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二）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50:36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二
    就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近代化而言，西南地区的云南具有代表意义。1935年蒋介石曾对云南的工业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说：“如果我们要建设工业，我们应当从云南人手”，并对云南三年内的工业建设前景作了展望。《大公报》因此把云南描写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近代时期的云南不仅建成了全国首条国际铁路、首座水电站，而且成为辛亥革命党人活跃之地和护国运动的策源地，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曾在全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年代中的一个活跃热点地区”，走在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近代化发展的前列。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近代以来又直接受到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考察云南的近代化历程，边疆地区跨国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具有典型性，如傣族、景颇族等。但是，由于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了一个以龙云、卢汉为首的彝族统治集团，号称龙、卢、安、陇四大家族或龙、陇、陆、卢、禄、安六大家族。他们掌握了云南的党政军大权，前后统治云南达23年(1927～1949)。经不完全统计，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或等于县长以上、国民党县常委或书记长以上的彝族官僚有50余人，㈤区乡间的乡、村长则更为普遍，直接处在领导彝族人民甚至云南人民走向近代化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剖析孕育、产生龙、卢彝族统治集团的彝族社会近代化历程。彝族是西南地区人口较多、支系繁杂的一个民族，近代时期还处在几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四川凉山及云南小凉山彝族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云南滇池周围及滇南彝族处于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滇东北和黔西北即本文所指滇川黔边区(主要包括云南省的昭通地区和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彝族处在有浓厚领主制残余的地主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我们很难进行整体研究。而龙、卢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出身于滇川黔边区，因此我们的研究首先围绕本区彝族社会如何孕育、产生了龙、卢彝族统治集团及该集团崛起后对本区彝族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展开讨论。
    滇川黔边区是彝族历史上重要的聚居区，清康熙四年(1665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的“改土归流’’事件是本区彝族历史发展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大屠杀性质的“改流”虽然给彝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牺牲，摧残了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化，但它毕竟从根本上冲击了彝族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促使其走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道路。政治上彝族土司受到沉重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机构伴随着里甲制、汛塘制等深入边区的每一个角落。汉族移民对山区的开发及玉米、马铃薯等山区高产农作物的普遍种植促使彝族社会内部发生分化，彝区残留的旧制度维护者土司、土目日益衰落，新兴的彝族地主成为交界地区的上层统治者。普通彝族人民通过“出户”、逃亡等反抗逐渐摆脱了农奴的地位，并开始随移民潮不断迁徙，变成封建地主经济下的自由农民。经济上伴随着土目势力的衰落，新兴的彝族地主开始采取不附加人身依附关系的地租等剥削方式，对彝族人民进行剥削，封建领主经济逐渐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文化上彝族上层历来有读儒书、改汉姓、学习汉文化的传统。土司、土目衰落后，新兴的彝族地主积极投身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尽量跻身传统的土绅阶层，土绅人仕取得功名后就可以成为官僚中的一员。这种理论上可行的追求成为支持彝族上层青年学习汉文化的思想动力。随着追求的实现，彝族社会中这一文化上的变迁又扩展到一般民众，读汉书、取功名逐渐成为一种民族发展的标志。