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夜郎国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必须研究夜郎地区人类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才能得出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

一、夜郎地区人类的形成

夜郎国的地域，变化比较大。据《贵州古代史》介绍：夜郎国的地域最广时，除了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部分县外，另辖四川省宣宾市的部分县，重庆市綦江以南，云南省昭通市、曲靖市以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水河南岸部分地带，总面积超过今贵州全省。《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也就是说，在我国西南地区古代的众多部落中，夜郎是最大的一个。由此可见，夜郎国在当时处于显赫的位置。

得知夜郎国的范围，还必须研究夜郎地区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才能知道夜郎国的形成过程。要研究夜郎地区人类的形成，必须考察石器时代的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夜郎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说明了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夜郎地区已有人类活动。观音洞文化1964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黔西县沙井公社发掘观音洞遗址。观音洞文化是我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该洞是一个东西向的狭长石灰岩溶洞，洞内堆积物厚达8米以上。此后，对观音洞遗址的发掘已在四次以上，出土石器四千多件。另还出土猩猩上臼齿、东方剑齿象、乳齿象、犀牛等三十三种哺乳动物的化石。从出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来看，观音洞的原始人集体穴居在岩洞里，过着乱婚的生活，以采集为主，部分从事狩猎，生产力水平处于最原始阶段。桐梓文化1972年，在贵州省桐梓县九坝公社岩灰洞内发现了一枚老年人右上内侧门齿，一个青年人右上第一前臼齿。另外，还在洞内出土了十二件石器和几块烧骨。从文物特征来看，桐梓人初步具有黄色人种的特征，制造和使用粗糙的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已经使用火。从桐梓人石制品的加工技术看，属于观音洞文化系统。水城文化1973年冬季，在贵州省水城县硝灰洞内出土了一枚老年男性的左上犬齿化石，齿冠底部的前后缘无三角形凸起。水城人体质特征比北京人进步，属于典型的古人类。另外，出土五十三件打制石器，其不修台面的打石片法，表明与观音洞文化关系密切。兴义（猫猫洞）文化1975年冬，在贵州省兴义县顶效公社，发掘到了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打制石器一千多件。兴义人以“锐棱砸击法”为主、以锤击法为铺来打制石片，刮削器占多数，其次是尖状器，也有少量的砍砸器和雕刻器。在这些石制品中，刮削器与尖状器的形体较大，多数在五十毫米以上，刮削器中斜刃多于直刃。石制品的特征说明兴义人与水城人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穿洞文化1979年初夏，在贵州省普定县试掘了穿洞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用火的遗迹。从石器来看，多数属于刮削器，尖状器不多，有少量的砍砸器。穿洞人与兴义人（猫猫洞人）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贵州已发掘的五个主要旧石器文化遗址，以观音洞文化为代表，桐梓文化属于观音洞文化系统，水城文化与观音洞文化关系密切，兴义（猫猫洞）文化与水城文化关系密切，穿洞文化与兴义猫猫洞文化同属于一个系统。由此可见，在旧石器时代，贵州高原就有以观音洞人为轴心的人类活动。

