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克稷在四十年代就是重庆电力公司的总工程师，解放后一直在内蒙古电管局任总工程师，他是当了一辈子总工程师的人。

大余总性格温良敦厚，为人谦和，当时电管局的人很少知道他的身世，只知道张瑞芳曾经是他的妻子，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我从网上搜寻到了大余总传奇经历，并为他后半生沉寂于社会底层而唏嘘不已：

重庆的抗战剧人没有人不知道余克稷,他以创办第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怒吼剧社而著名。他和梁少侯担任剧社负责人的时间最长,整整八年时间。余克稷的知名,主要因为他是抗日救亡戏剧的热心人,他在重庆电力公司任工程师,收入丰厚,他的大部分薪水毫不吝惜地用在戏剧事业和解决剧人生活困难上。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电力紧张,电对于话剧的演出犹如人体的血脉一样重要。在他热心努力下,各个剧场都拉有供电专线,一旦停电,观众没有喊退票的,演员也不会走下舞台卸妆,剧场专线马上开始供电,一片光明。余克稷成为解决停电困难的及时雨。他因为这些德行懿事,博得“爱国工程师”、“好人余克稷”的美名。他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师、却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抗敌剧协第二、三届理事,中国戏剧节第一、二届演出委员,和洪深、阳翰笙、曹禺一样受到戏剧界的敬重。

余克稷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电机,同时又在北平大学戏剧系就读。他长相端庄,为人诚恳,谦逊,他懂导演,又会表演,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擅长指挥,还会弹钢琴。1935年,他在北平为还是高中学生的张瑞芳排戏,两人互相有了好感。余克稷性格内向,最初给人有难于接近的感觉。多接触几次后,他的言谈和行为,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张瑞芳和他书信往来近一年,如果有一个星期收不到余克稷端端正正字体的来信,她就不安地期盼着。余克稷人好,字写得更好,他的信中没有缠绵的情啊,爱啊的语言,却蕴涵着浓浓的艺术气氛。张瑞芳觉得,他的信比余克稷更有魅力。这时候的张瑞芳对余克稷已经有了比友情更深的感情,她对余克稷仍以余先生相称呼。但余克稷从北平到重庆宋工作,又是征得张瑞芳同意的。
    余克稷到重庆后,先在胡子昂任总经理的华西兴业公司实习,后到重庆电力公司工作。他的业余时间用来为青年会民众歌咏团当指挥,教唱救亡歌曲。卢沟桥炮声一响,位于嘉陵江边的炮台街(今沧白路)的华西兴业公司宿舍大院,就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活动的地方。这个公司有不少来自北平的职员,他们读书时就演过话剧,组织剧社是他们一致的想法。余克稷首先找来刚出版的《保卫卢沟桥》的剧本,邀约一些同好,在华西公司宿舍排演起来。戏排到一半,9月15日在排戏的灯光球场成立了怒吼剧社。余克稷带头捐了上百的银元,购买木材、颜罯、凡士林、硬脂酸用来做布景和化妆油彩,其他社员们也纷纷捐款作建社经费。余克稷、陈叔亮、梁少候、章功叙、赵铭彝等被推为剧社组织核心。这个剧社的活动从此延续13年之久,1950年完成了历史使命。
    1937年10月1日,《保卫卢沟桥》在重庆最现代化的国泰大戏院演出,这是怒吼剧社第一次公演,这出戏暴露了日本军阀凶残的侵略行径,展示我抗日战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舞台上下大声地喊出蒋介石政府多年不允许喊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连演三天,四场戏都告客满。《新蜀报》著文誉之为“重庆有真正的演剧,那是以怒吼剧社公演为历史纪元。”

《保卫卢沟桥》的怒吼声,震动了重庆,唤醒了许多还不知道中国和日本已经打了几个月“国战”的市民。成百的重庆爱国青年看了演出后投奔剧社,要求参加抗日宣传。因为他们不会讲“国语”,怒吼剧社为他们成立了街村演剧队,用四川话对街村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效果更好。余克稷除了经管剧社在城市的演出,还经常带领街村演剧队下乡宣传,他和大家一样自带食品,背着服装、道具、化妆物品,排在队列中行进,每次下乡都有几十里路程。他和大家不同的是,每月用一半以上的薪水补贴剧社和出不起伙食费社员的开支。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

1938年5月,重庆的六十七军出川抗战,怒吼剧社应邀派出六七战地工作团随行,余克稷把他们送到武汉。这时他得知张瑞芳参加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到了河南,由于工作紧张,生活艰苦,长期劳累,不少人病倒了,演出也无法进行。余克稷听到这种情况非常焦急,他不顾战乱的危险,奔向河南邀约张瑞芳到重庆怒吼剧社去。移动剧团考虑到张瑞芳和余克稷的情侣关系,又考虑重庆有国立戏剧学校和许多知名戏剧专家,张瑞芳去了可以得到深造,同意她到重庆去。谁也没有想到,余克稷接来的张瑞芳,不几年间,就成为重庆抗战剧坛四大话剧名旦之一。

