇玉清与白彝大地主罗绍轩；有姻亲关系，婚姻中血统的重要性已为经济地位所取代。在衣、食、住、行方面，由于进入各级城市的彝族官僚地主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惯及他们在彝族社会中所起的表率作用，加以鸦片等商品性经济作物对乡间农业社会的冲击，滇川黔边区彝族的衣、食、住、行习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服饰，彝族男子与汉族已无大的区别。龙云常常是长衫马褂，头戴洋毡帽，较少穿军装，从不穿西服。龙志桢着绸缎裙子，绣花鞋．她身边的十几个丫头“都是汉族打扮”。其他彝族官僚地主则大多着一身毕挺的军服或长衫马褂，年青人多西装革履。在基层社会，彝族妇女的服饰也在迅速变化。1939年宣威县河东营彝族妇女头缠青或蓝色布匹，衣服很宽大，长可及膝下与胫上的中间，着裤，穿绣花鞋。雷波县“夷人汉化者很多，服装方面改换之后，即不复分辨谁为夷汉”。杨黛娣回到雷波城时，一身时髦服饰，“已不复有夷习”。又如住居。彝族上层多建有大型的三合院、四合院，并有石刻和雕塑。在昆明的龙云、陆崇仁等则修建大量别墅，其中卢汉的西山别墅是“仿照英国都铎式住宅式样”。在昭通，他们盖有大量公馆，有的采用法国式建筑。而普通彝族人民的住宅已与汉族无较大区别，如宣威县河东营彝族住房有瓦屋和草屋两种，屋内挖一火坑，另外砌—炉灶，且“渐知坐板凳及草垫”。在丧葬习俗方面，民国时期，本地区彝族绝大多数已实行土葬，且其“丧仪、服孝、坟墓悉同汉族”。其典型者如龙云、卢汉家族在昭通城南簸箕湾修建的龙家、卢家祠堂。龙云还在昭通城中区为其母建牌坊，1928年龙志桢在金阳则祖为其父龙清泉做“道场”，“是当地亘古未有的一次盛大集会”。受他们的影响，其他彝族官僚地主也纷纷派人回乡建祠立墓，如陆崇仁、龙奎垣等，给本地区彝族的丧葬习俗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还表现出了对近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其中龙云、卢汉等高级官员自不必说，而一般基层官员地主对此也是不遗余力的。如镇雄大湾仓房上陇致中家安装了柴油发电机一台，供其家庭照明之用。1946年，镇(雄)毕(节)电话线架通后，镇雄仁厚土目陇均平和永安土目罗清伦各购置两部电话，准备安于家中，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安成，但也表现了他们对近代先进生活方式的羡慕和力求仿效的努力，这对本地区彝汉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
三
1927年，出身于昭通炎山的黑彝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等发动政变，推翻了唐继尧的军阀统治。接着发生了龙、胡、张三军大混战，龙云取胜，于8月13日出任代理省主席，掌握了云南的统治大权。此后，龙云不断在彝族中培植自己的亲信骨干，重用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上层，“自然地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一个集团”，出现以龙云(省主席)、卢汉(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省主席)、安恩溥(60军军长、民政厅长)、陆崇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陇体要(省党部书记长、建设厅长)、禄国藩(云南宪兵司令、防空司令)六人的“父子兄弟亲友的彝族骨干和依附于他们的非家族骨干”在内的庞大的彝族统治集团。该集团的维系网络是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然后是族缘、地缘、业缘逐层向外扩展，保证’了龙云，、卢汉在云南二十余年的统治。
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受全国总体形势的影响，开始专心省内建设，发展工商企业，重视教育，开发边疆，促进了云南区域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该群体成员大多出身于滇川黔边区，他们在家乡兴学、劝农、建设地方、发展经济、种植鸦片并进行冤家械斗等，对本地区的彝族．上层社会产生子较大影响，促进了彝族传统社会的变迁。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以上具体事迹不再展开论述，而将考察重点放在彝族传统社会的变迁上。
政治上，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上层从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下摆脱出来，——跃而为本地区甚至云南省的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对彝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龙云政权成为彝族上层联络的中心。在四川，当龙云在云南取得显赫地位时，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凉山”。普济州土司吉绍虞、会理者保土司禄安佑到昆明向龙表示支持，并为他联络了金沙扛两岸的——批土司、土目和黑彝大头人。此后，宁属(西昌地区)彝族上层就有摆脱四川归并云南的愿望，1935年，宁属彝族上层和汉族绅商向龙云提出归并云南的要求，龙派精锐部队两团进驻西昌、会理一带，“受到宁属彝汉各族的欢迎”。后为蒋介石强令撤回。