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文字民族。作为其民间主要的宗教和文化传习者，彝族历代毕摩书写并留下了珍贵的经籍文化遗产。“一个出色的毕摩，往往也是一个出色的歌手，他们不仅通晓各类彝文典籍，同时也擅长歌艺，‘操千曲而晓声’。[1]”纵观彝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彝文经籍，我们发现它们拥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特征。所有记述其历史、宗教、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医药等内容的彝文经典，无一例外地，文学性异常地凸出和鲜明。即都是用诗体语言写就的，其中尤以五言体居多。这是彝族诗性智慧的集大成。不论是记录创世、人类起源、部族迁徙和征战的历史篇《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查姆》、《梅葛》、《六组分支》等，还是记述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的《指路经》、《吾查们查》宗教祭祀类篇目，虽具有不可更改的写定权威性，但均以诗歌的形式，在民间各种大大小小的仪式场域中被反复活态地演唱。

很多毕摩在具体的仪式上，虽也携带并摆出各自相应的彝文经书，但那只是一个毕摩神“在场”的象征而已。他们从小口耳相传，从老毕摩处学习演述、记忆和贯通了经文内容，将彝文经籍摆出来只不过作为一个神圣的程序。按照毕摩传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获得毕摩神的护佑和神威。如此看来，彝族经籍仅是一种保存文化的书面文献实体，从而在物质层面获得一种至上的权威地位。真正重要的，是毕摩对各类经籍的现场口头唱诵和真实演述，采用既定腔调和唱调进行音乐化的演诵，毕摩和想象中的各种天地神灵、历代祖灵沟通交流。通过其演唱发送文化信息，民众通过聆听接收信息之间的现场互动，构建了彝族民间极富生命力的歌诗传统。

“对有彝文书写能力的演述人而言，文字的掌握无疑是他们解读古雅深奥的史诗文本，掌握大量古代语汇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在史诗的习得、传承与演述能力的提高中，民间的歌诗传统如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仪式歌调等，尤其是口头言语技巧如谚语、格言的娴熟掌握与综合运用，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2]毕摩举娄布佗在其《诗歌写作谈》中说：“所有诗歌呀，用诗写的书，边写边要看，边写边要念，这样写出的，读来既好懂，字句也明白，这样才完善”。彝族毕摩教育当中，呗若（小毕摩）一般被要求先跟老毕摩口头诵读、演唱大量的口诵经，等记忆、诵唱到了娴熟的程度，才逐步进行经籍的抄写和写记。从口头吟唱念诵到文本抄写的传习过程中，老毕摩的诵唱、歌调、表情、神态、手势以及举手投足等 “声教”与“身教”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在具体真实的仪式情境场域中，一齐集中投射和作用到呗若身上。彝族毕摩这种特有的“言传声教”诗教方式，完全取决于彝族歌诗传统对诗歌口诵和经唱的需要。从毕摩演唱人长期的传承效果来看，此种诗教传承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查姆》是楚雄彝族讲述天地、日月、风雨、人类、民族、衣食等万物起源的一部创世史诗。在彝文还没有发明前，彝族先民就已创作并流传《查姆》了。有了文字之后，又以书面的形式进入了彝族经籍典册记录系统。“查姆”是彝语音译，即“万物的起源”。当地彝族把天地之间一种事物的起源叫做一个“查”。《查姆》规模宏大，据说共有一百二十个“查”。1958年，调查队搜集到十一个“查”。1980年代又搜集到十二个“查”。整理出版的《查姆》，一共有三千五百多行，分为上下两部。主要讲述开天辟地、人类繁衍和民族起源。彝文经籍《查姆》是用五言韵文写就的彝族诗歌形式，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吟诵演唱。在双柏县新街一带，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播种收割、狩猎放牧、起屋建房，都要请毕摩来演唱史诗《查姆》。毕摩演唱时，采用“阿色调”，配以民族乐器大四弦，五言音节为一句，音声和谐铿锵，声调庄重深沉，可以连唱数日不绝。白日里炊烟缭绕，入夜则篝火熊熊：

