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智红是云南著名彝族作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文艺创作，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学价值趋向，有着强烈的生态文化意识，体现出了对原生态心灵记录、对生态文明的吟唱和对生态破坏现象的批判。

关键词：李智红散文  生态意识  记录和吟唱

 李智红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云南著名彝族作家和大理作家群中的重要成员，有诗集《永远的温柔》、散文集《布衣滇西》、随笔集《静夜煨茶》、散文诗集《云南高原的嗓门和手势》等。近年来其散文在《散文》《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后，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笔者在阅读其散文集《布衣滇西》的过程中，感到在其文化意识、价值趋向上有着强烈的生态文化意识，体现出了对原生态心灵的记录和生态文明的吟唱和对生态破坏现象的批判。

一、对自然山水生态和原生态生活的诗意撰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随西部开发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推进，在现代性的转换中成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但开发带来的现代文明对生态恶化的悖论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生态意识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生态意识是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需要具备的健康合理的意识”「1」，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生态整体观。环境、生态作为社会生活的承载体，是环境学家和作家们关注的焦点，有着强烈生态意识的李智红用散文来阐释着对生态整体观的理解。在他看来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母亲。于是从小在林间山边奔跑嬉戏的他养成了对大自然的极深厚的感情，始终以一颗博爱之心感受着自然万物的声息，表达着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和衷心热爱，在其散文中呈现最多的是他最熟悉、最铭记肺腑的乡野美景，并满怀深情地吟唱着他对自然万物的关爱悲悯和对家乡民众的既平凡、艰辛又有着向上奋争的可贵生命强力的赞美。让人随处可以感受到家园、河流、树木、高原、燕子、土酒等意象，感受到他对自然山水清丽脱俗、醉人心魄的纯美的原生态的诗意描绘和赞颂，更能体验到他对无污染、无喧嚣的环境生态的陶醉与纵情放歌，以及从哲思的高度对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存未来的思考。

读《布衣滇西》散文集，浮现在眼前的是那条用了较多笔墨描写的养育他的母亲河——板桥河。那里有他童年的乐趣：与伙伴在河边放牧牛羊，在河里摸鱼、游泳、打水战，在河滩上烤鲜鱼、捉石蚌、抓爬沙虫。“我整个的童年都与板桥河的流淌与喧哗紧密地契合在一起，融会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美味的河》）。在作者心目中它是“有永远难割舍的血缘，始终在颐养着我的思想，哺育着我的灵性，给我予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抚慰和温暖” 的不寻常的河。它“赋予老家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以生机与活力”（《老家在大山深处》），“美好地沉浸在晴朗的天空下，像一匹轻柔地铺排开来的透明的丝绸”。在河边一代代的彝家儿女在石碾上舂着粑粑，也舂着岁月。有时“板桥河更像一位饱经沧桑世故的老人”，柔美、沉着与平稳地流淌着（《穿越生命的河流》）。它从未有过“一次真正的泛滥，也从未吞噬过任何一个落水者，甚至一条狗，一只鸡，近乎童贞的清澈”。那刻骨铭心的清澈在悠悠的流淌中启蒙着作者最初的关于诗歌、爱情、远方的梦想，并“最终引领我沿着它清清的流水走向，走出大山，走向另一个比故乡更广阔、更丰富的五彩世界”（《故乡的河》）。此河是作者的生命之源，也是其精神的寄托和抚慰。他把自然之河与人生的变化、历史的沧桑相结合，与自我的成长相交织，从而构成一幅幅极具生命意味和哲理意味的图画，在自然生命中感悟着人类的生命。

