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彝学的独特视野，透过元史和明史的片断记忆，从彝族源流、“六祖分支”及在西南三省交叉地带的不断迁徙、繁衍生息，搜寻和探析关于普定路（府）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整体印迹。普定路，本普里部，归附元朝后改普定府，隶属云南行省曲靖宣慰司。明洪武五年，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等入朝贡马，朱元璋下诏置普定土司府，以适尔为土知府，世袭其官。洪武十四年，普定土知府安锁叛附于梁王。9月1日，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师30万分两路直下云贵，史称“太祖平滇”。11日，指挥佥事顾成克普定，擒安锁，筑普定北城。12月20日，安陆侯吴复奉旨择地阿达卜修筑普定卫城池。洪武十八年，顾成进贵州都指挥同知，奏罢普定土司府。

关键词：彝学 贵州 普定路（府） 播勒部 普里部 娄娄勾

一、彝族起源及在西南的迁徙分布

（一）彝族“六祖分支”

彝族先民，源于氐羌，最早游于旄牛徼外。贵州彝书说：“一世孟奇，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 [1]始祖“孟奇（亦称“希慕遮””），从遥远的巴蜀之地，辗转来到了一个叫做“邛”的“卤”地（四川西昌与宜宾以南一带、金沙江以北及安宁河流域）居住下来，号卤氏，语转为罗氏，史载谓“昆明夷”。传至31世“笃慕”（亦称“祝明”）时，便有了“武、乍、糯、恒、布、默”这“六祖分支”的事件。

31世祖“笃慕”，究竟是怎样来到洪水泛滥的洛尼山？后人都在猜测：有说是藏在葫芦中漂来的，有说是乘木船漂来的，有说是装在木箱中漂来的，也有说是坐进木柜中漂来的，更有说是扶着竹根泅渡而来的。《六祖史诗》载：“阿卜笃慕时，住过十二处，六处被留下，其余遭遗弃。洪灾四处起，四周被围住，六仙来搭救，快把竹根扶……北方雪山上，阿卜笃慕住，何人居何处，仙人来按就。高高山头上，土石垒住屋，山下周围处，洪水如猛虎。想往他处逃，四处无桥过，六仙来搭救，教人食竹壳……洪水逐渐退，水落现三石，三石现出时，洪水快收去。” [2]

后来，“笃慕”来到了滇东北一个叫做“贝谷步嘎”的地方。他通过对歌的形式，娶了三位仙女作为妻子，由于表现出众便被众人推举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做了彝族最后的一代武米（帝王）。笃慕在娶妻之后，迁徙来到“昭阿已夺”（云南东川），在这里他专门祭奠了祖灵。

不久，又迁徙到“木阿殊昭”（云南昭通），并在此地长期居住下来，三个妻子共为他生了六个儿子，即是彝族史上所称的“六祖”。长房“蚩额额伍叶”生了武祖慕雅苦、乍祖慕雅且；二房“能额咪冬”生了糯祖慕雅热、恒祖慕雅卧；三房“尼额咪补”生了布祖慕克克、默祖慕齐齐。

在此后不久，笃慕又举家迁回到昭阿已夺（东川）居住，在此地他们与“天兵”鄂莫部落进行一场大战。笃慕家族在“神兵”（其他部落）的协助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笃慕在与鄂莫部落的战争结束后，先在“玛查俄戛”设立了祭场，继而又在“堵乌涛歹”设立祭场，杀乌牛以祭地，屠白马以祭天，宰绵羊以祭祖，用鸡鸭以祭草木，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此地举行了彝族史上“六祖分支”的仪式。

在极其庄重、肃穆的分支大会上，笃慕说道：“举斋将分支，分支得兴旺。” [3]于是，便将他的六个儿子封侯，分为三个联盟分掌各地，向外拓土开疆。长房二子（武、乍）封为南方之侯，向南部楚吐（云南）迁徙发展，到达滇中、滇西、滇南一带；次房二子（糯、恒）封为北方之侯，在北部鲁补（四川南部凉山和滇东北的昭通等地）迁徙；幺房二子（布、默）封为中央之侯，随父笃慕在中部史益（留居或向云南东北部曲靖、宣威和贵州西部）迁徙发展。

于是，“彝族六祖”各宗支各自做了象征彝族宗支的新神物——灵筒，逐步发展到西南各地，天地与祖宗，都装在了小小的灵筒之中。从此，子孙后代繁衍无数，如同流水注入江河，如同星云布满天空。

（二）“布部”之“播勒部”

