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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节作为花腰傣的一种传统文化，在旅游业兴起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了能带来各种利益的文化资本。这种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的过程，绝不是文化自然本性所然，而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花街节文化表征活动中，牵涉了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形成了一个花街节文化表征场。这个表征场主要是指卷入到文化建构活动中的各种社会角色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模型。 首先，政府作为显性和隐性的权力符号，在花街节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嬗递中，处于核心地位。 以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来提升本地知名度和吸引外来者，从而发展地方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遍做法。中共新平县委、县政府与花腰傣三大支系——漠沙、戛洒、腰街镇委、镇政府，对恢复民族传统文化的花街节高度重视，并从以下几方面介入了花街节文化资本的构建：征用花街节这一民俗资源，赋予其文化表征的合法性；直接参与花街节文化活动文本的建构。政府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责成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编排具有花腰傣特点的歌舞，在节日期间演出；直接组织活动的展演。事实上，每次花街文化旅游节的主办单位都是玉溪市旅游局、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而承办单位是中共新平县委宣传部、新平县旅游局、新平县文化局、新平县漠沙、戛洒、腰街等镇人民政府。所有这些显性权力都清楚地昭示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当然，除此之外，政府以及其职能部门的隐性力量在花街节文化表征中也不能忽视。比如，在文化文本的建构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意识形态建构原则被发挥出来；此外，对展演活动中心场地和舞台的控制，也彰显了政府在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众，特别是花腰傣民众，在花街节文化表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各族民众的参与，整个花街节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花街节文化建构过程中，以民众文化模型塑造的文化成为了整个花街节的中心部分；在花街节活动展演上，民众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民众又成为了旅游文化中的消费者。此外，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众还是某些特定空间的主体，如漠沙和戛洒组织了自己的表演队，表演队汇聚了各民族文化艺术方面的精英，而这些精英也以能进入文艺队而自豪。文艺表演队的刀培林大哥不仅能演唱小调。笔者还有幸认识了当地文化人白大叔和杨老师，他们都是大沐浴村少数几个去过大城市打工的能干人，由于年龄等各方面原因，他们远离了花街节文艺的表演，但是，他们对笔者谈到，现在的花街节文艺表演没有特色，如果政府邀请他们去组织表演，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所怀有的一股欲参与花街节活动的激情。在传统赶“花街”的保留节目——通宵跳乐上，花腰傣群众更是绝对主角：他们有的放开歌喉唱山歌，有的诙谐对歌，有的伴着三弦、葫芦笙跳起姿态各异的舞蹈。此时的花街节纯然是一种狂欢的节日仪式。时间凝固于此时，花街节不仅成为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神灵的方式，更成为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方式，成为沟通民族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这也许最能表现出节日真正的传统与精髓，它强化了节日文化持有人所特有的那份权利。除了作为文艺演出的主角、节日活动的主体之外，花腰傣地区的各民族还有一个新的身份——旅游文化的消费者。每当节日来临，四面八方的各族民众纷纷来到活动举办地，去免费享受这一传统文化活动——因为除了当地民众，旅游者进入花街节现场时，是需要购买门票的。而这正是花腰傣群众作为花街节文化持有者所享受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他们带来的文化气息本身也是花街节文化绚丽的一道风景线，增添了节日本身的内涵和意义。 最后，在花街节文化表征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媒体就像催化剂一样，催生着节庆活动的生成。在云南，由于前些年世博会的召开，花腰傣文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各级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都在展示着相关信息。媒体中的典型宣传用语有：“鸡枞篾帽迷你裙，轻歌曼舞秧箩裙，风情万种赶花街，远古东方情人节”；“风情万种花腰傣，浪漫无限花街节”。而相关的图片上，则绘着如下画面以营造“东方情人节”的气息：槟榔树下、芭蕉树旁、木棉花簇中、漠沙江边，情意绵绵的一对对花腰情侣……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在强大的视听冲击下，使花街节显示着巨大的吸引力。总的说来，各媒体对花街节的宣传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广告， 特别是互联网中一些旅游、娱乐休闲网站的广告语，如： “与花腰少女体验浪漫的情人节”、“体验独特的寻情，独特的迎婚嫁娶，与花腰少女浪漫相约，共进秧箩饭，做一次快乐的傣家新郎”等等，不惟强化了“神秘”、“神奇”的异文化氛围，更使人萌生了“猎奇”、“猎艳”的心理，似乎参加花街节就一定能邂逅一位花腰情人。不可否认的是，花街节的传统内涵在这里被扭曲、变形为招揽游客的“伎俩”，以此来迎合大众尤其是一些男性游客的口味。时至今日，每当花街节举办时间来临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广告就会出现在玉溪新闻网、《玉溪日报》等各大媒体上。可以想见，媒体所制造出的视听轰动，在花街节中显示了巨大威力。