他笔下的家园充满着自然生态的美丽。在黄土高原上博南古道边一个叫初一铺的古镇上，有千年寒梅（《古道寒梅》）、满地的水晶石榴（《水晶石榴》）；有竹林、黄果、芭蕉林掩隐的古村落（《古道桃园》）；有随处可寻到手工制品的见证着丝绸古道悠久深厚的马帮文化的杉阳（《笔走博南古道》）。他就出生于这个古镇旁一个“满目所见，不是苍茫的群山就是深邃的峡谷”的澜沧江边的彝寨里（《江那边的寨子》《记忆中的阿着底》《滇系西大高原》）；是被古老而悠久的传统习俗和烟火气味所笼罩着的美丽而朴素的乡间。寨子里有深不可测，永不枯竭的甜水井（《穷家难舍》）；田野上的荷塘“偶有轻风拂过满是藕塘的阡陌，便会生发出银子做的铃当儿的那种声音，脆脆的，直惊得那藕塘里的小蝌蚪小鱼儿慌慌地直往清粼粼的深水里蹿”（《故乡·藕塘》）；一垄一垄的稻穗“像一片片厚实的金箔，任意地铺排开来。偶尔有轻风徜徉而过，引发谷穗与谷穗相互摩擦相互碰撞，便会有一种朴素而富于质感的声响，由近而远地荡漾开去”（《老家的十月》）；这里的乡土永远“散发着旧时光气味、干牛粪的芳香”（《古驿小镇》）；天空永远是瓦蓝和高远的（《仰望老家的天空》、《关于“蔚蓝”这个词的一些联想》）；那里有悠闲地轻轻梳理羽毛的鸟和展翅奋飞的鹰（《居住在三江并流之地》）……

随着这些文字的描摹，我们会看到一幅幅田园的、乡村的、古朴宁静的画卷，那正是作者居住在尘嚣中干渴内心暗许的故园，也是作者精神的栖居之地。作者用近乎完美的笔调描写它的自然和美好，寄托他对乡土的深情和对美好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的歌赞和向往。

李智红散文的生态意识还体现在对自在闲适的生活的描写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爱、豁达心态的深切体味和共创诗意栖居的赞美。他笔下反复出现的景致是：在大山峻岭的山寒水瘦的黄土高原上，生活着自在自适的彝乡人。河岸边古老的茅屋檐下，穿着彝族服饰在专心致至地刺绣的是将要出嫁的彝家妹子；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嘴里叼着长长的紫竹烟管的父亲，吆着他心爱的老牛，悠然自得地走向不远处的田野。（《在乡间的生活》）；早出的农人，扛一架犁耙吆两头老牛，白青石古道的深处蹒跚走来。饱经风霜的老脸上挂满着一副在野高人般的神情恬然地融入了山脚下那一片烟雨迷蒙的水墨画般的田野。几头不着家的毛驴、山羊和一大群鸡鸭，在显现得有些肮脏的小巷中，自由自在地游荡着。在几家挂满蛛网尘灰的、老旧而腐朽的门板后面，三五个满脸灰泥的小孩正大睁着惊恐而好奇的眼睛偷偷窥视着陌生的行人；在一个个满山遍野的阿着树挂满沉甸甸红色果实的秋天，一个个美丽而善良的彝族少女会吹着她们心爱的口弦，恬静地走进小伙子的心里；“从这座山梁到那座山梁，就是他们人生最长的路。从这条大河到那条大河，就是他们毕生的梦想与寄托” [2]。彝家儿女不畏生活的艰辛却春秋四季在高原的皱褶深处“唱着自编的山歌，弹奏着土生土长的音乐，播种着苞谷和荞麦花的芳香，播种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与爱情”（《江那边的寨子》、《滇西大高原》）；过年时老奶奶舂糍粑、青年人围着火塘或喝着不醉人的土酒或打歌狂欢或品着烤茶听着古歌（《在古道边的彝寨过大年》《故乡人喝茶》）。那被土酒琗过的彝家汉子，在耕田时节会在那古道山梁上唱起奔放粗犷、苍劲豪迈的可荡涤久居城市所沾染的孤寂和慵懒的牛歌（《土酒》、《古道牛歌》）。这里人与自然对话，人与牛对话，写出了他们与大山与牛融为一体的飘逸的风韵。这里完全没有都市的繁华和喧闹，没有都市人的浮躁、焦虑和处心积虑。对生活他们没太高的追求，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在自适的自然生活；面对艰辛的生活、平实的生命“是淡漠的、无所畏惧的，珍惜的、是充满信心的”。[3]  粗茶淡饭、出入布衣、生死随缘、淡泊名利、适世养生，有着豁达心态。在他笔下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宁静，人们男耕女织，知足常乐，宛然一片桃园仙境，洋溢着一派田园牧歌式的气息。这种自然之美与人物之美融合一体的生命形式，是作者的根，也是他生命的出处，更是其生态美理念在文中的自然流露。他在展示着彝寨的魅力和永恒的同时也替我们找到了一块安放灵魂的净土。