大约是在汉人的春秋战国时代，彝族“六祖”中的第五支“布部”始祖慕克克的一支彝族后裔，传至第十七代朵默歹时,生有二子，老大为默歹各易，传至下五代默则阿额，为古芒部（今云南宣威）家之君长。老二为默歹阿仁，又称默德阿仁、维德阿忍、柏墨，自默歹阿仁入住到了普定土司府城（彝族称“播勒大革洛城”，在今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杨武布依族苗族乡洗马塘村）一带生活以来，繁衍到濮罢阿甫（普定府末代知府安锁，被大明王朝将领顾成擒杀）这一代，已是长达五十代人之久。

彝语称彝族部落王国的国王或君长为“祖”，称国家为“勾”。彝语“勾”，即鹤，因彝族人认为自己的首领犹如“鹤立鸡群”，故以仰慕之情予以尊称。布部后裔分支所建立的政权，如芒布王国称“赫默卓在社勾”，沾益王国称“古口俄勾”，水西王国称“米俄勾”，乌撒王国称“纪俄勾”，而普里王国（普定府、播勒大革洛城）则称为“娄娄勾”。

彝族先祖们从那片遥远的终日冰雪堆积神山之巅的巴蜀凉山之地，顺着积雪消融而汇成的河流，一路逐水而来，历经数十代人后，其中一支““播勒部”终于迁徙来到普里（定）这片水土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生活方式由最初以游牧为主而渐渐变为了以耕种庄稼为主。当初，为了能够更好地与周围的汉族邻邦共同和谐相处，彝族老祖先们在没有抛弃彝族姓氏的前提下，相继改了汉姓“安”。

“播勒”原为人名，由人名演变为部族名，又由部族名演变为地名；“大革”又称“大革录（城）”，亦为人名，由人名演变为地名，汉文典籍根据苗族地名间译为“羊武”（今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杨武布依族苗族乡）。[4]

“播勒”原为笃慕的24、25代孙即“毕陇邓”的13、14代孙（“播勒”的本家支）“撮娄拜勒”、“拜勒那因” 两个部族首领的名字演化而为部族的名称。播勒君长的世系以父子连名，世居普里（定）境内五十代，但漏有十代人左右未有记载，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彝族的宗法传统中，只录男君长，遇到夫亡妻袭位者而不录；只录长子袭位，遇次子以下或亲属袭位者而不录，宗法规定录长而不录幼、立长而不立幼。[5]

播勒部的地界，上到古诺弥（今贵阳一带），大革洛（普里、普定，均为今西秀区杨武布依族苗族乡）居中，下至自杞忍额（今黔西南州一带）；左是道尼益额（今都柳江上游一带），中是大革洛，右是濮土珠益（今盘县、普安一带），连能弥阿着地（今云南曲靖、沾益一带）。境首的好水，是恩赤益额（今六广河、鸭池河）；境中的好水，是勾勒雅益（今打帮河，或称拉巴益）；境末的好水，是布野益尼（今北盘江）。” 播勒部的西北是阿哲部（水西部），西南是阿外惹（濮妥珠益部）和自杞忍额部，西连沾益、曲靖。[6]

当初，播勒部族进入普里（定）之地时，早已有“侯陇邓部”和“陇邓部”居住于此了。播勒家支取汉姓为“安”，在迁来普里（定）之地时，就曾宣称是“到本家（陇邓部）的地方和亲戚（侯陇邓部）的地方去寻找靠山”，在“陇邓部”和“侯陇邓部”的庇护下找些生活的方便。后来，随着部族羽毛的日渐丰满，势力急剧扩大，部族之间难免也会产生一些磨擦，安氏老祖先们在激愤之下便一举取代了“本家”陇邓部的统治地位，消灭了作为“亲戚”的侯陇邓部。从此，就在普里（定）这块土地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中心城邑，史称“播勒大革洛城”，就是归附无朝之后的彝族安氏世袭的普定土司府城。

二、汉代以来至唐宋时期的普里部

播勒部又叫“普里部”、“娄娄勾”，自汉以来就与中央王朝的往来关系密切，影响颇大。

公元233年（三国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刘表封彝族土著首领济火为罗殿王。牂柯普里部僚人（今仡佬族先民）起义反蜀，济火领兵平息。蜀朝廷将普里之地赐给济火统治，济火因年老让位给其伯父之子柏墨（默歹阿仁）。“柏墨留其别子著仍居濮（今云南宣威一带），而迁居普里，成为一大宗主，土语呼普里为白勒（亦作播勒），呼宗主为革，合呼为白勒大革（亦称播勒大革），由其长子传世，为普里支。” [7]普里，治今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杨武布依族苗族乡，统治地域包括今安顺、平坝、普定一带和长顺、紫云的部分地区。

《齐书·夜郎郡》：“夜郎、谈柏（指）、谈乐、广谈”。“梁陈之间，夜郎之谈乐及广谈之普里，皆为卢鹿部所有。其后，谢氏渐收复夜郎之地，而谈指、广谈、谈乐始属于谢氏。然卢鹿部之据郎山、普里者如故也。” [8] “以今舆地论之，永宁、归化为谈指，镇宁、郎岱为谈乐，安顺、普定为广谈，其安平、清镇之地则为并渠，盖亦并属广谈也。” [9]

