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摘　要：对彝文产生时间的讨论，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推绎，还需要得到更多考古材料的实证；彝文发生的渊源物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彝文的起源与宗教有关，其创制者为彝族的宗教职业者——毕摩。

关键词：彝文；产生时间；渊源物；创制者

彝文产生于何时？如何产生？因何产生？何人所创？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研究彝文发生时无法回避的几个具体问题。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人类关于一些“溯源”性质的课题的研究，至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没有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直接拿来参考，这就使得我们在讨论彝文发生问题时失去了一块可资借鉴的“肥沃土壤”；其次，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角度开展的文字发生研究还不够深入，文字发生的普遍规律的探索还不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们对彝文发生研究的深入展开；此外，还有一个彝文自身方面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有限的出土文物在先天上影响了我们在探讨彝文发生问题时的深度和广度。

然而，在此我们不是想消极地寻找有关研究开展得不充分的种种原因，而是想积极地去利用现有的条件，为提高彝文发生研究的水平尽绵薄之力。下面，我们主要从“彝文的产生时间”、“彝文的渊源物”、“彝文的创制者”等三个方面对彝文的发生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彝文的产生时间

彝文的产生时间，是我们在研究彝文发生问题时最关心、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讨论得比较多，分歧也比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a．彝文创制于先秦；b．彝文创制于春秋战国时期；c．彝文创制于汉代；d．彝文创制于汉唐以前；e．彝文创制于唐代。［1］

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虽有其共同的源头，但各地的彝文至今差异极大，且已早就进入了假借广泛运用的阶段，且有了形声的萌芽。从这个信息来看，彝文已经是一种从早期文字走向意音文字的文字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排斥彝文创始较早的可能性。然而，既然彝文不能迟迟进入成熟的意音阶段，那么认为它产生于五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观点，也是不容易得到文字学本体的证明的。

学者们在讨论彝文的发生时间时，主要根据的是相关的文献记载以及文物考古资料。如果根据文献记载（无论是汉文文献还是彝文文献），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将彝文的起源时间推算至汉代，甚至更早。因此，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发现更多的文物考古材料来证实文献推算的可靠性。

在讨论彝文产生时间时，学界最常用的文物考古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成化钟。这是1981年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城关小学内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罗甸水西的铜钟（简称“成化钟”）。该钟“钟面有彝文和汉文；彝汉文均注明该钟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乙巳岁四月十五日丙寅吉旦’。此钟较《镌字崖》早四十八年，较《新修千岁衢碑记》早六十一年”。［2］

2．《妥阿哲记功碑》和《拦龙桥碑记》。《妥阿哲记功碑》原被弃置于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与响水镇接界的河边，仅剩全碑左下部一截。该碑主要记载了蜀汉时期罗甸国彝族君长妥阿哲助武侯南征之功绩，碑文中出现有建兴年号。《拦龙桥碑记》为一岩刻，位于贵州省黄果树瀑布上游的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彝族乡和新场乡之间的拦龙河岸岩石上。该碑记叙了蜀汉罗甸王妥阿哲之季子阿哲阿琪治理郎岱等地的兴盛情景，以及后裔博尼陇卓在南宋开庆年间为便利人畜往来、输送租赋而兴建桥梁的情况，碑文中出现有南宋开庆年号。［3］（P3－20）

3．以诺印。原印鼻、钮、正面有6字，字形与现行彝文有一定的差异，西南民族大学将此印文认作彝文并译为“印章交以诺用”。一说“以诺”是贵州古代布依族农村一种称为“议榔”的组织，又一说即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称“夜郎”。原印系云南昭通张希鲁先生收藏，据说得之于贵州威宁县境，后归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陈列室。“文革”中丢失，现仅存拓片。［4］（P146）

4．昭通蛙钮铜印。印钮为立体青蛙，印面阴印阳文，有7个符号，自上而下排列，字形与现行彝文有一定差异。贵州省毕节地区的王子国、王继超两先生将这7个符号考证为彝文并译成汉义为“妥鲁（堂狼）山里手辖印”。该铜印现由熊玉昆先生收藏。熊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昭通怀远街一旧货摊上发现该印，据摊主介绍，该印收购于1987年秋，出售者是一位昭通籍农村少妇。据有关专家考证，该印为西汉时期文物。［4］（P147）