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完美结果，物种多样性和各种生命的繁盛本身就具有充分的价值与意义，各种生命的内在价值应该得到承认、呵护、敬畏。作者在其散文中还体现着他对生命的敬畏，表达着对崇山峻岭里、黄土高原上的生命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由衷敬仰。《峡谷听蝉》蝉不过是一种蜉蝣一样的生命存在，它的歌唱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作家不厌其烦地写它们歌唱，就隐含着另一种深意，即无论生命存在的久暂，只要它富于深刻的生存意义，就是一种辉煌，并从蝉所揭示的价值中升华着人类的生命境界。这在《惜土如金》、《秋天的声响》、《一碗水》、《喊那口老井为爹》、《山茅野菜》、《到五月的郊外看麦子》等都张显着作者对生命的崇拜和敬畏，因为在大山峡谷面前，“只要有山歌的音符能够散落的地方，就能生长出大片的山花。只要汗水能够跌落的土地，就能播种出生命的奇迹” [4]他展示的是充满了一种震撼力的生命，让人在感到生命美妙时也看到了生命的自然和悲壮。

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刘勰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感的真诚是散文美德内质，它要求作者创作时心灵要自由、坦率、要勇于审视自己的灵魂，勇于把自己灵魂秘密呈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剥去伪装，在作品中真诚坦露自己才能获得读者的认同与爱戴，才能引起读者共鸣，“文章千古事，传真不传伪”。李智红用真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所描摹和歌赞回归自然，追求朴实散淡的村野生活，把自己的灵魂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是生命最无拘无束的原生态。曾有评论说过：李智红之醉，醉在高原美酒，醉在家乡美景，醉在对美好生命的讴歌。[5]