“北周时，大姓土豪爨瓒占据宁州，遥受北周命为宁州剌史，史称爨蛮。瓒死，子震、爨分据东风，称东爨、西爨。西爨在今云南，东爨向贵州扩展。居漏江、谈乐的阿台、阿轮两支俱服属于东爨，又称东爨乌蛮。阿台、阿轮号称其部为暴蛮部。” [10]

“梁陈之际，爨氏窃有宁州，遥属于周。夜郎郡为乌蛮卢鹿部所据，而牂柯谢氏为陈守。” [11]乌蛮阿纳者，部族转盛，世谓之卢鹿部。

《贵州纪年》曰：“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宁州剌吏徐文盛勤王，宁州空虚，诸郡多为爨氏所据，惟牂柯、平夷、南阳三郡为梁守。夜郎郡荒废，东徙于辰阳。”夷书曰：“齐梁之际，爨氏世有宁州，台城陷没。爨氏遂自为剌吏，不朝贡中国，斥之为爨蛮。”昆明世役属于州郡，故为爨氏所用，亦号为乌蛮。爨氏既窃宁州，东方平夷、牂柯诸郡，各保境不与通。[12]

隋置牂州，领牂柯、宾化二县。谢氏、郎山、普里咸属宾化。[13]

公元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牂柯谢氏内附，于是以三谈之故地置剡州，为下州，领县七：曰武候，在今永宁东关岭城南诸葛营侧；曰望江，在今普定南王二河侧；曰降昆，在今镇宁火烘哨；曰剡川，在今贞丰东南罗炎河，皆谈指故地也；曰始安，在今西堡，故谈乐地也；曰应江，在今安平邢江侧，故谈乐地也；曰来南，在今安南，故漏江地也。其时普里卢鹿部亦纳上，又置普宁州，为羁縻州。二州及诸县之长，皆令其部族世守之。[14]

公元1070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置普宁州，治今西秀区杨武大寨。《宋史·地理志》：“绍庆府，本黔州黔中郡，羁縻州四十九。” 其四曰清州，其七曰蛮州，其十八曰普宁州，其四十六曰和武州，而无剡州。”《九域志》亦称夔州路外州有剡州，领武候、望江、应江、始安、东南五县。又羁縻州四十九，其十八曰普宁州。《宋史·地理志》及《南蛮传》均言其剡州“咸之不及，殆已并于普里部矣。” [15]

“普里本广谈之里名，夷（彝）书谓之录录格，又谓之白勒大革。白勒则普里之转。唐置宁州为普宁，‘宁’、‘里’双声，盖取其双声以为美名，唐州郡互称普宁州，亦称普宁郡，及五代有普露静王，则又普宁郡王之转。里宁勒露，字虽有四，地则一也。明置普利驿，‘利’、‘里’亦音近”。[16] “贞观后，省剡川、降昆二县。元宗天宝三年（744年），降剡州为羁縻州。唐时又置蛮州、清州，今安平、清镇亦其地。唐中叶封普里部长为普宁郡王”。[17] “五代仍唐旧，后唐时有普露静王，即普宁郡王之讹也。夷书谓之播勒大革，亦称白勒大革，又谓之录录格。北宋及南宋初，尚有州名，宋末州名渐泯。剡川、降昆，于唐时已为罗殿王所有，宋又为之置和武州，而剡州为普里部所并矣。” [18]

南北朝时期的东爨乌蛮七部，各自有部落名，卢鹿为其中之一。宋季，卢鹿部强盛，“窃号罗氏鬼主”，为大姓，“卢鹿”成了共同的族名称呼。及至后来的元朝时期，便一概写成“罗罗”或“倮罗”。直至解放初仍沿此称，1953年，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经全国各地彝族人民同意，以鼎彝之“彝”作为族名，统称彝族。[19]据此，安顺境内的彝族来源于暴蛮部和卢鹿部。

彝族原有一种音节文字，称为“爨文”、“韪文”、“罗罗文”、“倮文”、“毕摩文”、“西波文”，通称老彝文。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是《爨文丛刻》的最早编辑者，他在西南进行地质考察工作时，在云南、贵州收集了一些彝文古籍。他在《爨文丛刻》自序中说：“爨文丛刻共11种，除‘夷人做道场用经’谭锡畴先生从四川带回来的以外，都是自己从云南、贵州所收集的倮倮文。” [20]

