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日姆几:试析凉山彝族传统临终关怀行为实践(二)
发布时间:2007-09-01

嘉日姆几:试析凉山彝族传统临终关怀行为实践(二) ■ 嘉日姆几   发布时间:2002-11-15 9:38:36

四、 彝族社区艾滋病问题的反思
   这是一个沉重的主题,因为我们必须面对艾滋病将会在一个不歧视它的社会中任意肆虐的危险。彝族社会中,只歧视两种疾病,一是狐臭,二是麻风①。对于艾滋病这个外来之物更是知之甚少,并无歧视可言。至1998年底,四川省共发现HIV 596例,其中16人已发病,14人已死亡。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查出的HIV达416例,占全省HIV的69.8%,彝族占66.78%②。自1995年发现首例HIV感染者以来,到2000年12月31日止,凉山州昭觉县经四川省确认登记HIV感染者/AIDS病人308例。现已死亡37例(发病死亡5例,不明原因和吸毒过量死亡32例)③①。
   凉山彝族HIV感染的主要渠道是毒品静脉注射,1996年----1999年,毒品问题在彝区可以说泛滥成灾,彝族人民饱受其害,政府和社区都用不同方式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禁毒斗争。从目前看来,毒品贩卖和吸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然而,紧随其后更为严重的就是艾滋病的发病和传染问题。除了歧视和谴责毒品与彝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关联性以外④,我们应该理智分析一下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我们就有可能明白彝族人民的苦衷和处境。
   中英性病爱滋病合作项目在四川省做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调研,对HIV感染者和病人、他们的家属以及所在社区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做了一些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缓解艾滋病在该地区的压力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必要的政策准备,为四川省爱滋病防治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规划。本文只想就爱滋病在彝族地区的发现以及有关部门对它的研究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1).艾滋病问题直接与毒品问题连接.
  毒品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问题,它是人类社会所滋生的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等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所导致的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公敌。然而,引发毒品问题的主体是我们人类自己,客体同样也是我们自己,受害者是我们,获益者更是我们。毒品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只是一个双性的媒介,人们可以视它为魔鬼,也可以拜它为上帝。可是,面前在全世界反毒斗争的话语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毒品给我们到来的痛苦而忽略了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因此反毒斗争的矛头只指向毒品本身而弱化了提供毒品问题养分的人类社会本身。可以这样说,对于毒品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区别只在于责任的大小和直间接而也!对于贩毒者,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交通、通信和欲望,对于吸毒者,同样也是我们为他们提供工具、场所和失望。所以,毒品问题不仅仅只是人民的问题, 同样也是政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味地谴责彝族人的“鸦片传统"与毒品问题的因果联系而排挤歧视他们,恐怕不仅仅只是个别现象,它同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执行直接相关⑤.
   2).贫穷需要毒品.
   笔者的某个堂兄之子以贩养吸,参加过先后两次的家支戒毒仪式仍然很难彻底脱瘾。在访谈时,他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分析让笔者无言以答:
   "作为嘉日家的男人我感觉到害臊和自卑,我对不起家族和朋友.但是,又有谁想过我的处境呢?.家里的土地不够种,从年初苦到年尾,到头来只能收五袋苦荞,三袋燕麦和5000多斤洋芋.(一袋)苦荞和燕麦都按70斤算,总共只有560斤,每斤算0.5元,合280元.洋芋算两角一斤,也只有1000元,加上前面的280元,总共1280元.我们家五个人分这点钱,每人合256元.这256元以12个月分,每个月合着21元,一个月30天再来算这21元钱,每一天仅仅只合着七角钱.七角钱是什么意思?在大城市了你连一个洋芋都买不到".他望着屋顶,强忍着自己的泪不往下掉.
   "我为什么要去贩毒?因为我一年挣来的钱在家里我一辈子也挣不来.在下关1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克海洛因,在宁蒗我可以至少打成50个零包,一个零包卖10钱,除了成本100元和车旅费150元,我一天一夜就可以挣250元,同我在家里辛辛苦苦干一年的钱一样多.这样我不仅可以养活我的家人,我还可以为家支尽自己的义务.这几年家族里的礼钱没有人为我承担,我也从来没有落过一次礼"①.
   这只是个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却折射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凉山的贫穷是导致彝族盲流的基本原因。如果凉山的经济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它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永远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彝族人涌人城市,其中肯定会有许多的HIV携带者。所以,我们在分析毒品与艾滋病的问题时,贫穷问题应该是我们的起点。在汉区因卖血而感染HIV的高危人群同样有被生活所迫的因素②。
   3).彝区艾滋病研究的悖论.
   一方面,在彝区研究艾滋病的问题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事实上已经参与了艾滋病的社会建构。艾滋病对于彝族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危害全然不知。他们只是将死于艾滋病的人当作正常死亡看待,没有人歧视和隔离他们③。所以,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对爱滋病的传播没有免疫机制,特别是在夫妻之间,疾病并不防碍性生活的正常进行。从这个意义而言,艾滋病威胁者整个民族。
   政府和有关部门艾滋病知识的输入可以让更多的彝族人了解和认识艾滋病的危害,在彝区构建出一个有力的爱滋病防御机制,让更多的人远离艾滋病的肆虐④。但是,我们的代价是培育艾滋病的社会歧视,告诉所有的彝族人,远离艾滋病人,与他们离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安全。其结果,等待我们的却是更多的社会问题。
   在彝区开展艾滋病的调研已经揭开了这个伤疤。在宁蒗彝族自治县的跑马坪乡,仅在2001年,因吸毒导致的离婚案就有六起。其中一例差不多引起两个家族大面积的械斗。所以,学者介入艾滋病的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对于彝族社区艾滋病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有远见的规划,而不仅仅是抛砖引玉.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人文精神,更需要政策的保障和支持。
   4).艾滋病人的关怀问题.
   为什么要关怀他们?怎样关怀?由谁来关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回答。
   社会关怀最终就是个福利问题。在极度贫穷的社区,艾滋病人如何得到帮助,从什么地方得到必要的药品和医疗服务,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所以这个重担很自然就落在国家的肩上了。国家在资源分配和福利保障上是不是应该有所倾斜,这直接关系到国泰民安的大势。
   目前在彝族社区展开的艾滋病人的关怀调研,理想主义的色彩很浓。但是,这样的学术动机却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将人类学的触角延伸到了未来,这是人类学理想主义传统的恢复还是暗示了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再一次转移?从凉山艾滋病的案例来看,人类学者正在参与当地的文化建构,这事实上已经不仅仅只是文化解释的问题,也不再是文化描写的问题,而是一个权益问题.人类学好似乎在借用弱势群体的躯体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结语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彝族人临终关怀的实践来源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同西方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有很大的区别。然而,社会的变迁使得这些传统同彝族人自身一样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不知道怎样用传统的仪式来关怀艾滋病人,更不知道这些病人在祖界的待遇。他们的临终需不需要“修复",如果需要,我们“修复”的是我们的病人还是我们的社会呢?


参考书目:
《临终关怀》孟宪武编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苏克明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文化的解释》格尔兹
《彝语大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勒俄特依》冯元蔚,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巴莫阿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凉山彝族婚改内容解析》张海洋 胡英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四期
 《第一界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论文汇编》,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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