(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

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现在所知的有威宁的中水、赫章的可乐、毕节的青场、平坝的白云等。其中掘出文物数量最多、品种齐全、文化底蕴丰厚的首数赫章可乐，其次是平坝的白云。可乐文化1977年秋季，由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指导，贵阳师院历史系（七六级）师生参加，在赫章县可乐公社马家湾子山坡的山腰，试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这次试掘，先后在文化层中获得石器三十余件，陶器数百片，以及其他的文化遗物。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较前都有很大进步，具体反映在石器制造上，磨制技术比较精细，如椭圆形双孔石刀，刀刃就磨得很薄。石器多用砾石作原料。从石器的形制看，石斧、石磨盘都具有地方性。从出土的石工具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原始人使用磨光石斧来砍树、开荒、种地，已进入原始的农耕阶段；用双孔石刀（可用皮条或绳索套在手指上）收割禾穗；用石杵和石磨盘去壳加工谷物。出土磨制的六颗石弹丸，即是工具又是武器，石尖状器绑上木棒，就成石矛，证明当时人们已从事狩猎，正在从猎取野兽向驯养家畜的阶段过渡。在较多的残陶片中，有大量的四耳、圈底、底柱等，还有残陶杯两件。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色陶，但纹饰单调，有弦纹的陶器不多。陶器多用轮制，从陶片的薄厚均匀看，说明制陶技术比较进步。出土的两个陶纺轮，其中心有孔对穿，呈锥形圆柱体，反映这一带的人们已能将野生植物纤维捻成细线，织成粗布，学会了原始的纺织技术，能穿上衣服了。从獠牙形的石凿看，当地人已会修建简陋的房屋；再结合陶器的制作来看，人们已经定居下来，进入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赫章可乐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约有四、五千年，它的试掘给贵州的原始社会填补了一大空白，其意义是重大的。白云文化1978年春季，在平坝县白云区发现了飞虎山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迹，得到磨光斜刃石三件，其中一件石上还遗留岩浆胶结；同时得到上千灰砂陶的陶片，陶片上有弦纹、纲绳纹、波浪纹等纹饰。 1981年10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又正式发掘，出土了石斧、石箭头、石纹轮及大量破碎陶片、陶器。这些陶片、陶器质地坚硬，火候高，特别是在一片乳黄色的陶衣灰陶片上，有一段带状的红彩，这是贵州原始文化出土的第一片彩陶。平坝白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年代比赫章可乐稍晚，其制陶技术比可乐略为先进。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吃的是野菜、树根以及小动物的肉，穿的是树皮，住的是岩洞，居住地不得不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地带。当人们能用木矛和木棍绑上石头或兽角作为武器猎取动物时，大型动物常常被人们猎取来作为食品，皮用来作为衣服，狩猎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火的使用，使人们能御寒取暖，吃上熟食，冶炼青铜，改进工具，大大促进了人的体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海拔比古夜郎地区其他几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高，原始社会初期的人类不可能在此居住。但是，就是在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又恰好是野兽未受侵害，人们的食品最丰富的地方。当水城人用上了火之后，为了获得丰富食物，人们就可能去野兽较多而海拔较高的可乐安家落户了。进入农耕社会以后，人们不得不选择地势较为平坦、气候较为温和、便于耕作的地方作为生存环境，就可能有部分古人东移平坝。

二、夜郎国的形成

（一）夜郎民族的产生

由于国家的产生与民族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民族发展的历史可以推断国家产生的情况。因此，要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否在可乐形成国家，还必须考察民族历史。

彝族分布在今滇东北和贵州威宁、赫章、纳雍、毕节、大方、黔西、织金、水城、盘县、六枝等地，其历史悠久。据《中国西南民族史》介绍：在古代，彝族曾出现过三十三代母权制，妇女充当民族首领，女子不出嫁，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另据《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民最初“人住在树上，兽与人同处，吃草子水果，穿的是兽皮，男人不知娶，女人不知嫁，知母不知父”。《今本竹书纪年》说：“（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又曰：“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氐羌（历史上称彝族先民为氐羌）来宾。”《易·既济》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甲骨文也有记载，《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说：“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鬼方是远古时代的贵州。这几处记载互相吻合，都说一回事，即殷王武丁三十二年，出兵在荆地驻扎，结集兵力，侦察情势，制定战略，然后攻克鬼方。打了三年，取得胜利，声威远震，西方的氐羌因来臣服，其功绩同以前开国的王成汤征伐氐羌一样显赫。这里的“荆”是古代的楚国，西方指现在黔西北和滇东北。这里看出了此仗在古代贵州的东部打，氐羌被威震以后，从西方主动去臣服。《夜郎史传》和《夜郎悲歌》详细记载了彝族先民武支炼铜、打铜、种桑、养蚕、纺线、织布的情节。彝族具有古老的文字。有彝文记载的彝史有五百代（约一万年左右）。彝族有文字的年代已超过了公元前十四世纪。由此可见，彝族先民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就在古夜郎地区居住。

布依族属于百越系统的濮支系。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由广西进入贵州西南，并逐渐北移。到了五代时，居住在黔西南的濮支系的百越人被称为“都匀蛮”，元代以来称 “仲家”、“仲苗”。《黔书》卷上曰：“仲家女子、男子以帕束首……好楼居，有姓字，衣尚青。”《黔南识略》卷一曰：“……善治田，好以青帕缠头及腰，妇人长裙细摺，……好楼居，妇尤善织，名曰仲家布。”布依族由此而得名。