从上述所列文字可以看出，彝族“布部”之播勒家支自蜀汉时期柏墨（默歹阿仁）迁居普里，成为一大宗主以来，就在这片叫做“普里部”的土地上开始繁衍生息。彝语称彝族部落王国的国王或君长为“祖”，称国家为“勾”。彝语“勾”，即鹤，因彝族人认为自己的首领犹如“鹤立鸡群”，故以仰慕之情予以尊称。布部后裔分支所建立的政权，如芒布王国称“赫默卓在社勾”，沾益王国称“古口俄勾”，普里王国则称“娄娄勾”。由此可见，“娄娄勾”、“录录格”，虽表述有异，实则均是指彝族先民生存的地方“普里部”、“播勒部”，而“东爨乌蛮”、 “卢鹿部”、“罗罗”或“倮罗”，则是旧时代对彝族先民的一种蔑称。

三、元代时期的普定路（府）

《元史·地理志》：“普定路，本普里部。归附后改普定府，大德七年（1303）改为路。” [21]

元代的中央设立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并统辖现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这些地方称为“腹里”。在地方，置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长官为平章政事。行省之下，设22道，长官称肃政廉访使，相当于行省的派出监察机构，非一级行政组织。各行省再划成若干路，路长官称宣慰使；边远地方的路，也有称宣抚司、安抚司和招讨司的，其长官则相应称为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路下一般领州、县，在“腹里”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少数民族地区州、县外，还有长官司，有州、县领长官司的，也有州、县、长官司为一级的。州、县、长官司下辖寨、洞、坪、村、团、部等，为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有由当地土著首领充任的，长官司长官和寨、洞等“蛮夷官”则由土著首领担任。此外，有的府、州也任用土官治理，称“土府”、“土州”。这些设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由土著首领担任长官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和寨、洞等，以及土府、土州，后来即统称为“土司”。[22]

自元朝推行土司制度以后，公元1257年（元宪宗七年），罗殿国之普里、普东二部内附，当时叫做“罗甸国”（播勒）的君长“纳土”归附元朝，元朝廷便以普里（播勒）之地置为“普定万户”，后改府（治今西秀区杨武），隶属于云南行省曲靖宣慰司，并命部族首领世袭统治。后来又将 “府”改为“路”。普定路设总管，为彝族安氏世袭。

公元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湖广八番罗甸宣慰使斡罗思胁降普定土知府矣资之子札哇希古，以所属杂夷六千六百户置八番罗甸安抚司，治所在札哇阿卜。八番罗甸宣慰使斡罗思向元朝廷出了个歪点子，建议将“普定路”划归湖南行省管辖，以此邀功于朝廷，想不到元朝廷居然同意了他的建议。

这样一来，顿时引得云南行省上下的极力反对，1292年，行省平章政事上奏朝廷：“罗甸即普里也，归附后改普定府，印信具存，隶云南省三十余年，赋役如期。今所创罗甸宣慰安抚司，隶湖南省。斡罗思等擅以兵胁降普定土官矣资男、札哇、希古等，勒令同其入觐，邀功希赏。不便，乞罢之，仍以其地隶云南。”元朝廷同意了云南行省将“普定路”继续留在云南行省辖地的建议。

公元1303年（元成宗大德七年）冬十月庚子，元朝廷又将普定土司府改为普定路军民总管府，仍旧隶属于曲靖宣慰司。原来的知府容苴去世后，朝廷仍以他的妻子适姑袭夫职为普定路总管，佩虎符。云南行省大臣上书元朝廷说：“蛇（奢）节、宋隆济等作乱，普定知府容苴率众效顺。容苴没，其妻适姑亦能宣力戎行，乞令袭其夫职。仍改普定为路，隶曲靖宣慰司，以适姑为本路总管，佩虎符。”

公元1351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置县一，曰普定；州四：曰安顺，曰达安，曰和宏，曰习安。安顺州所领有宁国寨；达安州寻改为永宁州，所领有慕役寨、顶营寨；和宏州治罗黎寨，所领有十二营寨、康佐寨；习安州治西堡寨。皆隶普定路。

四、明代时期的普定路（府）

（一）明初中央王朝与普定路（府）彝族安氏土司的往来

明王朝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基本承袭元朝旧制，为强化中央集权，削弱了行中书省的权力。为加强对各地土司的控制，明王朝规定：“袭替以奉朝命，虽在万里之外，皆赴阙受职。”平时要定期朝觐纳贡，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有征讨之事，土司必须应调从征，以示忠诚。明代还在各土司机构中安插流官，以进行监视。为控制土司和镇压人民，明王朝还在各土司沿边广建卫所，实行屯田，将大批汉人和军队迁来屯戍。土司有文职和武职之分：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及土千百户之类，为武职，掌军队；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土县丞、土主簿等，为文职，不掌武装。武职一般属各省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管辖，承袭隶武选，报兵部。文职一般归各省布政使司和府州管辖，承袭隶验封，报礼部。土司有私人武装，设有自己的衙门、监狱，有舍把等掌管各种事务的吏员，土地和权力世代相袭，在其辖区内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土皇帝”。[23]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朗风和，朱元璋告祀天地，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当年普定土司府发大水。