二、对自然生态恶化的关注与批判

生态意识是环境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生态知识及其生态系统正常运转意义等的认识和维护统一，它包括认识生态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抵制生态破坏行为，[6]其主要要义是尊重自然，也就是要充分地反省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负面意义，不要让人类意志根本不顾自然生态系统规律而肆意妄为。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对社会生态的关注贯穿在他的整个文学活动中。他用散文表达着对社会和时代的把握与思考，对破坏自然生态现象的批判，体现了悲悯自然的人道情怀，在张扬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十分关注自然生态，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燕儿的村落》对盐茶古道上的一古老驿站的屋檐下的燕巢呈现平静祥和之气象进行了描写，赞扬燕儿虽飞得不高，但让人感到一种由衷的亲昵和平易。转而写到“能够像长辈当年教育我们一样，教育后代要善待所有生灵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见了，善待燕儿，善待一切弱小的生命，原本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身。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是大多数人都明白的吧？”在《老槐》中这种思想更显突出。“槐”同“怀”，以槐为意象寄托着关于祖地同胞迁徙的绵远幽思。老槐是历史的见证，它使小城富有一种历史和文化意蕴上的厚重和悠久。然而一个月前，这棵古槐突然遭遇了刀斧之劫，那刺耳的斧锯声响了整整一个下午，早上还是杆繁枝绿风飒飒的老槐，到了傍晚“只剩下一截巨大的孤零零的树桩和满地的乱七八糟的支离破碎的树的尸体”。老槐树没有了，小城也没有了绿色，没了鸟鸣，小城的历史被齐根斩断，“我从此便极怕开窗，因怕再见那种难以遏止的生命活力的茁壮与不可抗拒。而是一幅零乱的脚手架和一座已见雏型的、毫无诗意的高楼”现代人混迹于钢筋混泥土楼房中，与自然之间就更是彻底隔绝，自然的灵性也从生命中被驱除，很长一段时间“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像有一件在我生命中显得极为珍贵的东西，被人残酷而卑劣地掠走了”。面对被防盗网分割的囚牢般严实而坚固的居室阳台上，所能够仰望到的一片乌烟瘴气的天空，一片片破碎的铅灰和污浊的烟尘，无法与老家的鸟儿在湛蓝的天空翱翔的美景相比，作者不由感慨到“物质文明真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反而会伤割自己。许多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已变成一片废墟。风沙漫卷古楼兰，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正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写人类的命运，而我们是如此的麻木如此的冷漠” （《仰望老家的天空》）。如今“小城人家家户户的日常起居已全依赖于电器，那村郭掩映、炊烟袅袅的景致被光影交错、灯红酒绿、昏昏晃晃的现代文明所浸淫所充斥”这使作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为此作者常常回忆起故乡那撩心的袅袅炊烟。他期待故乡蔚蓝的炊烟再一次美丽而淡泊地从“生命中袅袅升起” （《又见炊烟升起》）。炊烟是一种生存的意象，也是农村走进城市的人心灵的留痕，它在作者的心里挥之不去，作者借它来体现着自己的社会生态理想。他在对现代文明对另外一种文明的破坏进行的质问和思考中，使人们感受到一介布衣的他对自己家乡未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的怀念和深深的社会责任感。这在《老屋边的柿树》、《窗外有条河》、《保卫一片老林子》、《神树》、《本名鸟》、《祖树》、《祖土》中也有深刻体现。他在叙写生态灾难时流露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在对土地、鸟鸣、蝉鸣、燕子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涉猎中，可见出其笔锋之犀利、忧愤之深广。

三、对文化生态的探源与反思

文化是李智红散文的总立足点，他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倒退为主旨，以现代意识的视角切入，以充满人文关怀的主体生命去穿越时空，发掘民族文化之魂，这种文化取向的核心是对民族精神、人格的重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批判意识，他善于以此切入历史、社会、自然、人生，使其作品极为深刻。李智红散文的文化本位性使广袤的地域风情和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且弥漫在人文主义的情怀之中，透过作者的思索和对事物的描写、刻画，更给读者以哲学上的引导和文学艺术上的欣赏和审美趣味上的享受，“在阅读李智红文章的时候，其对作为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反思和省醒，与旨在创造性地转化民族文化性格的思想，互为因果关系”[7]他有言“其实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就是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人与自我、人与宇宙之间的高度和谐。” [8]

总之，读《布衣滇西》可处处感受到他对彝家儿女、对滇西布衣的生存现状的思考；从人性美的角度关照着大山里的人们，呈现出的是诗意生存的现状。寨子里的人们生活得恬淡而宽远，从容不迫。在这些描绘中总是散发出一种对于故乡的简单而诚挚的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美，他试图及时撩开层层功利的遮掩，使人们能用心灵去谛听美的回响。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宁静的田园般的环境和优雅的人生、朴实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

参考文献

[1] 汪树东《生态识的当前文学写作的新向度》见《写作》06年12期第25页

[2] [3] [4]李智红《布衣滇西》，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年3月，第56，23，58页

[5] 吴安臣《诗人气质，赤子情怀——我眼里的作家李智红》，《大理文化》2007年，6期。

[6] 杨传鑫《绿色的呼唤——20世纪生态文学略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7]巴凌《布衣滇西·序》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年3月，第1页。

[8] 李智红《繁星满天》，《散文》，2006年4期。

 【邓家鲜，女，白族，1965年8月生，现为云南大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