在云南，1929年，小凉山彝族上层闻知新任的云南统治者也是黑彝，就收买了近1万个白锭及10余匹好马，向驻军永胜的龙绳武送礼，由此与龙云搭上关系，并到昆明拜见过龙云。此外，泸西的张冲也是因同属彝族而投向龙云的。在贵州，1927年周西成打击黔西彝族上层，派兵攻打余祥祈及赫章土场安氏、毕节陆氏时，大批彝族土目、地主纷纷避人云南，云集昭通，以求得到龙云政权的保护。如安观清、安伯英、安克庚、杨伯瑶、杨砥中等。1928年，余祥祈等人串联云、贵彝族上层，并游说龙云，策划武装倒周。他们制作7“复还水西”的旗帜，购置军火，组织兵勇，龙云也答应出兵支援。但余等一出师威宁，即遭失败，此事不了了之。1928年，贵州革命先驱安健亲到云南，以彝族的关系联络龙云，企图借助龙的势力，先夺贵州，然后联络两广，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抗衡。这一时期，地处滇川黔边区的昭通成为彝族统治集目的大后方，是三省(后加西康省，为四省)彝族上层的集合地。他们在此购置房产，修建公馆，探亲访友，自称昭通是“我们的集散地”。其次，龙、卢彝族统治集团成员主要是彝族统治阶级土司、土目和黑彝地主的后代，他们掌握政权后，更加强了对彝族被统治阶级白彝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和压迫，加深了民族自身的两极分化。他们支持彝族土司、土目复辟领主制，甚至一些大地主、大官僚又重新拾起领主制的残余，其中最典型者如龙云三儿子龙绳曾。龙绳曾曾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进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喜好京戏，爱踢足球。但他却喜欢混迹民间，投身帮会。最奇特的是他以“云南王”三公子的身份，却跑到巧家，入赘拖车土目户侯司禄廷英家，改名禄勋霖，当起了近代彝族社会中残留的小土司。这其中除了贪图禄家的财产和禄氏女儿的美貌外，似乎还体现了已经掌握云南统治权且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教育，过着近代生活方式的彝族上层对传统领主制的最后留恋，这就为土目地主复辟领主制提供了最好的表率和支持。在基层政权统治方面，彝族官僚地主们将自己原有的统治方式略为变通，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相结合，给滇川黔边区残留的领主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永善龙筱云在自己统治区的兴隆、桃山一带对彝汉人民采取两种统治方式，他将汉族较多的地区编为“汉团”，实行保甲制，政府可以在此拉兵派款；将彝族较多的地区编为“彝团”，与自己原有的排首、阎长统治相结合，保长、甲长、排首、阎长由他委任，政府不能在此拉兵派款，但可以得到龙筱云在此征收的耕地税。永善外的其它彝区情况也大体如此，土目、地主保荐、任用自己的管事、头人为乡、保、甲长，“哪个恰当，报县府备案即可”，甚至有的乡公所就设在土目、地主的“管事房”里。
经济上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力，在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受龙云、陆崇仁、安恩溥等人投资近代工商企业浪潮的影响，纷纷向这些行业投资或加入股份，改变了过去较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结构。如安恩溥创办的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基层彝族土目、地主兴办的各种工厂、商号及马帮等。他们还开辟新的市场，引进新的经济林木和畜牧品种，这就增强了本地区彝族上层的经济势力。他们将工商业投资赚来的利润再次投向土地买卖，往复循环，使滇川黔边区出现了众多的彝族大富豪。经济地位提高后：本区彝族上层的土目地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剥削方式，如雇佣工人进行雇工剥削，征收货币地租，进行高利贷剥削等。彝良陇体芳家开有酒坊，雇有工人3至4个，他家有时还雇短工。以1949年为例，陇家雇有长工22个，短工31天。长工供吃和一套衣服，短工供吃，——般不付工资。为了积钱做生意，陇家地租还采取了——年收实物一年收货币的办法。有时实物只要够吃就行，其余折成货币夹收；永善龙筱云家的商业收人据说占其地租收入的40％，等等。表明近代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中出现了部分领主、地主和商业者三位一体的剥削阶级，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规模有所扩大，近代交换市场也不断出现。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少部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彝商，彝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文化上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在本地区大量兴办学校，使广大彝族子弟得以入学读书。他们还鼓励大批彝族青年外出求学，接受各种高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近代彝族的文化素质，表明彝族社会中对先进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但是，在认同并积极投身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彝族官僚们并没有忽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还给与了足够的重视。如龙志桢等热心培养本民族青年；陆亚夫、安恩溥等成立“竹王会”、“祛卢学会”，苦心孤诣地将彝族的祖先追溯到所谓来自楚国的竹王，将彝族的文化追溯到与创造汉字的仓颉同时代的祛卢；陇体芳创办彝文学校，请毕摩教学等，都体现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对本民族发展的追求。
