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务院批准的规范彝文实施的30年，总体而言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成功对整个彝族文化、彝语文的规范和统一事业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它使三分之一的彝族人口解决了彝文使用问题；日后的全国彝文统一不能废弃规范彝文，而只能在规范彝文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扩展和完善；规范彝文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学者—民众三者间积极互动的推行模式是其成功的保证，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日后滇黔桂彝区借鉴；在当前各地彝语文人才青黄不接，断代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培养既懂规范彝文又懂各地彝语方言的后备人才，西南民族大学需担当此重任。

关键词：规范彝文；北部方言；彝文统一

彝文问题，是彝学研究中的三大课题之一。彝族文字的起源与使用，彝族文字的类型与功能，彝族应该采用古彝文还是新彝文，这些问题已争论多年，至今没有解决好。[1]

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自源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各地彝族在历史上极少往来，加之不可避免的语言的历史演变，同种、同文、同源的古彝语、彝文在各个方言区中产生分化和演变，出现了犹如战国时期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现象，并延续至今。

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彝族文化开始了自我构建过程。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外在表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同源异流、四分五裂的古老彝文开始了现代规范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滇、川、黔、桂各地彝人强烈要求规范一套适用与全国各地彝区的彝族文字，有关部门组织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彝族地区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全国规范彝文工作” [2]。迄今为止，彝文有过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整理规范活动：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方案（以下简称规范彝文）和云南省规范彝文。其中，目前为止，只有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方案取得了成功。

规范彝文方案的实施成功，对彝语文的规范、统一事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规范彝文的实施成功使其在彝语文统一事业中奠定了主体性、群众性、典范性，基础性，对四省区彝文统一问题有着非凡的影响和意义。

一、规范彝文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彝族人口的彝文使用问题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下，彝族人民当家作主，古老的族群获得了国家和法律的承认、保障。彝族文化事业迎来了新的时代，历史上残缺不全的民族文化亟待修复和传承。但是由于深受极左思潮和“文革”的破坏，在解放至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彝族文化险遭灭顶之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彝文的规范和改革问题被提上了议程。彝文的两次规范活动，从目前来看，基于彝语北部方言的国务院批准的规范彝文在实施和推行中非常成功，而云南省自行设计、制定并推广的云南省规范彝文可以说陷入了困境，名存实亡。

凉山彝族自治州，它涵盖了90%多的彝语北部方言人口，方言内部差异较小，通话无障碍，民间毕摩文化盛行，有一定的老彝文基础。可以说，在语言文字的规范方面，凉山州拥有云贵所不能比的先天条件和基础。1980年，国务院以[1980]70号文件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规定彝语以圣乍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在民间搜集的上万个彝文中选择规范出了819个基础字符和带次高调符号“ ”的345个字，加上一个替音符号“ ”一共1165个彝文字符。规范后的彝文为表音的音节文字，规范后彝文的主要特点是：字形定型和统一、结构简易、笔画简单；字少且够用；读音固定、有注音和标点符号；在字体排列和行款上也作了具体规定；语音、词汇、语法的标准明确。

规范彝文经过30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其在设计上科学合理，在实践中简单易学，在推行上行之有效。规范彝文在凉山彝区得到了广泛使用，广大彝族同胞借助规范彝文提高了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规范彝文为彝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彝语文专业人才，有力促进了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彝语文事业得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发展，彝学事业蒸蒸日上。总之，规范彝文为彝族文化的发展、彝区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彝语北部方言内部不仅语音相对统一，而且在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上有天然的亲近和联系性，所以，规范彝文不仅在凉山州得到卓有成效的推广，而且还扩散和传播至整个北部方言地区，如小凉山地区的云南省宁蒗县、四川省乐山市的峨边县和马边县、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永善县、以及四川的攀枝花市各彝族乡镇、雅安市的汉源县和石棉县、甘孜州的九龙县和泸定县，在这些北部方言地区，规范彝文形成逐渐传播之势。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彝族总人口为776.23万人。其中，彝语北部方言区人口共有约235万，占彝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历史上没有古彝文传承，这两个方言区人口近180万，彝语文的规范、统一、推广、复兴等这样重大的事宜中这两个方言区很难参与进来。这样，在整个彝族中，有彝文传统的人口只有约600万，而北部方言区就占了近四成，可见其份量之足之重。

规范彝文的推广和实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规范彝文的成功实施使三分之一的彝族人口解决了文字使用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外，规范彝文还成为党代会、人代会等全国性会议的8种工作语文之一，成为了彝族语言文字的一个代表和象征。

