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彝人与毒品
正如上文所说，攀枝花还没有建立之前，彝族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攀枝花曾经是联系云南、四川两省彝人的重要通道，1965年以后，这条通道被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所取代。当然，攀枝花建设初期，大约10000多凉山彝人也参与了建设①，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彝人后来全部会到了老家。从此这片土地就这样被分成了两块：城市与农村。
从1970年代起，这个城市同样也是云南西北各地区的主要木材集散地。郝瑞教授在考察攀枝花的那一年，作为中国主要三大林区之首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森林火灾，森林采伐的阵地就这样转移到了中国的横断山区，而攀枝花就在横断山区的东麓。距攀枝花300多公里远的宁蒗彝族自治县1980年带的森林覆盖率为52%，很自然地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主要木材生产地之一。宁蒗彝族自治县早在1965年就在攀枝花市设立了办事处，笔者的父亲恰好就是第一任主任。1984年，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办事处改为联合经营公司，主要负责经营农副产品，而将木材的经营权下放给木材公司。攀枝花市西区的格里坪就是这些公司的所在地，其中也包括属于攀枝花市的金沙江林产品公司。由于木材生意的红火，从1988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格里坪一直是攀枝花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宁蒗彝族自治县专门成立一个运输公司，合上木材公司自己的车队，再加上大量的个体东风牌高原运输车辆，格里坪每一天都有大量的宁蒗人滞留此地，其中多数为彝人。所以，这段时期的格里坪完全在宁蒗彝人的控制之下。同时，不少来自大小凉山的彝族流动人口也开始在格里坪出现，这当然也是这些“无家可归”而又梦想发展的流动彝人的理想谋生之地。
凉山彝人曾与鸦片相遇在近代。鸦片曾经武装过凉山，彝族人也曾经在鸦片的梦幻中拥抱过“天下老子第一”的“伟大思想”，也曾经饱受鸦片的危害。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和实践中飘然远去。然而，当历史还没有解决是否有轮回的争议时，鸦片却在人们的生活中悄然出世，并将自己的名字改叫“海洛因”。
木材确实让一部分彝人富了，也让这些人迷失在欲望中。毒品从来就不是穷人的消费品，它往往伴随着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的空虚，这点在全世界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在凉山彝人的文化中，慷慨和奢侈是做人的美德，而昂贵的毒品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就这样，毒品和彝人再一次相遇。
我第一次听说毒品就是在格里坪，第一次见到毒品也是在格里坪，第一次见有人吸毒更是在格里坪。宁蒗彝族自治县境内所发现的第一代吸毒群体没有一个不是在格里坪染上毒瘾①，这已经足够说明了木材、毒品、彝人与格里坪之间的某种关联。1995年前后，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启动，这严重限制了上游地区的木材采伐指标，格里坪的木材生意开始下滑，部分彝人将目标转向了毒品。
盲流、移民与难民
1994年，当郝瑞教授在美国西雅图准备策划第一界国际彝学研讨会的时候。（巴莫阿依，《研究》，287页）。攀枝花市也准备对滞留在格里坪的凉山籍盲流人员进行严打，因为他们的存在已经给攀枝花的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格里坪已经成为了金三角毒品进入内地的中转站之一，而这些犯罪活动与滞留在该地的彝族盲流不无关系。很有意思的是该年8月份左右，郝瑞教授也在诺苏地区做田野，但是地点却不是攀枝花，而是凉山州的盐源、喜德等地。（郝瑞，《研究》，285页）。
历史上，凉山彝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游耕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重。人们随自己的牛羊在深山老林中自由地迁徙，自由地流动，他们的脚印几乎遍布整个大西南，无疑也包括今天的攀枝花市。新中国成立以后，凉山彝族一方面高歌告别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史无前例地被纳入国家的户籍制度，从此人们被束缚在以户口为标志的土地上。然而，户籍制度并没有完全改变凉山彝人的生活习惯，人们同样在不断地游耕，不断地在流动，不断地在迁徙。从1977年至1995年间，凉山籍彝族农民自发迁居攀枝花市的人数近三万余人①。这些人主要分布在该市仁和区的同德、布德和金江镇，以及米易、盐边两县的部分山区。
正如郝瑞教授所言，凉山彝人（诺苏）内部有非常强的认同感。这在攀枝花市严打盲流中得以体现。只要知道严打的消息，盲流人员就会撤到山区的同胞或亲戚家里，而按照彝人的传统，即便全村的人知道某人家中藏有某人，也没有人会告密。所以，在办案人员的眼中，这些无辜的人们慢慢地也就成了窝藏犯。一方面，攀枝花市的严打工作不是很顺利，而另一方面，部分彝族犯罪分子更是猖獗。于是，从1995年开始，攀枝花市政府慢慢将严打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凉山籍彝人的身上。对于自发迁居移民，市政府强制要求他们迁出攀枝花市，借口是长江上游的天然林保护以及相关的退耕还林政策。无辜的农民自然不愿意迁出，于是，攀枝花市就采取了强制地清理地措施。
经攀枝花市各级政府的强制清理，到1999年还有19874人（其中盲流2605人）仍然滞留在攀枝花市所辖两县三区②。这段时间内，这些自发迁居移民曾多次上访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委政府经过多次的调查研究，于1999年签发了川委厅[1999]1号文件。攀枝花市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从1998年起，出动警力用暴力的方式驱赶12500多人，所以的房屋基本被炸毁，致使12500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成为真正的难民。在社会主义中国制造了一次闻所未闻的违法事件，其背后的动机无疑有民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色彩。在这个事件中，攀枝花彝人发扬了彝族人理智而又不屈不恼不屈不挠的精神，集体上访国务院两次，四川省委、政府十多次。终于由四川省政府派遣督导组汇同凉山州和攀枝花市政府依据川委厅[1999]1号文件精神，先后清核并确定由攀枝花负责安置1488户7456人；迁回凉山安置516户2788人。目前，由凉山安置部分已于2000年上半年迁回并得到妥善安置。而留攀枝花安置的部分和另外3000多没有清核的凉山移民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攀枝花市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解释目前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川委厅[1999]1号文件的有关精神和之后由凉山、攀枝花所协商的安置计划却执行的非常的糟糕。自2001年7月起，专门成立“凉山自发迁居越民安置办公室”，米易县和仁和区政府也分别成立了安置办，具体负责协调安置工作。现将该市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绩分析如下：米易县计划安置1122户4723人。目前为止，安置工作没有真正落实，只是解决了部分安置点的引水问题，修了一条简易土路，发放过少量化肥和粮食，其余问题全境均未解决。盐边计划安置75户339人，除了发过80斤大米和三斤猪肉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有效措施。金江镇的情况更为严重。其中金江镇计划安置170户939人。自2001年8月起，只是将其中有“依据”的310人视为安置对象，其余600多人遭到无理的拒绝和恐吓，至于安置工作却没人问津。存在的问题：
1） 安置费哪儿去了？
国家已经给攀枝花和凉山下拨了每户6000元人民币的安置费，凉山已经足额发放，而攀枝花除了仁和同德的2300元以外，其余一直没有给移民兑现。
2） 粮食问题
除了米易和同德部分越民可以耕种原来的土地以外，其余的人员仍然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更有一部分人以拣垃圾为生。
3） 教育问题：
移民中现有3000多适龄儿童，其中有1500多人无法入学。
4） 与上述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土地、户口、住房、医疗等问题仍然没有等到具体的落实和实施，攀枝花市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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