仡佬族属于百越系统僚支系，与布依族进入贵州时间及来源相同。仡佬在古代时称为葛僚、革僚、鸠僚等。

水族属于百越系统中僚支系的一个分支，唐、宋时才从两广进入贵州。

侗族属于百越系统中僚支系的另一个分支。据《贵州古代史》介绍：侗与洞相同，唐宋时期，在今贵州、湖南、广西部分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设置城州、微州，任命大姓杨姓充当首领进行统治。北宋初年诚州、微州仍为杨氏割据，号称“十峒首领”。洞是“羁縻”州下的基层单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羁縻州洞……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明代田汝成《炎缴纪闻》说：“洞蛮散处于三舞溪之界，在沅者尤多。”历史上对以“洞”为基层单位的民族称为侗族。

壮族在贵州人口极少，属百越系统中的僚支系的一个分支。

苗族“三苗”系统的一个分支，大约秦汉之际在今湘西及铜仁、松桃等地居住，而后逐渐遍布贵州。

瑶族“三苗”系统盘瓠之后分化出来，形成一个民族集体。

回族元朝时期由外地移入。

汉族春秋末年，汉族祖先就由中原向贵州迁移；秦汉设置郡县，又一批汉族迁居贵州；唐朝以后，汉族大量迁入贵州。

在1977年对可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青铜锄、铁斧、铁锸、稻谷、大豆、纺轮、石弹丸、石凿、木梳、发杈、铜鼓等，说明了这里的社会经济已进入了农业阶段，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掌握了纺织及炼铜技术，会制造生产工具，已经产生了宗教，夜郎民族已经形成。在出土的文物中，分别代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又说明了夜郎民族是由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

《中国西南民族史》说：“族分布在蜀国西部至南部边境地带，而蜀国南部的滇国即以族为主。”“‘侯国’（今四川宜宾一带）的西南部，即今云南昭通一带，当时的族人口也不少……”“族既然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分布区域，便是从甘、青高原连接地带的羌中往南，直至今云南、贵州境内。”“族是秦、汉之际‘西南夷’各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民族。”“还是在战国时期，‘滇国’的族已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道县南部（今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族，则利用‘千顷池’灌溉种稻，其农业生产规模也不小。”“……当时的‘西南夷’中只有族实行棺葬，其他氐羌系统的夷族，直到晋朝时期仍行火葬。”彝族史书介绍说，彝族先民武支在可乐建立了夜郎国。据考古成果印证，可乐夜郎民族为农耕民族，实行棺葬，与《中国西南民族史》彝族历史、考古成果的结论基本吻合，说明在可乐建立夜郎国的民族是彝族先民，用彝族历史作为印证很有说服力。

（二）夜郎国的形成

要知道可乐新石器时代人类后来是否在可乐建立国家，必须用考古成果、国家和地方史书、民族史籍相对照，才参得出结论。

有关部门在1977年对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的160余座“南夷”墓葬中，约60％的墓葬有随葬品，约40％的墓葬空无一物。在有随葬品的墓葬中，其多寡也不一样，多者10余件，少者1—2个铁锸，不少是戈、剑、刀等战斗兵器。随葬品的出现，说明了私有制已经产生；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说明夜郎民族内部的贫富悬殊之大；战斗兵器的出现，说明国家已经形成

赫章可乐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后，文物考古部门又多次对此地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1960年以来，贵州省、毕节地区和赫章县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可乐遗址进行9次发掘，出土文物8000多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件，国家一级文物50多件，二级文物200多件，另有大量国家三级文物。 2000年，贵州省考古所与赫章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可乐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夜郎民族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0余件。其中最典型的墓葬要算“敬吏” 将军墓，从出土的骨架测出墓主人———将军身高1.78米，且身披铠甲，头别发钗，头套鼓形铜釜，面罩铜洗，脚套铜釜，双耳垂玉（耳环），项上佩琥珀、玛瑙交替相衔的项琏，双手佩铜手镯（一只手有10个之多），双臂佩铜铃（一只臂佩10只之多），腰间佩两柄青铜锤剑，另有篆文印章等，总共90余件。此次发掘，被专家称为“贵州未见，中国罕见”，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