二、四省区彝文统一必须以规范彝文为基础

历史上彝族没有形成过大一统的政权，多数时候处于中央政府高压下的分散的割据式地方（部落）政权，同源异流的彝文在各地的兴衰情况不一，除了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外，其他方言区都有彝文流传。总体而言，彝文曾经盛行和繁荣的地区有：北部方言区；东部方言区的贵州原水西、乌撒等部地区（大致为现今的毕节和六盘水等地），乌蒙地区（现昭通地区），云南武定、禄劝；东南部方言的石林、弥勒；南部方言区的建水、石屏、峨山、新平、双柏等地。这些地区有使用彝文的历史和传统，有一定的彝文底蕴和群众基础，彝文古籍的收集、整理和翻译，以及老彝文的规范活动也最先在这些地区开展。凉山州和云南省在上世纪80、90年代开展了彝文历史上少有的文字规范活动，两地几乎同时展开工作，形成二足鼎立之势，都试图先在当地局部规范和统一彝文。

云南省的彝族人口为四省区中之最，有400多万。但是，云南的彝族支系繁多，各地彝语方言差别较大，有的甚至彼此不能通话，需借用汉语来沟通。1982年6月，云南省民委、民语委召开会议，对彝族文字的规范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提出以老彝文为基础，规范一套适用于云南各彝语方言区的、以表意为主的超方言彝文方案的意见。1987年2月，云南省政府（云政办函）41号文件批示同意在全省试行第一批规范彝文方案，共有表意彝文字2258个。但是，云南省的彝文规范活动，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遭到了挫折。

笔者来自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云南省峨山县，这里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彝族人口约120万人，是继北部方言后方言内部语音较为统一的一个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在明清时期曾经形成过相对繁荣的彝文文化圈，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在今红河州建水县（临安府）创办过毕摩会考制度，涉及到红河、玉溪、普洱等地州市，散落在民间的彝文文献数量多，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按理说，南部方言人口众多，内部分歧较小，有深厚的彝文传统和群众基础，是检验云南省规范彝文实施成败的一个试点。但是，云南省的规范彝文在实施和推行过程中遇到困难，陷入失败境地。不仅民众对新彝文一无所知，各市县的彝文古籍整理部门也纷纷返回使用各自地方的老彝文。省内其他方言区各地州市县亦如是。

彝文规范活动经历了从最初的二足鼎立到当前的一枝独秀，甚为遗憾，但是，一枝独秀总比全军覆没的好。与云南省规范彝文的失败相反，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凉山《彝文规范方案》，在凉山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字进行必要改革的成功范例之一。两者一成一败，通过对比，才能体会出规范彝文实施成功的价值和意义。规范彝文在凉山州的成功避免了彝文的全军覆没，在三分之一的彝族人口中得到了推广和普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近年来，规范彝文的发展势态良好，在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方面进展迅速。目前，规范彝文有了自己的信息化国际标准字符集。在十多年前就已实现了计算机彝文输入，拥有完备的全拼、简拼和笔画等彝文输入法，有彝文字符处理软件、排版印刷系统，开发出了彝汉双语信息网站，近年来规范彝文还进入了手持无线通信平台中，开发出的彝文手机深受广大民众欢迎。

总之，规范彝文在凉山州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云贵彝区所难以相比和赶超的，所以，四省区彝文统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忽视北部方言和规范彝文的存在，不能废弃规范彝文来重新谈彝文的统一。语言文字的规划是一项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考虑到文字的使用人口、分布地域、群众基础、取得的成果，以及能投入的社会资源、成本等等因素，决定了当前彝文的统一问题不能再倒退回各起炉灶、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老路。“彝文的规范要以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为基本方案的前提下进行规范与完善”[3]。

彝族人民对世代流传的彝文是有深厚感情的，彝文统一是民心所向，彝文的规划、改革必须体现民族的主体性、自主性，并由彝族人民来完成。彝族的文字改革必须尊重历史，继承文明，不能废弃自古沿用的老彝文而新创所谓的“新彝文”，如1951年有关学者为凉山彝语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式文字系统，进行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最后彻底失败的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外族学者认为“彝语的历史和现状来说, 不具备统一文字的条件。[4]”但可喜的是，彝文的统一正在以国务院批准的规范彝文为基础的道路上缓慢前行。1999年4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七次协作会议召开，与会者达成了共识，会议形成了“关于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彝族规范文字的纪要”，一致同意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全国彝族的规范文字。