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明王朝振威大将军鲍福宝（原籍江南徽州府歙县棠樾村）初入黔境，领兵驻扎于湖广行省与云南行省交界处的杨柳湾（后改“永安屯”、“鲍家屯”），与普定府安锁对峙。明时的普定府，隶属于云南行省曲靖宣慰司，知府仍由彝族安氏世袭，为元朝残余势力的一分子。

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决定消灭西南大夏。当明军扫平两广和四川，南方地区基本上为明朝统治，只有西南边陲的云南仍被元朝宗王梁王所占据。云南系古滇池之地，南控交趾（今越南），北接吐蕃（今西藏），西拥诸甸（今缅甸），东以曲靖为门户。境内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水河等大江，多高山峻岭，地势险要，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战国时属楚，西汉置云南郡，唐时称南诏。唐天宝以后，此地为段氏所有，改国号为大理。元世祖忽必烈过大渡河，经山谷路二千里，至金沙江，俘获其王段氏，并灭大理国，以其子忽哥出任云南王。忽哥死，封其子松山为梁王。元至正时，把匝剌瓦尔密嗣位。明玉珍曾一率攻之，不克。

公元1372年（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朱元璋灭大夏以后，派遣待制王祎出使云南，旨在劝谕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归附于明王朝，未果，被杀。同年正月，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等入朝贡马，皇帝朱元璋下诏置普定土司府，以适尔为土知府，世袭其官。朝延赐罗衣及文绮。三月丁已，前普定土司府同知安瓒（锁）及其叔阿查入朝，进贡方物，皇帝朱元璋见之甚喜，赐安瓒（锁）文绮二匹，阿查衣一袭。

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八月庚午朔，皇帝朱元璋下诏告示西南各境地界，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于各宣慰之上。十一月，改贵州宣慰使司秩从三品，仍隶四川行省。普定府和金筑土司仍各隶属于云南行省、湖广行省。普定土司府设流官二员。

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九月，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被梁王使臣铁知院杀害。贵州卫指挥同知胡汝平贵州蛮。奢香出嫁到水西，做默部第66世孙陇赞阿期（即霭翠）之妻。奢香，彝名卜娄舍洪（舍兹），民间颂称“苴慕施朵”，即君长施朵。系彝族“六祖”恒部扯勒支系，为川南蔺州宣抚使奢氏之女。

公元1376年（洪武九年），明王朝将全国各“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掌管各地的行政、财政事务，另设“按察使司”专门掌管刑法，又设“都指挥使司”专门掌管军事，此三者合称“三司”。三者之间不相统属，各直属中央。“布政使司”仍称“省”，全国共分13省。布政使司下设府、县（州）两级。当时的整个西南地区除了原有的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之外，还遵循元末旧制，从湖广分置广西等处设立新的行中书省，在明王朝洪武九年设置了新的广西布政使司。同年七月，隶属于四川布政使司的贵州卫指挥佥事张岱不幸被地方苗民围攻而死于乱刀之下，明王朝遂即命令礼部遣派官员前往贵州卫祭祀张岱。此时的西南，犹如一块烫手的热糍粑，欲吃而又烫嘴巴。明王朝深感西南的不稳，为加强对西南的控制，将时任四川行省成都后卫的顾成调到贵州卫担任指挥佥事，顾成人称“顾老虎”。明王朝耀兵西南各少数民族，旨在树立朝廷威严，使之不敢对抗，一石多鸟，从根本上解决西南问题。又命傅友德巡行川蜀雅播之境，修城郭，缮关梁，因兵威降金筑、普定间诸山寨。

公元1377年（洪武十年），六月，普定土司府世袭土官女知府适尔入朝，命给告身。都督佥事吴复遣将杨文击普定，破阿买等寨。

公元1378年（洪武十一年），十一月，赐贵州宣慰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普定土司府知府安锁锦人二匹，金龙文绮人二匹。

这一时期的普定府安锁，面对新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虽表面上归附并开展了正常的往来，但是，他的内心里却仍旧与远在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毕竟从地缘、历史和心理的认同上，普定府里的安锁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要亲近一些。

（二）明朝征南大军与彝族安氏土司的征战

大明王朝在江南一带建立起来后，朱元璋为了安抚西南一方，仍然沿袭着元朝过去的土司官制，以保这西南一方的安定。可是，这个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往往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势力在到达了边疆之后，都会在这些地区委任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实现统治当地民众的一种“以夷制夷”的制度，实行土司官制主要是因为派驻流官的号令，远远不如当地部族头目的传呼更为有效，加之征调当地的民众也必须要经由部族土目们的签派后，方能在顷刻之间得到民众的响应集事。所以，从中原王朝实行土司制的意图看出,完全是为了巩固其政权统治，加强对像普定土司府城这样边陲之地的管理，不断加重对这些地区民众的盘剥，以此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尽量减轻朝廷巨额的军费开支，进而创造条件逐渐消灭土司政权，达到全面实行流官的统治。