5．铜质擂钵。该擂钵为贵州文物工作者在赫章县发现的，钵身铸有五个凸形符号，其书写风格与现行彝文相同，彝文专家将其译为“是祖祠手碓”。［5］（序）

6．出土陶符。包括半坡陶符、威宁中水陶符、偃师二里头陶符、丁公陶符、柳湾马厂陶符、马家窑陶符、姜寨陶符、秦安大地湾陶符等。

上述几种文物，“成化钟”由于其彝汉文铭文中有明确的铸造时间，因此将其定为明成化年间文物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妥阿哲记功碑》和《拦龙桥碑记》中虽分别有“建兴丙午年”和“开庆已未年”这两个时间的记录，但这两个时间只是说明了妥阿哲助武侯南征的时间和桥梁修建时间，却并不能说明这就是这两块碑的立碑时间。因此，在没有更充足的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地将两碑的立碑时间分别定在建兴年间和开庆年间。

以诺印、昭通蛙钮铜印、铜质擂钵上的符号，虽有一些彝文专家将其考证为彝文并进行了释读，但由于符号过少且有些形体与现行彝文差异较大，这些符号是否为彝文学界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而用彝文对各地出土陶符进行释读，却无可避免地使我们产生以下几个疑问且这些疑问至今无法得到满意的回答：a．这些出土的陶符是不是文字？b．即使是文字，这些陶符所表示的音义是否就是那些形体与其相近的彝文所具有的音义？c．这些陶符的发现地与历史上的彝族有什么关系？d．即使这些陶符真的与现存彝文有源流关系，但陶符的产生时间与现在能发现的最早的彝文文献产生时间之间却存在着长达几千年的断层，为何会出现这一断层？在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之前，贸然得出“彝文产生于五六千年以前”、甚至“上万年以前”的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2]

可见，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明以后的彝文材料较多，而此前的彝文材料非常之少。而如果将目前仍有争议的以诺印、昭通蛙钮铜印、铜质擂钵上的符号确认为是彝文的话，（在没有得到更多出土材料支持的前提下，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则彝文的产生时代至少可以推进至汉代。但是，汉代到明代之间仍有一千多年的实物断层（即使将《妥阿哲记功碑》和《拦龙桥碑记》算上，相关实物仍显得过于单薄，仍无法填补这一断层）。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发现更多的实物材料来填补这一千多年的空缺，而不是跨越几千年的实物断层去找寻上万年前的所谓的彝文前身（这样做固然体现了许多学者浓厚的民族感情，其为民族争光之精神确实值得敬佩，但这中间或许夹杂了更多的感情色彩而缺少了一点儿理性）。在讨论彝文的产生时间时，我们不仅仅需要推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得到考古材料的实证。在这过程中，学界常用的“二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应该得到科学而有效地应用。[3]

二、彝文的渊源物

对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学者作过专题论述，但这却也是我们在研究彝文发生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答案：a．彝文来源于图画；b．彝文来源于刻划符号；c．彝文来源于树枝；d．彝文来源于骨卜兆纹。［1］