三、规范彝文实施中的成功经验可资滇黔桂彝区借鉴

一种文字的成功实施和推广，除了文字系统本身设计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外，还必须以一定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来实施和推动。语言文字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打破地域和行政的条块分割，另外一方面要最大程度的组织和利用社会资源。在现代国家中，国家权力强大且无孔不入，任何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或边缘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规划活动，都不能离开国家力量而单独存在。“语言规划实质上是政府的一种公共权力的运用，这种公共权力的运作模式是‘政府—学者—民众’之间的三者互动。[5]”

虽然云南省的规范彝文在推行过程中以失败告终，但是不能以此说其设计不科学不合理，其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国家力量在文字改革规范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学者—民众”互动的局面没有形成，各方面的配套措施不力，从而后劲不足，最终导致其无疾而终。

相反，规范彝文在凉山州实践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政府—学者—民众”互动局面的形成。规范彝文在凉山的巨大成就，除了语言文字本身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外，还有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经济及感情认同等诸多原因，这些因素共同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上层与下层、都市和山村、民族精英和普通民众联系和互动起来，整合和利用了各种社会资源，积极为语言文字的规划服务，保证了规范彝文实施过程的顺畅和成功。以下简要谈谈政府和学者层面的一些配合措施。

政府的保障、主导和推动：

1980年，国务院以国函（80）70号文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后，四川省及凉山州各级政府立即行动起来，当地政府积极利用党和国家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合法权利来推动规范彝文的实施工作，在政治、法律上为规范彝文确立合法地位，强有力的促进了规范彝文的实施。

地方政府建立和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措施，成立各种彝语文工作机构，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保障和推动了规范彝文的顺利实施。在凉山州，在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出面和主导，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彝族群众学习规范彝文，积极开展彝文扫盲活动，有效普及了规范彝文的使用。

凉山州、县语委及编译部门把中央和省、州、县发至基层和广大群众的重要文件，都译成彝文文件下达，使基层干部和群众能够及时学习和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凉山州将彝语文教育纳入地方国民教育体系，确保了彝族语言文字不发生代际中断，培养了大量的彝汉双语人才。凉山州彝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于1978年开始创办，一类模式于1984年开始创办。为了配合这两种教育模式，省州教育管理部门积极编制彝文教材，狠抓师资建设。创办了四川省彝文学校，为规范彝文培养后备人才。目前在四川省，基本建立起了从小学到研究生的现代彝语文教育体系。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四川省广播电台彝语部、四川民族出版社彝文室，省教委彝文教材中心，以及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室。这些官方机构的设立，是对规范彝文最大的支持。

创建了大量的彝文报刊、杂志，既传播了彝文，也提供了交流平台，繁荣了彝文出版事业。如《凉山日报》彝文版的发行量在万份左右，遍及凉山彝区的各个角落。

学者们发挥所长，积极投身于规范彝文的实施工作：

在彝区，大量民族文化精英出身于彝家山寨，他们通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得以在社会分层中向上流动，成为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与民族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成为连接彝区上层与下层、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中介。他们理论水平高、文化素养强，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大量的学者、学者型干部为规范彝文的起草、设计、规划、实施等工作纷纷献计献策，积极投身于规范彝文的实施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学者们还就规范彝文的使用积极著书立说，编撰各种彝语文工具书、各种彝文科普读物，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

规范彝文实施的30年间，凉山州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母语作家，他们或用彝文创作，或用彝文和汉文进行双语写作，他们熟练驾驭彝语文的高超能力让人惊叹，其作品丰富了彝语文的文学宝库。他们身体力行，为规范彝文的推广、普及做出了表率。

与规范彝文的实施几乎同步，彝族学者沙马拉毅开创了彝文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1986 年成功设计出《计算机激光彝文/ 汉文编辑排版系统》，这是我国首次运用激光照排技术进行少数民族文字处理的编辑排版系统。1992年 “沙马拉毅输入法”诞生。1999年，其设计的彝文信息交换用编码字符集被国际信息标准化组织批准通过，成为国际标准。自此，古老的彝文告别铅与火，迈进了光与电的时代，在弱肉强食的信息世界里为彝文占有了一席之地。[6]

缺乏“政府—学者—民众”三者间的互动，是云南规范彝文之所以实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将来，四省区彝文统一方案最终确定和实施时，在云贵彝区实施时，需要吸取失败教训，借鉴凉山的成功经验，以免重蹈覆辙。