但是，作为西南边陲之地的普定土司府城，却是山高皇帝远，哪里顾得了那么多，虽然表面上早在洪武五年时，前任女知府适尔和继位知府安锁曾经先后两次亲赴南京去入朝进贡，归附于大明王朝，可这之后，却也没见到彼此这间到底还有什么更加具体的实际交往行动。

对于朱元璋这个坐上皇帝宝座不久的人来说，西南之地一日不归附于明王朝，便是他一日不可摘除的心头忧患。普定土司府城的彝族土司君长安锁和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等人存在一天，就是对大明王朝的潜在威胁，就是对朱元璋辛苦夺来的皇帝宝座的死死窥视，岂能让他有一日的安然入睡。

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春天，远在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实在忍受不了明王朝多次派遣使者劝降的羞侮，终于举起了反叛明王朝的大旗。普定土司府的安锁早就与梁王同穿一条裤子，率先举旗响应。于是，在西南边陲这片广阔土地上，反叛明王朝的声音如风也似的传播开去，各地部族首领雀跃而起，此起彼伏。这就给本就对西南之地耿耿于怀的朱元璋提供了口实，终于在这个的秋天，发动了“调北征南”的军事行动，派出了颖川侯傅友德出任征南大将军，亲率三十万大军由辰、沅入黔地。并配备左右两名得力干将，一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一为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这三十万明朝大军一路风尘仆仆杀将而来，信心百倍地意在平息梁王的此次叛乱，彻底扫荡这一股长期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元王朝残存势力。

为确保战事的顺利推进，朱元璋坐镇于南京宫廷之内，对正行进在西南征程道上的傅友德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尔等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四川叙永县）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地），大军既自辰、沅（今湖南的辰溪、沅江）以入普定（今贵州安顺），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骈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兵向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梼云南，彼此牵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烦兵而下也。”

30万明军是什么一回事情，作为彝族君长、普定土司府知府的安锁当然知道，这不知要强大于普定土司军队好几十倍。如何抵抗和应对这突如其来的30万明朝大军的猛烈进攻，安锁还是难免显得有些慌乱了起来。

（三）与普定路关系密切的顺元路水西彝族安氏土司

地处顺元路的水东和水西两个土府，同样也遭受了大明军将领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五万大明军的重重侵犯。这一支明军将打算由四川永宁直趋乌撤，与傅友德亲率的大军在云南曲靖会师。

水西、水东之地，自古以来就与普定土司府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彝族“六祖分支”的么房生二子，即为居住在普定土司府城的布部和居住在水东、水西的默部，自古以来布、默两部彼此通婚，生生不息。

彝族先民阿哲部后人的叫做“奢节”的女人，生为元代顺元路水西（蒙语“亦奚不薛”）总管府阿里总管的妻子，文武双全，勇谋相济，是水西彝族知名的女土司。她在辅佐丈夫阿里执政期间，就是一个得力的谋臣和助手。她勤于军政，注重农牧，善抚民众，深得百姓的拥护。在她丈夫阿里去世后，因为无子袭职，按照定制便由她摄政担任了总管，她的出现得到族人的真诚拥戴。据说，当时她在继袭总管之职的仪式上身着官服，气度威严不凡。曾有这样一首诗赞颂她：“女官气根伟丈夫，火浣大布缠其躯。九真藤杖红珊瑚，金环两耳垂鬓珠。腰下斜挂双湛卢，乡裙拖地莲花襦。”

在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的5月，元朝廷派云南行省左丞刘深率兵2万远征缅甸掸邦东部的八百媳妇国。刘深领兵取道顺元路水西和水东地区，欲借军威弹压奢节等土官。当他挥师抵达水西境地之后，便开始狂征金银粮饷，苛派丁夫马匹，借以扩充军需之名而中饱他个人的私囊。刘深强令奢节夫人必须要捐出黄金三千两，良马三千匹，还要加派大量的丁夫粮饷及牛羊肉畜。

对于一个区区水西之地而言，民众本就穷得一贫如洗，难以聊生，焉能承受如此苛敛之重。于是，无奈之际奢节只得不顾脸面而向刘深为民请命，当面陈说于刘深，坦言民众之苦不堪重负，乞望能够予以免征。然而，刘深非但不予悯恤，反而以她贻误军机相威胁。面对如此娇横的刘深，奢节夫人显得万般无奈。