我们认为，对于彝文渊源物的讨论，最好能够结合普通文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

在学界，有部分学者虽仍主张文字起源一元说，如梁东汉先生曾经就只承认“文字起源于图画”这一说；［7］（P26－32）孙常叙先生认为“真正文字渊源于图画”；［8］王凤阳先生也坚持文字的起源是一元的，他说“文字，也包括汉字，都导源于图画，刻划符号和后来的文字之间没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图画文字里吸收了少量的刻契、结绳记号，或者刻画符号，这只能是吸收和被吸的关系，不是源流关系”；［9］（P297－298）刘又辛先生认为手势、实物记事、契刻符号等“视觉符号都和文字的产生无关，和文字关系密切的视觉符号是图画”，“文字是由原始的记事图画发展而来的”［10］（P2－6）；而海萌辉先生则有倾向于承认“文字起源于契刻”这一说［11］。但是，更多的学者承认文字的渊源是二元、甚至多元的，如刘大白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提出“文字是发生于记号和图画二源的”；［12］（P14－18）唐兰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文字的起原是图画”的观点，［13］（P87）而在四十年代写的《中国文字学》中他则修正了这一提法，认为“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14］（P63）；前苏联文字学家伊斯特林认为，文字应该是从原始图画、古代约定符号（包括氏族符号和部落符号；所有权符号；商标；私人印制在钱币、印章等上面的符号；巫术符号和祭祀符号；其他一些孤立的约定符号）发展来的；［15］（P47－82）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最初的文字“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六书中的‘指事’），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六书中的‘象形’）。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16］裘锡圭先生在讨论汉字的形成问题时指出，“汉字大概是以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象形符号为基础，并吸收改造了原始社会晚期流行的一些记号而发展起来的”；［17］汪宁生先生结合少数民族的原始记事方法以及我国的考古发现和古籍记载，认为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这三类记事方法引导出来的，而不是仅仅起源于图画；［18］李孝定先生也是持文字起源二元说的，他认为“远古时代，人们想表达自己的概念，抽象的便画一个符号，具体的便画一幅图画，在开始时，这些符号和图画，也许只有少数人能看得懂其中含义，经过传布，被大众接受了，才会渐渐地与语言相结合而成为文字”；［19］（P265）王元鹿先生认为，文字的渊源不外乎图画与符号；［20］（P85）、［21］（P56）李葆嘉先生主张文字的产生是多元的；［22］（P406－420）、［23］（P58－76）陈炜湛先生认为文字符号是人们在结绳、契刻和图画的基础上创造的。［24］（P366－374）

可见，在学界，认为文字的起源是二元、甚至多元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承认，这种观点已基本可看成是文字渊源研究的共识。

因此，我们在讨论“彝文从何发生”这一问题时，对其渊源物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种，不能将某一种渊源物绝对化而无视其他渊源物的存在。

其实，我们若客观地来分析学者们对彝文渊源物所作的上述四种回答，不难发现其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a．彝文发展至今，仍存在着一定量的象形字、会意字，如云南路南彝文的 （饭）、 （钩）、 （走）、 （哭）等。将这些字的产生根源追溯至原始图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符合普通文字学意义上的文字发生规律的。

b．彝文也存在着很大一部分抽象程度非常高的字，如云南路南彝文的 （对、双）、 （红）、 （来）、 （死）等。将这些字的源头归结为契刻符号应该也是不违背文字发展规律的。

c．而张纯德先生提出的“彝文起源于树枝”说，似乎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树枝在彝族的宗教等活动中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些过程中有时为了记录某一件事或其他什么信息，顺手拿树枝来代替亦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久而久之，不同形状的树枝就慢慢地被赋予了固定的含义，这就是很多民族常用的一种记事方式——实物记事。[4]但用树枝作为实物来记事可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一是携带不便，另一个就是很容易丢失。大概就是为了克服这两个缺陷，彝族先人就将具有特定含义的树枝形状画下来，形成一个个的书面符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书面符号由于其常用性和约定俗成性很自然地会被作为字符吸收进文字系统。

d．宗教信仰，是彝族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而原始宗教则是彝族宗教信仰的主要形式。在彝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由毕摩主持的占卜活动十分频繁。而骨卜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骨卜过程中，毕摩通过查看牛、羊、猪等之肩胛骨在火灼以后显示的花纹判断卦象、以定吉凶。不同的骨卜裂纹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毕摩来讲，判断骨卜裂纹的含义，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是一门学问、一种技艺。而要掌握这门学问和技艺，则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毕摩在掌握这门学问和技艺的过程中，不管是直接得到有经验的、知识丰富的毕摩的传授，还是间接从卦经上学习所得，往往都需要画出不同的裂纹纹样，从而使得相应的传授和学习过程更为直观。而这些裂纹纹样由于具有特定含义，在毕摩对其作了一定形式的改造之后，慢慢地被吸收进文字系统是完全可能且合理的。

因此，我们认为，图画、契刻、树枝、骨卜裂纹等均可以看成是彝文产生的渊源，它们均可能给彝文的产生提供过一定的素材，彝文发生的渊源物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结构的丰富多彩和各省区彝文的巨大差异，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彝文的创制者