“拉文”是我们彝家的祖先，最早的“拉文”是两兄妹，他俩名叫阿卜独姆[1]，阿卜独姆西是他们的子孙。亲亲的阿哥，亲亲的阿姐，请慢慢听彝家的“查”，请细细听彝家的古根。……在“托得多查”（即天地的起源）结尾时又唱道：万物在动中生，万物在动中演变。不动嘛不生，不动嘛不长，这就是万物的起始，这就是万物的来源。[3]

《梅葛》是楚雄彝族又一部创始史诗，现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梅葛”，是彝语音译，是楚雄彝族一种民间曲调的总称。因通篇用“梅葛调”演唱，所以定名为《梅葛》。《梅葛》史诗长达五千七百七十多行，分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又由许多篇章组成。全诗虽没有一个从头至尾完整的叙事主题，但每一个章节均可独立成章，又是全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梅葛唱腔约有十多种，分为“辅梅葛”和“赤梅葛”两大类。前者一般俗称“喜调”，节奏比较自由活泼，擅于婉转抒情，有时近似说唱，多用于人生礼仪中的婚嫁和生产上的播种收成等喜庆场合。后者一般俗称“哀调”，或叫“古腔调”，音乐性较强，节奏缓慢凝重，旋律沉郁忧伤，多用于丧葬和祭祀场合。

彝族民间每逢老人逝去，主家和死者女儿家必请毕摩为亡灵诵唱《指路经》，将亡灵指路引回祖界圣地。祖界是彝族历史记忆中的一个理想世界。据双柏《指路经》[4]记载，在那遥远的祖界：

千山绿油油，树花亮晃晃。栗树沉满果，红栗似扇开。

树冠银灿灿。鸟儿树上嚷，獐麂顺山逛。右边看一眼，

右边有水塘，水波荡漾漾。白鱼尾长长，红鱼把嘴露。

此有放鸭处，养鸡适又近。还有好菜园，挑水也方便。

左边看一眼，旱地一块块，旱地平坦坦，种的是玉米，

种的是麦子。门前眺一眼，梯田水汪汪。田里养着鱼，

水田平坦坦，水田弯长长，种谷两道熟。沟水长长流，

水声潺潺响，看了很留恋。屋外瞥一眼，大坝平洋洋，

小坝长又长，青草绿茵茵，此有放牧场，极宜放牛羊。

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难怪祖界的吸引力之大。毕摩先在堂屋孝台前念诵《指路经》，把归祖路线一程程一站站详细念诵给亡魂，让其安心上路。经过哪座山、哪条河、哪座城等都要一一交代清楚，一直将亡魂指路到祖先发源地，即据考证在现今曲靖会泽洛尼山附近，据说那里曾是彝族共祖阿普笃慕躲避洪水，进行六组分支的地方。彝族《指路经》与其名为亡灵指引漫漫归祖之路，不如说实为活着的人缅怀已故祖先，向后代讲述经文里详细记录的地理状况和具体迁徙路线。这也就是历代彝族先祖们，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向着不同方向迁徙和发展的民族历史。通过毕摩诵唱《指路经》，就使各地各支系彝族，以共祖阿普笃慕为同一始祖进行认同，在祖灵和后代之间强有力地结起一个相同的血缘纽带，以此把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整合为一体。所以，通过民间丧礼仪式上毕摩念诵《指路经》，后人在仪式情境下聆听“指路”，即时搭建了一个神圣的仪式文化空间，构拟了一个代代重复彝族先祖迁徙的历史记忆装置，起到不断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与彝族悠久的唱经歌诗传统相应，大约在一千多年前，彝族就有了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文理论。举奢哲是大毕摩，是受人尊敬的经师、思想家、史家、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阿买妮是著名的女诗人、诗论家。收在《彝族古代文论》中的十二篇文艺论述，从时间跨度上看，上起魏晋，下迄明清。从表现形式上看，又都以五言诗写就。内容涉及彝族诗歌的起源、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的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诗歌的欣赏等一系列重大的诗歌文艺理论。贾芝在给《彝族诗文论》序中写到：“他们（指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学，还凝结了彝族的经师毕摩和歌者摩师的创作经验和人民创作民歌的历史经验。他们的诗学不仅曾对彝族的诗歌创作起了指导作用，而且他们的诗论本身就是用诗体来表述的，这也是彝族诗文论的一个特点。大概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推广流传，使人易记易传吧！同时也可见彝族人民是多么地习惯用诗的语言来叙事状物了。”[5]这些五言体的诗论诗不仅是彝族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者，本身也拥有诗学意义上的美学品位，发挥着彝族礼俗文化传承上的连系效能。彝族以诗论诗的独特诗论，也主要出于口头诵唱的便利。这就赋予枯燥的诗文理论以鲜活的传播动力，无怪乎彝族诗歌创作及其诗论传统异常丰富深厚。如举奢哲论“历史书”的创作：

