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终于有了重要进展，在三星堆遗址西南约60公里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宝墩遗址找到了早于三星堆古城的龙马古城，据1996年发掘材料的碳测数据为距今4500年左右。以此为突破口，证实了60年代调查发现的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遗址的鱼凫城，80年代调查发现的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新发现的崇州市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的遗存。从1995～2000年这6年时间里，对上述6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不仅大大丰富其文化内涵，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并且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于是按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被称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的文化特征

宝墩文化的城址内外只发现陶器、石器和房子、墓葬，其文化特征可概述如下：

（1）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

（2）生产工具主要用石质与陶质制成，骨制品甚少。

（3）房子都采用木骨泥墙式建筑，也有少量的窝棚式建筑。

（4）墓葬均为长方形浅土坑墓，成人与小孩均无随葬品，头向不一，填土压实。

据目前对这6处遗址的地层堆积和出土物的类型学分析，可将宝墩文化划分为4期：

第一期：以宝墩遗址的早期为代表。碳测年代为距今4500年左右。

第二期：以宝墩遗址晚期、芒城村遗址和紫竹村遗址为代表。

第三期：以郫县宝墩遗址的早期、鱼凫村遗址的早期和双河村遗址为代表。第四期：以郫县宝墩遗址与鱼凫村遗址的晚期为代表。由于本期与三星堆文化（即三星堆遗址第二、三、四期）相接，故年代不会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即距今3700年前。

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承袭发展关系是明显的。三星堆文化常见的陶器：小平底罐、深腹罐、矮圈足豆、杯形纽器盖等，都与宝墩文化第三期开始出现的小平底器、矮领园肩罐、折沿深腹罐、镂孔圈足器等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所以，目前虽不能说这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但已把它的发展前身找到了，则是确实可靠的评价，它们共同的源头还待向前寻觅。

　　宝墩文化的古城址综观已初步发掘过的宝墩文化的6座城址，有如下的特点：

（1）城址均建在成都平原上河流间的台地上，城墙的长边往往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一致，城址均呈长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于防洪也便于设防。

（2）城墙建筑都是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与三星堆古城的做法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3）城址的格局因地而异。

   {4）处在平原腹地的城址其中心部位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宝墩文化——酋邦制的遗迹

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的居民已经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有了设防的聚落。如宝墩龙马古城这样巨大的城邑，营造所需的劳务量是十分惊人的，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过30万立方米，需要成千劳力、成年累月的劳作，并需要集中的指挥与调度。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已有相当的剩余，社会结构已超出原始氏族组织而变成复杂的酋邦制社会。郫县古城中的大型庙殿建筑已经耸立在文明时代的门道上，城邑已成为当时政治权力与宗教文化的中心。

从考古发现看，成都平原当时在方园不过100公里的地区内，有2～3个城池几乎同时共存，如宝墩文化第二期曾有龙马、芒城、紫竹三城；第三期也有古城、鱼凫、下芒城三城；到第四期时，古城与鱼凫两城最后可能还有三星堆古城的早期。这些城邑存在的年代一定不会太久，此兴彼废，各自兴盛200年左右足矣。因为此时尚属酋邦制时代，酋邦不像国家以领土为疆域，而是以同血缘的氏族部落的聚邑为疆域或村居或筑小城，部落联盟的酋长则据中心大城。人来筑城，族迁城废，天灾人祸，兴废消长，变化多端。

酋邦制社会是权威的形成与确立的时代，那些大酋长们为显示自己人多势众，能够建筑高墙大城，是他夸耀于世，扩大势力范围的重要一招。并且那高大的城墙头还可充当酋长兼祭司们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的高坛，在三星堆古城的墙头，不是还可能有坛庙建筑的土坯基址吗。所以，此时的城墙是多功能的。

酋邦制社会是一个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国家阶级社会过渡的门道（不是门槛），它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暴力和小规模的争战也会逐渐增多。成都平原这方沃土，必定会招来西山强悍部落的窥窃，尤其是横断山区自古以来是民族迁徙的走廊（或称藏彝走廊），南来北往的游牧、游猎民族都会看中山下这片宜人生息的沃土平原。所以要想安稳占据成都平原的酋邦，就一定会在近山地带设防斥堠的。这就是为什么芒城、下芒城、紫竹这三城会这样小，而却具备双层高墙夹深濠的原由，原来它们是前哨部落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