国家和地方历史书籍对夜郎的位置也圈定在黔西北。《中国古代史》记载：“分布在今贵州西部的夜郎、且兰，云南东北部的滇、靡莫，四川南部的邛是其中的大部族。赫章县是贵州西部，从《中国古代史》反映的方位看，说明了赫章可乐是夜郎中心的可能性较大。权威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说夜郎国是“战国至秦汉时代，贵州西北，云南东北及川南与贵州的交接地区”。赫章正好在黔西北、滇东北、川南的交界处。《现代汉语词典》说“汉代西南邻国中，夜郎国（今贵州西部）最大”。这里也反映出夜郎国的方位在贵州西部。《贵州古代史》虽然尚未说明大夜郎国形成之前的夜郎国范围。但在讲到夜郎国灭亡原因时说，夜郎国衰落，其北部（今安顺附近）的濮人兴起，占领了北部的直属领土，仍以夜郎邑为首都，定国号为夜郎。既然是夜郎邑，说明了夜郎国早已存在。另外，多个版本的彝文史籍都讲到夜郎在古诺（今贵阳）、大革洛姆（今安顺）的活动情况。由此可见，此时的夜郎北邻宜宾，南抵六枝，西接昭通、曲靖，东至贵阳。

彝族历史对可乐夜郎中心的政治作了详细记载。《夜郎史传》序言说夜郎“出于古夷人武部族的武支，始祖阿蒙”，“夜郎其人，为彝族谱牒记载阿蒙三世孙夜郎朵。以后在人们对其称呼的过程中，渐渐地人名变国名，进而人名与国名混称”，“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号称夜郎勾起”，“阿蒙第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君长、臣宰、毕摩三位一体，组织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扩占四方土地，建都可乐”。从这一记载来看，夜郎兴起君长制时国家机构还不完整，说明时间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组建了完整的统治机构时间，距“兴起君长制”的十一代，约 220年。组建了完整的统治机构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说明已进入较为成熟的奴隶社会。《夜郎创基业》记载武夜郎先攻占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接着起兵向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古时称贵阳为古诺），继而挥师西向，夺下西濮的可乐，后又进攻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在可乐建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夜郎君法规》记述夜郎王在可乐发布政法、军法、民法、刑法共二十条。书中记述夜郎王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四方攻伐，连年战争不休。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约十公里，彝语称其地为“夜郎妈谷”，意为“夜郎兵营”。书中描述此地当年的情况是“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

彝族历史还对可乐夜郎中心的经济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夜郎史传》描述夜郎地区有采矿炼铜和打矛、制盾的细节；对修建宫廷和制造家具也有记载，说明了当时的手工业有一定发展；记述夜郎君长与其它小国的战争，都是争林地、抢牛羊，说明当时还是畜牧与种植相结合的农牧业经济。《益那悲歌》说：“武陀尼（武的一支），种桑树喂蚕，蚕吐丝织茧。收的收蚕丝，收蚕丝纺纱，纺纱后浣纱，送到纺织场；武陀尼的男子，牵线如蚁行，布线如鸽叩”。这一描述，勾绘了一幅种树养蚕、纺纱、织布的热闹画面。《益那悲歌》又说：“武古笃（武族的一支）打铜，在铜矿山上，铜矿和铜砂，大岩一样广，匠人办法多，设炉房炼铜。武益那（夜郎）家，用铜来塑像，打铜雕铜像；在祭祀场所，用铜制铜鼓，用铜制铜钟；在战场上，打铜制作戟，打铜制作盾”。这里反映了青铜的普遍使用。在《惹氏（武 族的一支）造矛》中说：“惹氏专制矛…，名矛有九种……矛头有鹰像，矛杆有虎纹…堆了如大岩，由武益那（夜郎）使用。”这里介绍了矛的种类和外观。这些，充分说明了可乐夜郎中心经济的繁荣景象。