文字终是因其有某种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李葆嘉先生指出：“在独立发生文字的一些古老文明中，文字的早期掌握者和应用场合的不同，表明了文字的发明可能出于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苏美尔文字的出现是商业会计的要求，所以其创造者是从事生产交换活动的人们。圣书字、甲骨文和玛雅文主要掌握在从事宗教礼仪和历史记载的祭司、贞人和巫官的手中，用于记载宗教文辞和王朝历史，似乎精神信仰的需求成为触发文字发生的直接因素。文字使用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依存关系，文字的创造使用者和原始巫师之间的一致关系，在大科塔人的‘编年史’、印第安人的‘巫歌’这些图画记事和记言中可见端倪。文字的起源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新的经济动作或精神信仰的社会需求促使传统记事方法实现变革——由记事突变为记言。正是这种原有方法的不足，才促使新的方法得以产生，并迈上了逐步完善之路。”［23］（P420）

彝文的产生应该也是为了适应某种需求的。根据现存的彝文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是跟宗教活动有关的，彝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宗教活动的需要，若将彝文的产生与宗教挂钩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而彝族众多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和组织者是毕摩，毕摩是彝族宗教的代表人物，因此，彝文的创制跟毕摩脱不了干系。对此，我们亦可从彝族的传说、文献记载中有关彝文起源的多种说法得到间接证明。［26］这些传说和文献记载，涉及的人物众多，有聪明的吉禄老人、先知伯博耿、阿山牧人、毕摩阿诗拉则、先祖敝铁氏、先祖恒本阿鲁、“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的伊阿武、祭司宓阿叠、远古先民够斯艺、纳垢酋后裔阿畸等。在这些人物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身份就是毕摩。换句话说，很多有关彝文起源的传说和文献记载，都将彝文的起源与宗教联在了一起。朱文旭先生就曾根据四川地区有关彝文创制的神话传说，推断出“文字（指彝文——笔者注）最初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文字的发生和毕摩有关”。［27］

说彝文的起源与宗教有关，其创制者可能与彝族的宗教职业者——毕摩有关，这并非是无根据的猜测。文字与宗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并非彝族所独有，我们可以提供一定的民族学资料来加以佐证：（1）我国纳西族在其西部方言区流传着一种比较原始的文字——东巴文，用其书写的东巴经普通民众是无法识读的，只有其宗教职业者——东巴才能完全识读；（2）纳西族东部方言区本以为没有文字流传，但根据目前的最新调查表明，当地也存在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文字，其掌握者亦是当地的宗教职业者——达巴；（3）四川境内发现的尔苏文，一般民众也不使用，其使用者亦主要为当地的宗教职业者——沙巴；（4）贵州三都一带的水族地区流传的“水文”亦被当地的宗教职业者——“水书”先生所掌握。如果我们将彝文与上述几种民族古文字相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均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其使用者均为各自的宗教职业者。上述民族学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们认为的“彝文的产生离不开宗教、离不开毕摩”这一观点。

之所以众多民族文字的创制与宗教有关，且其创制重任又往往会落在各自宗教职业者的身上，这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对此，宋兆麟先生曾作过两点精彩论述：［28］

首先，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强烈的社会需要。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还为生存所围绕、压抑，当时还不需要文字，也不可能发明文字，这一点已被史前考古所证实。但到了文明时代的前夜，即原始社会晚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强烈要求有一种记录财产的方法；人们在强调门第、出身，以便实行婚媾，也要求用文字记录氏族谱系及其有关历史；巫师在举行送葬、祭祖时也要经常陈述历史；各氏族、各部落在进行交往时也要求有形的记录事实；人们为了不误农时，进行占卜也要求有一种随时可查看的书面文字；等等。《国语·楚语》：“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事，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礼沽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以上活动都需要有文字的出现，这是强烈的社会需要，也是文字产生的动力。