四、必须大力培养既懂规范彝文又懂其他彝语方言的人才

规范彝文虽然被确定为“彝族的规范文字”，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仅能在北部方言地区通行并推广使用的文字，仅仅解决了三分之一左右彝族的使用文字问题。规范彝文要走出北部方言区，作为全民族的通用文字向其他方言区推行，就必须大力培养既懂规范彝文又懂其他彝语方言的人才。

规范彝文要推广到北部方言区以外的其他方言区，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语音差异和词汇差异的障碍，这种差异，在短时间里是不可能立刻消除的[7]。彝语的方言土语众多，北部方言区的学者不可能了解和掌握所有方言区的情况，规范彝文的补充、完善以及日后的推行工作必须有各方言区的“当地人”参与，而这些“当地人”也要掌握北部方言及其规范彝文。

目前，由于受国家相关制度、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彝语文人才的培养工作陷入困境，人才的培养工作或缺乏、或不足、或不到位，造成人才青黄不接，断代现象严重。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以及云南民族大学都曾经举办过彝语文专业或培训班，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已少得可怜，有的即使存在，彝语文专业以及课程比重大为减少，徒有虚名，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彝语文人才。彝语文人才的培养不能全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必须以一定的战略高度和大局出发，高瞻远瞩，统筹部署。

综合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西南民族大学可以担当起此重任，成为全国彝语文研究的中心和基地，面向全国培养彝语文人才。目前，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文专修班已经停办，且北京离彝区太远，不利于彝语文人才、资源的集中、整合。贵州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大学没有独立的彝学二级学院，懂北部方言和规范彝文的人才稀少，力量薄弱。而西南民族大学有全国最大的彝文文献中心、中国彝学研究中心，全国唯一的一个彝语文信息处理研究中心，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也落户西南民族大学。另外，西南民族大学还有全国唯一的一个以彝族文化为研究领域的博士点专业。

西南民族大学有条件成为全国彝语文的研究中心和人才的培养基地，培养既懂规范彝文又懂其他彝语方言的人才。进一步而言，很多细致的工作可以由西南民族大学的彝学学院承担和落实。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已经走过了58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1952年开办的彝语文专修科。1977年后恢复招生。1992年，成立彝语言文学系。2000年，彝语言文学系更名为彝学系。2003年，彝学系正式更名为彝学学院。彝学学院师资强大，专业较为齐全，办有彝语文为专业方向的本科、研究生专业。彝学学院是国家民委和四川省的重点学科，也是四川省彝汉双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和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的支撑单位之一。

当然，彝学学院必须打破地域、支系、方言等壁垒，增加对云贵桂彝区的招生力度和研究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对这些地区进行宣传，使彝学学院真正成为全中国彝族的彝学学院。

规范彝文的补充、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需要各个方言区的彝语文工作者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出谋划策，共同完成。在各方言区彝语文人才严重缺乏、断代严重的现状下，规范彝文走向云贵桂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培养彝语文领域的后备力量更显得重要无比。

事实告诉我们，云贵川桂的彝族同胞联手，共同努力，彝族文化才能更加繁荣，彝学事业才能更加兴盛。如彝学界小有名气的彝族人网、彝学网、中国彝族网的创始人几乎都来自云贵彝区，他们既熟悉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又一定程度上知晓北部方言区的传统文化，他们拥有超越方言土语的彝族文化视野。

可以预见，规范彝文的补充、完善和彝文的统一过程中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人才不中断，文化不消失，就有一线希望存在。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明天就会解决，当前无人解决也许将来就会有人解决。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务院批准的规范彝文的实施成功，对彝族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规范彝文的成功实施使三分之一的彝族人口解决了彝文使用问题，为规范彝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规范彝文已成为全国彝文规范化活动中仅存的硕果，日后的全国彝文统一不能废弃规范彝文，而只能在规范彝文的基础上展开，对其进行补充、扩展和完善，以适应和推向各彝语方言区。规范彝文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学者—民众三者间积极互动的推行模式是其成功的保证，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日后云贵桂彝区借鉴。规范彝文在向全国彝区推行的过程中，需要云贵川桂彝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和努力，在当前各地彝语文人才青黄不接，断代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培养既懂规范彝文又懂各地彝语方言的后备人才，西南民族大学必须担当此重任。

参考文献：
    [1]禄文斌：彝学研究中的三大课题[C]，贵州彝学研究会编《贵州彝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8
    [2]黄建明：彝文文字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60
    [3]朱建新：论“彝文规范方案”的完善与彝文的统一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9)：71
    [4]孔祥卿：彝文规范的前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4):126
    [5]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M]，商务印书社，2006:39
    [6]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7]孙宏开：进一步完善规范彝文方案 促进彝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