为了反抗刘深的狂征暴敛和元王朝的黑暗统治，将水西各族民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奢节夫人终于在水西举起了反抗元朝的起义大旗，并同刘深展开了殊死战斗。在奢节夫人的精心指挥下，彝族青衣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刘深大军节节败退，不可招架，最后被围陷于穷谷之地，竟然首尾不能相救。刘深被围后，军队伤亡惨重，不到半月便军中乏粮，出现了人自相食的景象。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元朝廷急速派遣云南平章政事绰和尔率兵前来相救，刘深等人方才乘机突围，狼狈逃窜而去。

当时担任南台御史的陈天祥路见不平，便上书朝廷弹劾刘深在征讨八百媳妇国，路过八番顺元路及罗甸时，纵横自恣，持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生变，所在皆叛。闻八番罗甸之人，向为征西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

刘深首战惨败，青衣军名声大振，响应者日众。就在奢节夫人举兵起义的同时，水东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也因不堪刘深苛敛而起兵响应。宋隆济集合五千水东义军首攻杨黄砦，吓跑了总管府总管达鲁花赤也里千，夺取了雍真等处蛮夷管民官印，火烧总管府，壮大了起义军的军威。接着，奢节夫人又率青衣军渡过鸭池河、六广河，与水东义军合攻贵州（贵阳）。由于仓猝应战，贵州总兵陈虎被义军擒杀，知州张怀德战死，全黔为之震动。起义军乘胜前进，很快便控制了黔中、黔北等广大地区。

刘深的惨败和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使元朝廷视奢节夫人、宋隆济为心腹之患。为稳定整个西南的局势，公元1301年（元大德五年）11月，元朝廷急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统领湖广、四川、云南三万官军速往贵州镇压奢节夫人、宋隆济义军。

公元1302年（元大德六年）3月，乌撒、乌蒙以及东川、芒部、武定、威楚、曲靖、仁德、临安、普定等处部族民众，也先后起兵响应奢节夫人，并很快形成了以奢节夫人为首的民族联合起义大军。各路义军连续攻夺州县，杀贪官，开仓赈济，人心归向，队伍日渐壮大，声威震动了整个西南地区。公元1302年（元大德六年）4月，元朝廷又集中部分兵力镇压乌撒、乌蒙、东川、马湖等处小股义军，以截断奢节夫人、宋隆济义军的外围。再由云南梁王（松山）带兵五千入驻六凉州，陕西平章政事也速答儿领兵二千，调云南兵三千，配合进攻乌撒等部。

由于义军既联合又分散，缺乏统一指挥，因而被元朝官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继之，刘国杰及其属将宋光、播州长官杨赛英不花等，集中数万兵力三次向奢节夫人的总部发起进攻。奢节夫人先后转战蹉泥河（奢节起义地）、郭章（黔西）、暮窝（大方）等地，在郭章境内的马蹄关激战中，奢节夫人搭箭射中了刘国杰的左肋，刘国杰险些丧命。眼看刘国杰的大军压境，而奢节夫人的兵力却无后援，粮草不济，伤亡甚众，力量众寡悬殊，不堪对垒，于是奢节夫人便率领余部退守到墨特川（今赫章）。然而元朝官军仍然穷追不舍，并妄图一举歼灭奢节夫人的起义军。

公元1303年（元大德七年）正月，在墨特川的这场激战中，奢节夫人不幸战败被俘，英勇就义，她的遗体被民众偷偷运回到了水西城（今黔西县城）里，葬于城东效的东山山麓。后人们为缅怀和表彰她的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将其墓名为“烈姬冢”，并雕刻了精美的彝族龙虎图腾像。墓联曰：欲铸红颜在黑铁，独留青冢向黄昏。[24]

水东土官宋隆济同样在此战役中被战败，趁机潜回到水东，可是不久后又被俘遇害。也是在大德七年，普定路归附于元朝，改为普定府。

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按照朱元璋的意思，明军兵分两路向黔境之地踏将而来，一路大军5万经四川永川趋乌撒地界，另一路大军则进驻到了普定境地。身为乌撒乌蒙宣慰使的奢卜夫人早就听说胡海部的到来，深知明军此举将直接影响到整个乌撒地区各族民众的生死存亡，于是，她便联络各部彝族土司，包括水西、水东地区以及普定等部族土司，明确提出了她们“以战求和”的主张，得到了大伙部族的纷纷响应。各路部族相继聚集兵力于赤水河畔，与明军形成了强大的对峙之势。这个远在乌撒的彝族女强人的举动，更加坚定了普定土司府城安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四）普定府的湮灭