其次是发明文字的可能性和条件的出现。在原始社会是由巫觋主持宗教活动的，到了原始社会晚期，从巫觋中出现了一种大巫，也就是祭司，如前引《国语》中的祝，商代的贞人，本教的“古辛”。《本教源流》：“为王师者称‘喇辛’，待王左右者称‘古辛’”；“王极重‘古辛’之言，辛未发言，王不能发布命令。”这种大巫不仅是巫觋的首领，又是当时科学文化的主要保存者和传播者，他们不但通晓文学、历史，掌握天文历算和医药知识，还能通晓习惯法和风俗规范，可以说祭司是智者、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日者列传》引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这种卜医就是祭司。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因为他们有较多的经济来源，与氏族显贵并驾齐驱，甚至说有不少祭司就是由氏族显贵担任的，是王的助手、军师，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由于祭司可以脱产，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这就为他们搜集、总结经典、发明文字提供了可能。贝尔纳说得好：“这种人多少脱离那种整天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工具，而专门施展幻术，为群众造福，以为报答。他们又负责，须有意识的保存传统知识，因而也要顾到这种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修正工作，所以他们的古代先驱者就是神圣的君王、僧侣、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世传文化祖先。”也就是说，祭司具有发明文字、记录经典的条件。我们民族学、考古资料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彝文的创制者，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1）我们说彝文的创制者是毕摩，这并不是指具体的哪一个毕摩，这里所说的毕摩是一个集体概念，彝文的产生是毕摩这一团体的集体结晶，正如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所说：“人类若要为文字发明者树立纪念碑，把这些天才辨认出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宣布为这一成就的创始者。”［6］（P238－239）通过对滇川黔桂四省区表示同一意义的彝文的比较，可知各地的彝文既有互相传播的关系，亦有难寻一致字源的字，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露出彝文的创制者并非一人。（2）我们说彝文的创制者是毕摩，但这并不意味着彝文的所有字符都是由毕摩创制的。毕摩在彝文的创制过程中，在创制部分字符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起到了一种整理和收集字符的作用。在毕摩团体之外，很多普通民众会在日常生活中刻画某些符号，如像传说中的牧人阿山等会在日常生活中因为需要记录牛羊数目和牧场块数而使用一些刻画符号，对于他们来讲，这些数目有限的符号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对于毕摩来讲，民间的这些符号往往有可能被吸收为其创制彝文的素材。因此，准确地说，毕摩除了创制部分彝文字符以外，更重要的身份是彝文的整理者和收集者。

（附注：本文为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相关内容改写而成，撰写过程中得到导师王元鹿先生的悉心指导，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1］朱建军．三十年来国内彝文研究综述［A］．中国文字研究（第七辑）［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

［2］马学良、陈英．贵州彝族文物考［J］．文物，1982，（4）．

［3］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六盘水市民委、大方县民委．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4］黄建明．彝文文字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5］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滇川黔桂彝文字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6］Julius 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

［7］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8］孙常叙．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先生的“图画文字”［J］．吉林师大学报，1959，（4）．

［9］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10］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11］海萌辉．从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谈“指事”在“六书”中的次第［J］．郑州大学学报，1983，（2）．

［12］刘大白．文字学概论［M］．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3．

［13］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M］．济南：齐鲁书社，1981．

［14］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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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J］．中国语文，1978，（3）．

［18］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

［19］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20］王元鹿．普通文字学概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21］王元鹿．比较文字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22］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3］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M］．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24］陈炜煁．古文字趣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5］龚友德．原始信息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26］朱建军．汉字、彝文、东巴文文字起源神话比较研究［Z］．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论文，2005．

［27］朱文旭．彝文说略［A］．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28］宋兆麟．摩梭人的象形文字［J］．东南文化，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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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宁生先生根据利普斯对文字的界定（即“真正的文字”一定要是“任何识字的读者都能把它复原为语言”的“意义不变的符号”），认为学界有人将出土陶符“与彝文相比附，甚至认为彝文早在仰韶文化即已出现”，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深思”。［6］（再版后记）

[3] 笔者于2005年8月在四川美姑参加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期间，曾听到一位先生对彝文的产生时间作了如下推断：［贵州（？）某地出土了一个陶符］＋［该符号可以用彝文进行释读］＋［该陶片用C14测定已有万年历史］→［彝文已有万年历史］。

[4] 实物记事在较原始的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民族，都曾出现过甚至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对此，汪宁生［18］、龚友德［25］等学者均已作过较多的介绍。

本文登载于《内江师范学报》“民族文字与文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