彝族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家支制度等逐渐被削弱，有的地方甚至被彻底冲垮，这为民国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及本区彝族走向近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进入近代，咸、同年间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本区彝族历史发展的又一重大转折。各族义军的沉重打击搞得清王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四顾不暇，疲于奔命。为应付眼前的局势，地方官员不得不放松对彝族土目地主的控制，利用他们的力量组织团练，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在此形势下，彝族上层的土目地主纷纷投靠清政府，“入营建立功名”，积极参与清王朝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如咸丰六年(1858)威宁土目安域臣等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赏蓝翎。又如咸丰四年(1854)黔西州白舍土目安铭募团二千余人参与镇压遵义杨龙喜起义和号军起义，供给官军“一切夫粮”，得赏二品顶戴，以副将补用。《黔西州续志》称其“自起团以来，十余年踊跃从公，优勤劳瘁”；又有黔西州契黔土目陇树勋“练团保甲，以卫乡邻”，与弟武举禄星、子茂材、现奎带团练镇压杨龙喜起义，树勋与现奎阵亡，奉旨赐袭云骑尉，禄星叙功保蓝翎千总。同治五年(1866年)，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军前往猪拱箐镇压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达毕节，岑秘密召集“大定、威宁、镇雄、毕节各土目数十家”到军前效力。
    次年(1867年)6月，集中“大军数万并以各土司、土目、各团练将十万”猛攻猪拱箐，不克，“复令各土目招携以间之”，得乐雄土目安履宪利诱收买王长毛为内应，“诸锣乘间引官兵人”，攻破猪拱箐，镇压了这次苗民起义。其后安中华等十七人均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赏戴蓝翎。阵亡之土目安泽溥等均交部从优议恤。直到民国五年(1916)，蔡锷率护国军入川，巧家拖车阿朵土千户禄廷英尚带部到军前效力，蔡委其为“统带”，后拖车土目也称“禄统带”。这样，通过成立团练，参加军事镇压活动，本区彝族-亡层又多了一条取得功名进入仕途的途径。他们因战功被授予各种军职或土职，享有各种特权，并开始拥有私人武装，掌握了——地的政治军事权力。如镇雄陇维邦由哨官升任盐、大、永、绥江防管带，后任镇雄营参将；巧家车坪陆恩朝办团练掌握兵权，民国年间到凉山地区当县长，去世后其妻还担任巧家八、九甲团总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不断扩大势力，反过来又采用了原土司、土目的统治方式。他们自称“官家”，称佃农为“百姓”，其房署称“官家衙门”，内设头人、管事、管甲、撒摹、布摩(即毕摩)、幕寿、普土等职事人员，又有听差、亲随、军事头目及丫头、娃子多人，形成为本地区掌握基层政权的一股政治军事势力。清末民初，逐渐出现了相对集中的昭通、鲁甸、永善的龙家、卢家；巧家的禄家、陆家；镇雄、彝良、威信的陇家；威宁、大定、黔西的安家；毕节、永宁的余家等几个大家族。为民国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准备了政治条件。
     经济上从清中叶以来，全国范围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本地区掌握了部分地方政治军事势力的彝族土目、地主也加入了土地兼并的行列。他们采用购买、吃绝业、入赘、武力抢夺等方式将大量的田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开始兼营工商业，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势力。同时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动荡不宁，部分彝汉农民迫于土目势力，或害怕土匪劫掠、别的民族或家族欺凌，为寻求保护，将自己的土地主动投顺，变成他们的佃户，也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势力。如毕节县镇西土目杨氏所管土地20余里，家戛土目杨氏、镰刀湾土目苏氏、法戛土目余氏、法朗土目李氏、湾溪土目李氏、小屯土目安氏、大屯土目余氏、龙冒坪土目安氏、螃蟹井土目安氏分别有地土10余里，八寨坪土目安氏有地土10里，乐雄土目安氏有地土70里，等等。此外如永善地主龙筱云的祖父霸占兴隆土目杨义及18家黑彝和周围百姓的土地财产，共得土地3000多亩。龙筱云时已有i地计10万余亩，年收租12000千石。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土地，有时竟会自己买自己的土地。他家的土地执照名为“普山照”，上写“上齐普家界，下齐羊屯岩；侧齐金沙江，东边老林一笔在”。彝良地主陇体芳的父亲鲁(陇)努积钱大买土地，到陇体芳时，已是“梭戛之地，莫非陇土”了，年收租达3000石以上。黔西县黑彝土目安辉武家清末年收租4000多石，土地遍及黔西、大方、金沙、毕节、织金等县。威宁龙街子土目安宜国家年收租粮300石左右；牛棚子土目禄国相家年收租2000石左右；大官寨土目安吉祖的祖父安炳健时就是“指手为业”的，其出租的土地远达昭通，年收租3000石以上；龙街子黑彝地主余世成家靠租种安宜国家土地起家，共有土地2000多亩；灼圃黑彝地主卢松兰家原为土目佃户，其父除种地外还兼做小商贩，后拖起武装，土地已经逐渐增多，年收租200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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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二） ■ 潘先林　　 发布时间：2002-10-10 12:50:36　　原出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这些大土目、大地主占有的土地除少部分自营外(全由娃子和佃户的无偿劳役耕作)，其它全以“粮户地”、“佚子地”、“人租地”、“马租地”、“羊租地”、“猪租地”和“鸡租地”等名目出租，其佃农还要承受“白工”、摊派、送礼等剥削。其“剥削量约占佃农农业总收入的30％～60％左右，其中还不包括劳役剥削在内。”