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媒体无处不在，媒体所承载的权力符号也无处不在。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201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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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分别得到了什么 当代民族民间文化在自我重构时，必须担当起发展经济、复兴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双重重任。而要实现这样的双重任务，就须在运转中使各种参与力量达到平衡。笔者发现目前花街节文化表征中各种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双赢”。 有学者在观察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关系时，认为它们之间“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三赢’：政治资本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经济资本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文化资本实现文化利益的最大化，三者都不应该越位。三种资本的利益重要性序列应该是和谐而互补的……只有在这种利益格局下，旅游场域才可能实现健康、有序的持续性发展”。实际上，在花街节文化表征中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都是由政府把握，这使得三种力量实现和谐的可能变得相对简单些了。 具体来说，这种和谐在政府方面可以通过每次花街节活动方案的指导思想以及实施效果看出；在民众方面则可以通过笔者在调查中看到的景象进行论证。 《南碱傣族文化生态村2005年花街节活动方案》揭示了政府举办花街节的主要目的：“通过举办花街节，进一步挖掘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把花腰傣打造成最具特色和最具有开发价值的文化旅游品牌，并使之成为支柱产业，以此拉动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样，在漠沙镇以及戛洒镇的花街节活动方案中，也都体现了类似目的：繁荣和保护文化，利用文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进步。 国家在民族地区要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单靠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必须走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所以，在“文化热”的今天，依靠少数民族文化带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事实证明，这些活动方案在实施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经过开展以花街节为主的民族文化旅游活动，花腰傣聚居地的漠沙、戛洒、腰街，逐渐成为新平县少数几个富足乡镇，特别是号称“新平小香港”的戛洒更是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2006年，戛洒实现现价国内生产总值5573.3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2002年增55.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32.35%；第二产业增加值增327.5%；第三产业增加值31.45%。实现地方财政收入529.1万元，增113.3%。农民人均纯收入1929元，增39.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20万元，增16.8倍。 对于花腰傣民众来说，通过花街节旅游活动的开展，他们的传统文化获得了国家的认同、外界的喜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花腰傣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从而调动起了他们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热情。由于政府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征用本身就是国家对少数族群的认同和关注，而通过直接参与节日活动可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这构成了民众参与活动的强大动力。通过调查，笔者发现通过节日带动，一股保护和发展花腰傣民族文化的热潮正在兴起。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平三个花腰傣乡镇以前只有腰街南碱有一个花腰傣民族文化传习馆，但到2008年春节，漠沙在大沐浴村、戛洒在大槟榔园都设置了花腰傣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同时，花腰傣人还在新平县城中心地带成立了花腰傣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此外，不可小视的是花街节始终是新平县发展旅游经济的龙头和排头兵。由于具有特色文化资源，再加上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平县政府还在三个花腰傣聚居地开展新农村建设。为了提高花腰傣民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为了缓解花街节期间游客的住宿难问题，2008年春节漠沙镇政府出资买了一批棉被免费分发给民众，鼓励他们开办集住宿、饮食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农家乐，这既解决了游客在花街节旅游中的住宿难问题，也提高了花腰傣民众参与花街节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在多种力量共同交织、作用下所建构的花街节节庆活动，一方面展示了花腰傣自身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起了花腰傣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他们的民族内聚力、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流文化获得了对花腰傣文化的新认识，使得这一种边缘群体文化得到了重新肯定和积极评价，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复兴和再造，也凸显出在多重权力共谋与互动下旅游经济嵌合于传统民族节庆的当下状况与必然性。