可乐遗址由1个夜郎民族聚落遗址，1个秦汉古都城遗址和14个古墓群组成，幅员达3.5平方公里。据考古部门探测，古墓大约上万座，已发掘的不到4％。如此大的夜郎民族聚落遗址和如此多的古墓群，在古夜郎地区其他地方还未发现。从此可以看出，可乐是夜郎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古都城遗址的出现，则说明了这里曾是夜郎古国的活动中心。

《贵州考古论文集》说：“一般地说，我国青铜的冶炼是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青铜器的产生、鼎盛和衰败时期，即是奴隶制社会初期、发达和衰亡三个阶段的标志。”可乐出土的青铜器之多，制作之精致，特别是将军墓中出土的铜釜，两只釜耳是龙，釜顶是“虎”，形象栩栩如生。这些，则说明了可乐夜郎这个奴隶制国家的经济相当发达了。

三、夜郎国的发展

前面我们讲到大夜郎国形成之前的所辖范围，即以赫章可乐为中心，辖云南昭通、曲靖以东，四川宜宾以南，遵义以西，水城至安顺以北。大夜郎形成以后，总面积超过了今天贵州全省。

然而，这么大的地域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贵州古代史》说：春秋末年夜郎国衰落，“春秋末年,牂牁国衰落，牂牁江上游(今北盘江上游安顺附近)另一支濮人兴起，占领了牂牁国北部的直属领土，仍以夜郎邑为中心，定国号为夜郎。夜郎小邑占领牂牁国后，迅速扩张势力，东南降服了在今独山县附近的毋敛国，西南降服了在今兴义与广西、云南交界处的漏卧国，西面降服了在今威宁县境内的莫国和在今云南省沾益与富源之间的同垃国，北面降服了今桐梓县的(蹩)国，习水县的(鱼习)国，四川南部的棘国，惟独东边楚国,夜郎不敢进犯，这样就形成了除今铜仁地区部分县外的大夜郎国。

“应该说明的是, 这个扩大的小邑夜郎,几经周折,连同其帼国英雄的公主一起,归附于可乐夜郎,使其疆域扩大到今贵州全境及其周边的四川、云南、湖南和广西的广大地区。” 在许多人看来，占领夜郎国北部领土的那个夜郎小邑似乎与赫章可乐没有联系。不过，只要留心民族史的研究，就会发现赫章可乐与安顺的直接关系。

《彝族源流》说：“夜郎勾纪家（夜郎的第十五代国王），迁到东方去，住大革洛姆（即今安顺市）。”《益那悲歌》说：“在须濮陇邓，陇邓大革（安顺）地，第四度强盛。”《西南彝志》中也有夜郎从可乐搬迁安顺的记载。《夜郎史传》说：“鄂鲁默定都可乐之后，又曾东迁大革洛姆（在今安顺境内）。”《夜郎史传》还记述了可乐夜郎王为了扩大地盘，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必须把他胞弟夜堵土的领地———古诺（今贵阳）占领。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看望大哥，想将其骗来可乐后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夜堵土在向使者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杀了两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夜郎王，将其囚禁起来。夜堵土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后，治理得很好。随后，漏卧君长阿苦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哥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出兵攻可乐。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秣马厉兵，再次进攻可乐。堵土高度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愿终身沦为奴隶。经过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阿古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夜郎王，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后，离开可乐，转大革落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夜郎王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多年后，夜郎王认为可乐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又东迁到大革洛姆。

从多个版本的民族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出居住在北方的那个夜郎小邑，就是可乐夜郎国王的弟弟和他东迁安顺后，建立的城池。

四、夜郎国的消亡

在大夜郎国形成的同时，中原汉族地区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正当中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西南地区还处在奴隶社会的不同阶段。然而，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秦朝和西汉先后不同程度地对“西南夷”各民族地区采取了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引起“西南夷” 各民族内部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化。