“大凡历史书，写书须注意，韵律要牢记：上句押下句，五言对五言，七言对七言，九言对九言，三言对三言，这样写下来，念起既和谐，读来也顺畅，文笔更流利。”

历史书，即史诗类诗歌，内容上不仅要真实可靠，不允许凭空想象和编创；在形式上更要求便于记忆，易于诵唱。彝族普遍以诗歌为载体，诗化地浓缩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并以经籍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最后以口头歌诗传统的形式千百年来唱诵。论到写经文时，举奢哲继续写道：

“记下作经文，超度死者领。所有过往事，一一要讲清；过错也要讲，教育后世人。

这样人死后，或错指出了，美德也说清。这样一来呀，所有活的人，都会明了呀！人生在世时，好事要多做，坏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恶事决不行！

可见，举奢哲诗论中的经文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真实的诗歌叙唱，它具备强烈的道德宣讲和善恶劝诫作用。诗歌在这里，立时化作一股重要的教化力量，成为一曲曲反复咏唱的道德颂歌。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说教和论理，彝族人民不是扳着面孔生硬地讲道理，而是以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体，采用具有强烈动感诗化音乐美的形式，代代口耳相传地被广为唱诵。它是彝族传统的诗教，也是彝族独特的乐教，更是彝族传统的礼教。

“诗的思维贯穿着整个传承与传播的过程，成为彝族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思维根基。特别是其口头传统始终离不开这一诗化思维的主导，甚至上升为一种精神主旨，不断深化着其所传递的智慧体系和所传承的文明成果的价值和意义。”[6] 彝族民间歌谣和经籍诗歌演唱，不象一般的口头和文字诗歌分道扬镳后各行其道，它们是整个彝族民间诗歌文化体系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二合一地构成了彝族的歌诗传统。这种传统，其口头性和书面性密不可分，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纵横相交后的深层积淀，是民族文化的历时传承和共时播布的并置和交合。从彝族绚丽丰厚的诗歌及其鲜活的歌诗传统，我们可以瞥见彝族社会历史结构端倪。特别是其中的仪式歌诗活动，毕摩和摩师们，向我们娓娓唱述了彝族社会较强的组织性，及其民族精神内蕴的神圣性。

彝族既有活跃在口头的内涵丰富的民间歌谣，又有古老彝文写定的卷帙浩繁的经籍诗歌及其歌诗传统。彝族传统毕摩教育中“言传声教”的诗教方式，动态地将口头歌谣与经唱及其抄写合二为一。最后加上彝族特有的以诗论诗的诗论，四合一完满地形构了彝族特有的诗学体系。彝族的诗学体系，已超出了一般民族文学范畴内的美学意义，它具有悠久而鲜活的文化传续意义，充分彰显出其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茁壮成长和持续跃动。彝族歌诗传统在各种仪式情境化动态流转和展现中，不断延续和再生着其诗歌叙事的生命和活力，将毕摩、摩师以及歌手与民众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共同完成每一次的演唱和叙述文本的意义生成。所以，它还具有彝族民间社会组织上的建构意义，具有整合彝族民间社会的强大功能。彝族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谣活动，是彝族诗学广阔的土壤和沃腴的母体；浩如烟海的经籍诗歌及其诗化经唱传统，是彝族书写诗歌的集萃和重要传承媒介；彝族毕摩教育中的诗教方式及其实践活动，则是彝族歌诗传统的核心传承链和社会粘合剂；彝族诗论诗不仅充实了彝族诗歌蕴藏库，而且将彝族诗歌及其歌诗传统进行了完美总结和理论升华，形成独具特色的“以诗论诗”的诗论。彝族诗化经唱、毕摩诗教方式以及诗论，呈现了彝族悠久的诗学内涵及其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