当然，最为直接的是各种力量在花街节文化表征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比如：在花街节文化表征的背后，政府实现了振兴地方经济的目的，民众享受到了文化权利带给他们的好处，游客则感受到了异文化带给他们的震撼，而媒体也找到了打动读者眼球的题材。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201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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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正非零博弈” 但是，在民众之间，特别是三个花腰傣支系之间，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暗中较量，却一直没有停歇过。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整个事物也就是处于僵化的地步了。也许正是因为花腰傣内部三个支系间的不断较量，才促成了今天花街节文化整体上蓬勃发展的局面。 很难通过服装把三个花腰傣支系区分开来，除非借助于配饰——鸡枞帽。就像“秧箩饭”是整个传统花街节的象征性符号一样，鸡枞帽是区分新平花腰傣不同支系的主要标志。南碱村村民小组长白绍福这样形容三个支系的鸡枞帽子：傣洒支系的鸡枞帽，就像鸡枞刚刚从土里萌芽出来，顶部是尖尖的；傣卡支系的鸡枞帽，就像鸡枞完全成熟时的形状，放得很开，展得很大，顶部有些凹凸不平；傣雅支系的鸡枞帽，就像鸡枞成熟透后要腐烂时，放得最开，展得最大。 但遗憾的是，除了傣洒支系妇女还在日常生活中穿戴帽子外，傣雅和傣卡支系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穿戴了。笔者第一次去南碱村调查时，在花腰傣民族文化传习馆里看见傣卡支系妇女的鸡枞帽时，才知道傣卡支系还有自己特有的外在文化标志——因为在玉溪、新平各种有关花腰傣文化的宣传图册上，都只能看到傣洒、傣雅支系的鸡枞帽。当然除了各种宣传画册外，三个支系各自的民族文化村寨门口的标志也是如此，唯独傣卡支系没有选用鸡枞帽作为标志。2007年，大沐浴民族文化生态村村口耸立起了以鸡枞帽为标志的寨门。据说，这是当地企业云溪糖厂赞助建立的，加上修路等花费，一共用去近100万资金。而在傣洒支系花街节发源地煤厂附近，也就是如今花街节举办地大槟榔园村口不远处，同样也建起了一个以傣洒支系鸡枞帽为标志的建筑物，甚至还配上了一个大槟榔园景区游览咨询室和服务室。傣雅和傣洒支系的鸡枞帽在文化表征中的张扬代表了什么?傣卡支系鸡枞帽子的缺失又反映了什么? 在三个花街节中，腰街傣卡支系举办的花街节在竞争中无疑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是傣卡支系过去没有举办过花街节；二是傣卡支系人数在三个支系中最少，分布也不集中；三是举办花街节的南碱村交通不便，远离城镇；四是政府在投入、管理上也有所忽视——本来腰街镇花街节存在一些先天不足，更需要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加强组织管理，挖掘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来吸引游客，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靠南碱村民小组一己之力举办节日，成效可想而知；五是在媒体人眼中，傣卡支系俨然成为了其他两个支系的陪衬，甚至在一些宣传中根本就没有他们的身影。 而傣卡支系之外，其他两个支系的旅游花街节之间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总体上呈现出势均力敌的胶着局面。但在胶着中也出现了戛洒花街节稍占上风的趋势。 漠沙是花街节的发源地，这点毋庸置疑。但戛洒人也在不断地传说着他们在达哈桥头和煤厂两地的花街节故事——两个花腰傣支系都找到了自己举办花街节的根据。然而，由于戛洒花街节举办时间在春节期间，因此去戛洒参加花街节上的游客明显多于漠沙花街节；再加上随着戛洒花街节规模的不断壮大，花街节上活动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大；还有由于戛洒本身经济基础的雄厚，与旅游相关配套设施也逐渐得到完善，比如镇上酒店、住宿等旅游设施，是漠沙镇始终不及的。 作为花街节最早发源地之一的漠沙傣雅支系，为何面临着被后起之秀戛洒花街节超越的危险?当地民众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戛洒镇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受洪水淹没，政府为了补偿洪水带给他们的困难，一直都在极力支持他们；还有戛洒由于有大红山铁矿这样的大型企业，流动人口多，因此对文化的支持更大……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戛洒确实在花街节文化表征中比其他两个支系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因此，不仅是节日，包括其他活动都开展得更为红火。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今天，经济资本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广泛使用的博弈理论认为：事物在矛盾中争夺，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博弈结果，第一种是零博弈，即博弈中的一方所得恰恰就是另一方所失，所得与所失相加等于零；第二种是非零博弈，又有正非零博弈与负非零博弈之分，负非零博弈是指博弈中获胜一方所得小于失败一方所失。正非零博弈则是指获胜一方所得大于败方所失，或者博弈双方均在博弈中获得好处共同发展。那么，三个花街节之间的博弈究竟是什么类型呢?虽然政府由于发展策略不同而在三个支系花街节活动投入不同，因而导致三个支系花街节在发展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但从总体看，三个支系之间仅仅存在获益多少的问题；支系之间需要的也仅仅是在有关节日发展问题上的协调与沟通，最后实现在博弈中促进花街节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社会的更大进步。 也就是说：三个花街节之间的博弈是一种正非零博弈，在博弈中三方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传承和保护。因此，花街节旅游的开展，不仅是国家与基层社会实现共荣的一条道路，也是花腰傣各个支系在博弈中实现共荣之路。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201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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