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东旭原与我同在一个县当知青,他们是农场的集体户,我们是插队落户的"散仙",虽然我们下乡的途径不一样,彼此都是成都人,自然就成为了一伙,我们每次回成都或到西昌,他们的国营农场是我们"散仙"的必经之地,打扰他们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了.那时天下知青不分家,走到哪吃到哪,只要有知青的地方,遇啥就吃啥,运气好,有时还酒肉饭饱哩.
袁东旭文章犀利,神彩飞扬,小时名声在外是有名的写手.而今退休了,他写了不少的文章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读性极强,我将陆续转发一些与博友共享.
凉山彝族的原始信仰
成都市民俗文化研究会 袁东旭
走遍整个彝族人居住的地方,看不到一处庙宇、一座祠堂。难道这个民族早就“破四旧”了吗？难道他们没有精神寄托吗？
彝族从远古走来，步履维艰，与外民族的交往仅仅限于盐铁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简单贸易，自身的文化直到建国初期还停留在奴隶制时代。就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地区的行政机构还处在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生产力低下，科学知识肤浅，其信仰也就有限地停留在原始的拜物上，对生老病死、对自然现象万分恐惧和茫然。在心理上形成了对鬼神的崇拜，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都是鬼魅造成。由于鬼神没有具体的形象，也没有固定的权势，当然也就没法立庙立寺。
鬼神却又是无处不在的，为了不使它们为害，就得有人与其沟通，“毕摩”便应运而生。毕摩是这个民族中唯一识字的阶级，也是这个民族中唯一的“神职”人员，但他们的职业却没有一定，有时象牧师神甫，有时又如巫师道士。他们统管送神、祭祀、丧葬、嫁娶、盟会、占卜等一切社会活动，也自行耕种。
除了婚丧嫁娶，祭神送鬼更是毕摩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人久病不愈，或是不如意时，就以为是得罪了鬼神，务必要请毕摩来家里送神读经。毕摩的经文是家传下来的，没有统一的格式，没有统一的内容。送神的仪式各地也不尽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不平安的鬼神送出家门或远方。
在送神时，有些毕摩只是简单地念一些谁也听不懂的经文，有的则拿着经文照本宣科，高级点的则在读经之后跳一跳神，再将经文留在主家镇邪（许多的彝族家中都有经文数本，但他们谁也读不懂）。
鬼神谁也没有见过，它到底在哪里？怎样将它送走呢？毕摩自有办法。有的将一块石头烧红，一边念经一边把石头送往野外；有的则杀一条小狗，剥皮之后挂在远处的树枝上；有的用竹蔑编成七星或九星相连的圈，挂在树上；更有扎一草人挂在树上的。送鬼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毕摩在前，念念有词，家中众人随行并大声吼叫，恐吓那所送物件上附着之鬼不得脱身。也有富裕人家或鬼患较重的人家，就要用一块木板，请毕摩在上面画一人形，挂于门首，叫鬼神不敢进来（看来鬼还是怕人）。凉山的大道小路、沟壑桥梁都是险恶之处，为了不被恶人剪径（也是鬼在作怪），附近寨子的人都要请毕摩念经，杀一只狗挂在那里，或是摆放一只杀死的鸡在路上，盗贼、鬼魅就不敢来了。
毕摩的法器远不如汉民族的巫师道士。他们没有司刀令牌之类，只有一个小小的单面羊皮鼓，一边跳神一边敲鼓。还有更先进者在汉人处买来一本《新唐书》作为经书，至于念的什么天才知道。毕摩的职业和土官一样，都是世袭，这个角色是其他人不可能扮演的。
人类大多数民族的奴隶制时代几乎都是相信占卜的。彝族也不例外，对于未来祸福、对于重大决定，都要占卜。
“打鸡”是彝族人占卜的方式之一。杀鸡的时候，将鸡抛向户外，看鸡头朝向，朝外即吉向内则凶。鸡煮熟后，拔出鸡舌，看其向哪边弯曲又可定吉凶。
杀猪也要看腹内的油罩厚薄色泽而定吉凶。
鸡、猪不是天天都可以杀的。“雍骨祭”就可以解决不时之需。“雍骨祭”就是烧羊膀骨，视其烧干后骨上纹络的走向以定吉凶。此法人人可行，不一定要毕摩代劳。其火理应以艾草，但无条件时也可以不讲究，任何火种都行。《九夷考》载“有事，以艾炙羊膊卜吉凶”，《西昌志》中也有女巫用鸡骨占卜，弄清鬼出自何方，再宰杀牛羊的事。
咒誓，对于彝族人结盟、解决纷争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一般说来，主要有“打鸡”、“打牛”、“打木刻”等形式。
打鸡，即在双方达成共识时，举行一个大会，主持人手持一只大雄鸡，高声宣告：“如有恶意或背叛者，当如此鸡！”然后用刀背将鸡敲击而死，再割断鸡喉，滴血入酒碗，双方代表同时一饮而尽。
打牛（也称钻牛皮），意义与打鸡一样，但主要是打冤家的双方和解时举行。将牛杀死之后，剥下牛皮，由几个人撑开，双方所有人轮流着从牛皮下钻过，然后喝血酒，然后起誓保证不再侵犯。
打木刻，有些象儿童游戏，但彝族人却是认真的。找来一块木板，用刀在上面任意刻划些线条，当事双方各认准一端，然后敲成两截，检查断裂处缺口的单双数判定输赢、诚意、吉凶。这个办法简单易行，最受普通人喜爱。
古老的凉山，古老的民族。在外来文化没有侵入时，他们只有按照自己的方法搅拌着生活，也在不断地总结和缓慢地进步着。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