龙、卢彝族统治集团对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的影响除以上三方面外，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还体现在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
思想观念的变迁。由于时代和阶级出身的限制，彝族统治集团对本区彝族社会带来的物质发展、社会进步是有限的，但对本区彝族思想观念的冲击却较大。
1．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活跃于云南各级政坛，这对他们家乡僻处边远农村的彝族青年来说是较有吸引力的。他们采取措施使彝族社会中的青年一代(主要是彝族上层子弟)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这些彝族青年开始不安于内，不愿意再按步就搬地守着房屋田产过活，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希望和机会。他们大量出外闯荡，投身军旅，进入学校，在各级城市寻找机会。如同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一样，“惟近年因县中出了几位如何应钦、王伯群等军政要人，一般青年均不甘蠖屈于边陲小县，多外出活动去了。”这种影响当不只及于彝族，本地区的汉族也受到相同的影响，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这一时期，典型如昭通炎山区的各级学校，当远方的汉彝儿童经过长途跋涉入学念书时，他(她)们的目的已不仅仅是识字和算帐了。在他们及其家长、教师的心目中，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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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三）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52:48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2．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大量的彝族得以进入各级城市，跻身达官贵人的上层生活，受到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的冲击。他们中有人回到家乡，言传身教，在—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某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及陈规陋习。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使近代彝族社会呈现出—一些崭新的气象，传统厚幕的裂缝中透出一丝丝近代气息。如较为落后闭塞的威宁牛棚子地区，有的土目年轻时在大都市读书或者后来经常在大城市居住，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就不象过去的老土目那样严格，平时他们也和其他人随便谈话，尤其是在外出后，一般人和娃子不但可坐着和土目交谈，甚至也可在一起吃饭。“这充分反映了在彝族等级中某些界线正在逐步改变”。又如武定慕连土司之子那维新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返乡，反对接任土司，常劝其母授田与民。署土署大堂柱上联曰：“这土司不过草莽目，享祖先现成福耳；真丈夫当存鹏鹄之志，为人民谋幸福也!”他在任金沙江江防司令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又如云南小凉山地区的黑彝余海清、余国栋、余从龙、胡汉等人曾到昆明拜见过龙云，他们回去后，余国栋开始与汉族交往，与安纯三合伙做大烟和枪枝生意，担当汉商的保人，允许部分汉族以佃客的身份留居下来而不掳其为呷西，开办学校，聘请汉族教师等，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3．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自古就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随着龙、卢政权及彝族统治集团的出现，大量的彝族得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活动，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1927年间陆亚夫、卢永样、禄国藩、安恩溥、余祥忻等人的主子，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楚国的竹王，将自己的文化追溯到与仓颉同时代的怯卢，认为怯卢创造的彝文曾流行于长江流域，“比汉文难学”。因此，“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女化。不能妄自菲薄，不必外求。… …崇始祖，尊先师，是我们的传统。”他们为自己能掌握云南的最高统治权而沾沾自喜，并开始自高自大。他们互相标榜说：“我们这些人从小就会带人驾驭人的”，认为龙云内圣外王，英俊无比，卢汉豹头环眼，神勇多谋，等等。又如龙志桢开辟金沙江两岸垦殖区时，曾立下规矩，谁要喊“蛮子”或“汉娃子”都要掌嘴。拒绝汉族的侮辱性称呼。