     通过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彝族土目地主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投资经营工商业，特别是一些并非靠土地剥削起家的大地主。如龙筱云祖上靠经营鞍子厂起家，此后也继续办厂，并组织马帮经商。陇体芳家在梭戛开有酒房，经常有工人3至4个，酿造酒100斤，供应彝良、奎香等地的商人，同时陇家自己也是大商人。在黔西北，部分土目和大地主也从事商业活动，开辟商业市场。如威宁县龙街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龙街”市场，大概在一百多年前(1959年往前推算，当在清道光年间)就已形成。当时此处有一安土目，“他为了自己的方便，凭着政治经济的统治势力，采取各种措施，使龙街逐步形成为一个市集。在场坝形成之初，·每隔12天逢龙日赶集，故名龙街。”每场约1000人左右，年节时可达2000人左右。土目担任场头，处理纠纷，调整商品价格并收税。又如威宁法地区的“大街”市场也是一百多年前由土目开辟的。
    文化上随着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政治权力的扩大和经济势力的增强，更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学习先进文化的积极性。咸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后，本区彝族上层在参与镇压的过程中逐渐对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洋枪洋炮的威力有所认识，受到洋务思潮的冲击。后来维新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传人这一地区，为部分在各级学堂求学的彝族青年所接受。如水西土司后裔安健“少年就学安顺府，考为诸生(即秀才)，尝游学贵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愤官吏虐民，欲谋起兵反清。事败，避侦缉，于1905年东渡日本”，不久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民主革命的先驱，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又如彝族诗人余达父(若琼)幼读家塾，“穷究经史子集，并习诗词赋章”，与兄余若煌同补县学生员，受新学潮流影响，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意识。后带其子余祥桐及兄子余祥辉(健光)、余祥忻(景炎)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济世之道，人江户和佛法律大学。余祥辉也“怀抱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先后人成城中学、山口高商学校及明治大学，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忠实追随者和拥护者。又如彝良县的禄国藩十四岁就读昭通风池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同弟陇高显赴日本留学，初习政法，后入东斌陆军步兵专科学校，高显人岩仓铁道学院。两人均加入同盟会，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等等。科举制度废除后，本区彝族士绅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切断。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大批彝族青年不再安于家中，纷纷流人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彝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安恩溥说：清末民初，虽然废科举办学堂，但“读书做官、做绅土、光宗耀祖，挡门顶户的封建传统风尚如故。”甚至“普通夷民之稍有家资略具知识者，亦人校肄业学习中文，黑白两派皆然。”使得一些地区的彝族“子弟多读书明理，力图风俗改良，人民习尚已无异于汉族矣。”这一时期赴各种新式学校接受教育者如：彝良陇体芳就读昭通省立第二中学，后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获农学学士学位；陇体要求学威宁石门坎教会学校，后考入复旦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其他如镇雄县的安恩溥、陇生文，昭通县的龙云、卢汉、卢邦定、卢邦基、卢浚泉、龙雨苍、龙秉灵，鲁甸县的陆亚夫、陇耀、卢永祥，巧家县的陆崇仁、卢开基，毕节县的余祥忻等先后就读于云南省立昆明第一中学、昭通第二中学及其它专门学校，其中部分远赴日本和法国学习，甚至如龙云妹龙志桢、表妹卢汉妻子龙泽清等彝族女青年也外出求学。这批进入城市求学的彝族青年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后来龙、卢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准备了人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