秦朝以前，“西南夷”地区各民族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后来虽然和内地发生一定的交往，但在政治上还保持相对独立。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开始对“西南夷”进行经营。始初，秦朝还未曾对“西南夷”中心地区进行管理，只是在靠近内地的“西南夷”地区派驻一些官员，由这些官员深入中心地区进行联系。这种方法，其效果相当缓慢。为了进一步征服“西南夷”各民族，必须使秦朝的政治影响力能直接深入到“西南夷”的中心地带。为了做到这一点，秦朝修通了通向“西南夷”中心地带的“五尺道”。这条“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省昭通地区，止于云南省曲靖地区。在此同时，秦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从内地派汉族官员对“西南夷”地区进行统治。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葬送了秦王朝。随着秦朝的灭亡，“西南夷”地区的地方割据政权又死灰复燃，局部地方已复辟奴隶制。刘邦建立了汉朝后，经过六、七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种内地和边疆经济都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给西汉进一步开拓边疆创造了物质基础。因此，加强对“西南夷”的开拓也就被汉武帝列入议事日程了。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谕令南越归附汉朝。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生产的一种叫枸酱的饮料，感觉味道相当好，问卖枸酱的商人从什么地方运到南越，商人介绍说自蜀地经夜郎的江运到越地。于是，唐蒙向汉武帝建议：招降夜郎，利用夜郎之兵，乘船自江而下以击南越。同年，汉武帝命令唐蒙率领军队，带着缯帛和货币至夜郎，招降了夜郎，将其划入犍为郡（郡会在今宜宾市以南）。在不断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征服的同时，西汉还加强郡县制的推行。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夷”地区，西汉在该地区推行“羁縻” 政策。这种“羁縻”政策是：一方面，从内地派遣汉族官吏前往作为太守、县令，在一些原来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设立郡县据点，对辖区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由于“西南夷”各族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内地汉族地区不一样，汉朝派遣来的官吏不可能采用与内地汉族地区同样的方式进行统治。于是，采取将 “西南夷”内部原有的一些奴隶主、部落贵族封王封侯，使他们保持住在本民族的统治地位，按照旧存的方式统治本民族人民。汉朝派遣来的汉族官吏的统治，则是通过这些土著王侯进行“羁縻”政策推行的结果，一方面使土著王侯的权力逐步弱化，汉族官吏的权力逐步加强。在政治上，土著王侯必须听从汉族官吏；在经济上，土著王侯还要将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以纳贡形式交给汉族官吏，由汉族官吏上交西汉封建中央。汉族官吏在“西南夷”地区脚跟站稳之后，就逐步取代了土著王侯的统治。

在秦汉加强对“西南夷”各民族进行统治的同时，也加剧了该地区的阶级矛盾。公元前86年，“盖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谈指、同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大破之”。类似这样的统一与分裂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当时是不断的。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太守请发兵诛兴等。但西汉朝廷觉得路太远，不便管理，就派太中大夫蜀郡张匡主持调解，而夜郎王兴不但不从命，反而雕刻汉吏木像，作为靶子，立道旁射击，表示仇恨。西汉朝廷认为，再调解也无济于事，不若作好进攻准备。于是，选择好地点，积蓄好粮草，训练好兵士，选任好能干的太守，等到秋凉，去诛其罪恶昭著的首领。西汉朝廷任命智勇双全的陈立任太守。陈立一到，就谕告夜郎王兴，但兴坚决不服从。陈立一面将情况报告朝廷，一面率几十个从吏，直接深入到夜郎国内且同亭（今贞丰、册亨、望莫、罗甸间）召见兴。兴带领卫队和常备军几千人，还有几十个小奴隶主，一同到且同亭见陈立。陈立当面严厉指责兴的罪行，当即处决了兴。小奴隶主们看见大奴隶主兴被斩，立即表示拥护陈立。跟随兴的内卫队和常备军立即放下武器投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见状惶恐，立即降顺，主动输纳粟米千斛，还杀牛宰羊，慰劳陈立及其吏士。

夜郎王兴虽然被除，但党羽还存在，奴隶主势力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集残兵败将，迫胁二十二邑反。陈立一边将情况报告朝廷，一边召募诸夷为兵，加强训练夷兵，派都慰长史等分别带兵进攻，打击故人。翁指凭地势险要，负隅顽抗。陈立先是断其粮草，后施用反间计，都没有成功。都尉急躁冒进，对翁指进行强攻，但终遭失败。陈立总结经验教训，抓紧“时天大旱”断其水源，陷敌于困境。翁指的部下都是被迫参军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得不考虑生路，于是就“共斩翁指，持首投降”。这一场严重的斗争至此结束，夜郎国也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