生活方式的变迁。思想观念变迁后本地区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说这种变化大部分是由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但因地理环境的限制，时代的影响又是由掌握政权且生活在各级城市的彝族官僚地主带回乡间的。他们在这场生活方式的变迁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本区彝族社会的变化。在姓氏和语言方面，龙云让赵式铭在其妹《龙贞孝传》中称：“龙氏受姓最古，至西汉龙德以雅琴闻，其子孙散处国中，多著名迹，而滇之龙氏则至今云南主席龙上将而始大。”以符合自己云南王的身份。署名周钟岳、袁嘉谷等发起的(征题贞孝龙女士事略启》也说：“繁夫龙氏，肇自龙师，比于凤纪。轩后之所置，太嗥之所启。厥惟远哉，由来旧矣。逮及明末，迁于滇中。乌蒙望族，芒部遗封。皓诰所衍，截案所钟。载育有德，以昌其宗。男唯女俞，兄友弟恭”。这一时期，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彝族上层中已有个别改用英文名字的。如龙云之女龙国璧，其英文名为CecueLunSo在滇川黔边区，由于基督教石门坎教区的影响，部分信教的彝族群众也改用英文名字。而广大基层的彝族群众则由于人口调查及保甲制度的推行，几乎所有人都取用汉名，彝名较少使用，“已无父子连名的习惯”。语言方面汉语使用已较为普遍，四川雷波已故杨土司的女儿杨黛娣1932年夏从重庆边疆学校读书归来，住在城内，“满口汉语”。而一般农村，如宣威县河东营北头的白彝，1939年已“全操汉语，以说夷话为可耻的事”。在家庭婚姻方面，近代滇川黔边区彝族大多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家支制度除靠近凉山的金沙江沿岸如永善县部分彝区及黔西北尚有残留外，其它地区已经消失。婚姻上龙云领头打破了彝汉不婚的界线，娶宾川县中医汉族李光炳之女李培莲为妻，与滇西李姓汉族搭上了姻亲关系。李培莲去世后，龙又娶汉族顾品珍的侄女顾映秋为妻。在基层社会，普通彝族的婚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汉人通婚成为事实，彝族传统的姑舅表优先婚也受到挑战。镇雄县出现了黑白彝之间的通婚，如镇雄四大黑彝地主之一的陇玉清与白彝大地主罗绍轩；有姻亲关系，婚姻中血统的重要性已为经济地位所取代。在衣、食、住、行方面，由于进入各级城市的彝族官僚地主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惯及他们在彝族社会中所起的表率作用，加以鸦片等商品性经济作物对乡间农业社会的冲击，滇川黔边区彝族的衣、食、住、行习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服饰，彝族男子与汉族已无大的区别。龙云常常是长衫马褂，头戴洋毡帽，较少穿军装，从不穿西服。龙志桢着绸缎裙子，绣花鞋．她身边的十几个丫头“都是汉族打扮”。其他彝族官僚地主则大多着一身毕挺的军服或长衫马褂，年青人多西装革履。在基层社会，彝族妇女的服饰也在迅速变化。1939年宣威县河东营彝族妇女头缠青或蓝色布匹，衣服很宽大，长可及膝下与胫上的中间，着裤，穿绣花鞋。雷波县“夷人汉化者很多，服装方面改换之后，即不复分辨谁为夷汉”。杨黛娣回到雷波城时，一身时髦服饰，“已不复有夷习”。又如住居。彝族上层多建有大型的三合院、四合院，并有石刻和雕塑。在昆明的龙云、陆崇仁等则修建大量别墅，其中卢汉的西山别墅是“仿照英国都铎式住宅式样”。在昭通，他们盖有大量公馆，有的采用法国式建筑。而普通彝族人民的住宅已与汉族无较大区别，如宣威县河东营彝族住房有瓦屋和草屋两种，屋内挖一火坑，另外砌—炉灶，且“渐知坐板凳及草垫”。在丧葬习俗方面，民国时期，本地区彝族绝大多数已实行土葬，且其“丧仪、服孝、坟墓悉同汉族”。其典型者如龙云、卢汉家族在昭通城南簸箕湾修建的龙家、卢家祠堂。龙云还在昭通城中区为其母建牌坊，1928年龙志桢在金阳则祖为其父龙清泉做“道场”，“是当地亘古未有的一次盛大集会”。受他们的影响，其他彝族官僚地主也纷纷派人回乡建祠立墓，如陆崇仁、龙奎垣等，给本地区彝族的丧葬习俗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还表现出了对近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其中龙云、卢汉等高级官员自不必说，而一般基层官员地主对此也是不遗余力的。如镇雄大湾仓房上陇致中家安装了柴油发电机一台，供其家庭照明之用。1946年，镇(雄)毕(节)电话线架通后，镇雄仁厚土目陇均平和永安土目罗清伦各购置两部电话，准备安于家中，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安成，但也表现了他们对近代先进生活方式的羡慕和力求仿效的努力，这对本地区彝汉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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