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决意用军力进取西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起兵反，普定土知府安锁叛附于梁王。9月1日，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三十万分两路直下云贵，史称“太祖平滇”，又称“调北征南”。朱元璋饯行于龙江，旌旗蔽江而上。11月，平凉侯费聚率师趋普定。既至湖广，友德调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领兵5万，由四川永宁趋乌撤，11日，傅友德率蓝玉、沐英，令指挥佥事顾成为先锋攻打克普定。擒安锁，筑普定北城，列栅以守。“十四年（1381），城普定。” [25] 12月20日，安陆侯吴复奉旨择地阿达卜修筑普定卫城池。

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任平凉侯费聚为都指挥使，镇贵阳及黔东。吴复为总兵官，顾成进普定卫指挥使，他们没有再拘泥于普定土司府城的失去，而是毅然决定放弃了这个他们认为不太顺意的地方，重新寻找了一处叫做“阿卜达寨”的地方，在阿卜达寨原有规模基础上开始了大兴土木，兴建大明王朝军队入驻黔中之后的，第一个真正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居所“普定卫城”。置普定土司府（属云南布政司），以者额为知府，拨安顺、镇宁、永宁三州、普定（么铺）一县隶之。三月，升普定土府为普定军民府（改属四川布政司），以安顺、镇宁、永宁、习安四州属之，省普定县入安顺州。“十五年，普定军民知府者额来朝，赐米及衣、钞，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入国学。” [26]

公元1383年（洪武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以云南悉平，命耿炳文往谕傅友德、蓝玉等班师回京，由副将军以数万精兵留镇云南。吴复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平坝诸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转饷盘江。水西奢香袭夫霭翠之职，任位居贵州诸土司之上的贵州宣慰使司宣慰，率土酋15人进京贡方物，受到朱元璋厚赐，因而引起明廷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嫉恨。“十六年，者额遣弟阿昌及八十一寨长阿窝等来朝。自后普定土知府事不见于传，据此云云。” [27]

公元1384年（洪武十七年）：傅友德论功封颖国公，食禄二千石，予世券。十月，吴复金疮发卒于普定，追封黔国公，谥威毅，加禄五百户，予世券。复临陈奋发，冲犯矢石，体无完肤，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买妾杨氏，年十七，复死视殓毕，沐浴更衣自经死，赐谥贞烈淑人。顾成平阿黑螺师等十余寨，后又连破尾洒龙山诸蛮。

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顾成进贵州都指挥同知，奏罢普定土司府，析其地为三州（安顺、镇宁、永宁），六长官司（宁谷、西堡、十二营、康佐、募役、顶营），将土司统治权揽为已用。“盖适尔纳土已置府，到安锁又叛附于梁王，十四年（1381）擒之，十五年（1382）乃复置府。地理志据后事而言之耳。又按《顾成传》，十七年（1384）平阿里、螺蛳等十余寨，明年奏罢普定府，析其地为三州六长官司。而《土司传》自洪武十八年（1385）后不复有普定土知府之事，则普里之系绝而府废明矣。” 、[28]

普定卫城之地，东、西两向之水源流丰沛，合流之后穿行于平坦之地的普定卫城之中，贯城而过，然后顺势向城南流去，汇入北盘江流域。新建的普定卫城落成后，城池迁移，吴复由都督佥事而为总兵官，顾成由贵州卫指挥佥事进普定卫指挥使。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任平凉侯费聚为都指挥使，镇贵阳及黔东。于是，驻扎于城外山野村寨之中的吴复、顾成所率军队及其家眷，全部迁入普定卫城之中。

就此，一座新兴的城池便百业兴旺起来，大街小巷，商铺林立，一派江南市井之象，谁还会再去记起那些关于南边早已废弃的“普定土司府城”呢。从此，普定土司府城的威严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再次提起普定土司府城的时候，都还在对它恋恋不忘，特别是当地的群众仍能清晰地叙说出那些关于彝族安氏的种种传奇故事来。

主要参考文献：
1、[1]、[2]、[3]、[24]《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版，贵州彝学研究会编，邓培基、陇兆麟：《古芒部彝族的源和流》第67页；马廷中：《彝族古代史初探》第34页；陈启化：《奢节起义的时代背景及性质》第95—99页。
2、[4]、[5]、[6]《安顺市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贵州省安顺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附录：《播勒考略》，毕节地区行署彝文文献翻译组王继超，第1523页。
3、[7]、[10]、[19]《安顺地区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4月版，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第七章:《彝族·族源》第178、179页。
4、[8]、[9]、[11]、[12]、[13]、[14]、[15]、[16]、[17]、[18]、[21]、[25]、[26]、[27]、[28]《安顺府志》，（清咸丰）安顺府署篡修，安顺市地方志办公室、安顺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点校，1996年5月版，安顺府志卷之三：地理志（二）沿革，第10—16页。
5、[20]《黔彝古籍举要》，贵州民族出版社，陈世鹏著，2004年7月版，第七章《增订〈爨文丛刻〉》，第127页。
6、[22]、[23]《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伍新福著，1999年12月版，第186、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