余克稷是一位热心为抗战戏剧做奉献的人,无论哪个剧团演出、景片、灯光器材、服装、缺少哪一样,只要怒吼剧社有的,他都拿给人家用;缺少群众演员,缺少前台工作人员,演出缺少伴唱的,怒吼剧社人员都克服自己的困难,前去支援。张瑞芳到重庆不久,中华全国剧协在重庆主办第一届戏剧节、演出《全民总动员》,参加演出的明星太多,却有一个小难民名叫芳姑的角色找不到人演,考虑到要和大明星们配戏,怒吼剧社派出张瑞芳去参加。张瑞芳把这个不起眼的角色演得真实、动人,戏中她痛哭着下场,到了后台她还止不住地抽咽,这引起了导演应云卫和许多著名演员注意,都称赞她是一个有潜力、有希望的好演员。不久,应云卫排演《上海屋檐下》,上演前一天舒绣文病了,应云卫拉张瑞芳去顶舒绣文的戏,和大明星赵丹、魏鹤龄同台演出,得到同台演员的赞许。

1939年，张瑞芳风华正茂，在革命艺术事业之余，也获得婚嫁圆满。这一年，张瑞芳21岁，与话剧同行余克稷结为夫妻。但遗憾的是，婚后两人迅速发现彼此性格不合，张瑞芳初尝婚姻的苦涩，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重新转移到话剧舞台。而在排演《屈原》的过程中，张瑞芳结识了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金山，为情感世界带来又一次悲喜，金山的热烈的追求使张瑞芳芳心动摇；金山的爱意像一团火把张瑞芳融化，张瑞芳与余克稷的感情发生了危机，他们婚姻很快就彻底瓦解了。

张瑞芳在《张瑞芳回忆录》写道：“我一直‘恨’余克稷不关心政治，余克稷也一直对我的政治热情不闻不问，我们除了性情上的冷热两极，政治理念方面也缺乏相通之处。毋庸置疑，就在那个瞬间，我感情的天平向金山方面倾斜过去了。”

其实张瑞芳说余克稷不关心政治完全是托词，在国统区的重庆，余克稷完全一边倒地倾向中国共产党。余是个热忱的爱国者，与国民党格格不入。

张瑞芳在《张瑞芳回忆录》中又写道：“终于，我向余克稷正式提出离婚，他还是那样一如既往的没态度，总说：‘再说吧。’‘再想想。’如果他那时不依不饶跟我急一场，向我表达他不愿失去我，也许我就不离婚了。毕竟我们这段姻缘也是来之不易的。难道成了眷属的有情人都像我们这样吗？我不明白。”

“然而，真的要离开余克稷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天，我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除了自己的随身衣服什么也不拿。然后一边等余克稷回来，一边把他换洗的衣服一件一件检查过，该补的补好，该钉扣子的钉好，叠得整整齐齐。最后，我在外间坐下，静静地等着余克稷回来。”

“那天，还不算太晚，余克稷显然是提前回来的，可能他也想看看我是否真的走了。钥匙一响，门从外面推开，余克稷第一眼便看到我还端坐在家中，脸上骤然一片灿烂的阳光，喜形于色地说了声：‘呵，你没走！’仅仅一秒钟，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感动了———你要是以前就这样表示一下，我也不是非走不可的呀！但是，我们的关系早已冰冻三尺，这样一抹骤然的‘阳光’已经不能暖化它了。我轻声说：‘我在等你回来，把钥匙交给你。’余克稷的表情又立即回到平时那种‘没态度’的样子，一个人默默走进里屋。”

命运总是在捉弄人，张瑞芳与金山的婚姻也好景不长。1950年，美貌惊人的孙维世导演了话剧《保尔·柯察金》，邀金山夫妇共同担当主演。张瑞芳惊讶地发现，金山很快坠入孙维世的情网。虽然金山和张瑞芳在舞台上依然扮演情侣，但在现实生活中，两人的缘分却已尽。

金山其实也是个花花公子，1952年夏天，金山带领一个创作小组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准备创作拍摄一部反映中朝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患难兄弟》，朝鲜有关方面配备了一名女翻译，配合工作。这位女翻译年青貌美，金山一不小心，竟栽了个跟头，他和这位女翻译发生了性关系。

据报载，金山在三十年代还曾经和江青有染，1950年孙维世随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晚上去毛泽东的软卧车厢教毛学俄语，被毛强暴，后来毛说：我和金山谁也不欠谁的了！

即便在张瑞芳和金山热恋时，金山和当时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也都过从甚密。

1963年，张瑞芳凭借《李双双》，获得电影百花奖，她的声名随之达到巅峰。此时，张瑞芳已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严励共同走过11个春秋。严励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多年，他会唱歌，能演戏，多才多艺，从部队转业以后，严励被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和张瑞芳成为了工作上的同事。

我不认识余克稷，但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到内蒙古电管局时，不断地听老同志提到大余总余克稷（有别于小余总余萍），每逢提到他时，大家都是满脸的崇敬，

据有关史料记载，大余总在重庆时就和周恩来的关系不错，他的文艺细胞如此活跃，对戏剧如此痴迷，为何解放后没有进入文艺界，而沉寂于塞外的一个小小的电力局呢？他的沉寂和他的木讷的性格有关吗？

性格决定命运，看来不是一句虚妄的话。

不过我又想，如果解放后余克稷进入文艺界，或官运亨通进入政界，也许熬不过文革，金山与孙维世的悲惨下场就是个例子。

如果这样推理，余克稷远离政坛就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