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能把藏彝走廊描写出来

文/何万敏 （《锦绣凉山》2010年第2期卷首语） 

站上山头，费孝通放眼眺望。层叠的山脉由深渐浅的颜色铺排开去，近处的松林在凉山灿烂的阳光下苍翠欲滴；解开夹克外套的拉链，白色的衬衣迎来一阵乡野的微风。已是80岁高龄的费老，精神矍铄，眯起了双眼，内心浮起的依然是对“乡土中国”的热爱之情。

这是1991年6月的凉山。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于一身的 费孝通先生，此行之后提笔写下长文《凉山行》，分3期刊发于《新观察》杂志，畅谈开发大西南话题，提出开发大西南思路。“一点、一线、一面”的发展构想，回应着他十余年来有关藏彝走廊渐行渐近的种种探索与发现。

“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源于费孝通先生1978年9月1日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一次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发言：

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和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他以其独特的平实语调，阐述了自己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遗留问题的看法；他用清晰的逻辑语言表达出晦涩的疑惑，比如对于四川深山的“平武藏人”这个被识别为藏族的群体，在族属（族群）方面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学术认识。费孝通先生似乎要表明，正是因为要解决“平武藏人”的认识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

要解决“白马人族属”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方言和现代西藏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

接着，费孝通先生又在随后的两次发言中，逐步完善了“藏彝走廊”的概念。

1981年12月他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一次民族问题座谈会上提出，民族研究中“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的研究框架：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1982年5月他在武汉的另一个会上，更是坦言以往民族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

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

他特别论述到“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中的走廊地区：

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从如此大段的引述中，既可知道藏彝走廊实质是地理－历史－民族的学术概念，亦可看出其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主张确立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构建中国民族格局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下提出来的，并且它成为了费孝通先生此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的一个重要基础。

从中学学习地理课起，我们就知道了中国地形的总体构造西高东低，故大多数江河依势自西向东奔流不息。但在东经95度至105度之间，却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六条大江及其众多支流并肩自北向南奔流而下，一泻千里。湍急的水流将青藏高原东南缘的西藏东部、川西北高地和云贵高原西部一带，纵切出一条条深谷和南北走向的山脉，这一独特的地理单元，就是闻名遐迩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也是地理学上通常所称的横断山脉地区。而藏彝走廊大体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

比照地图上的标尺概算，藏彝走廊大致是一条长约1200公里、宽约750公里的硕大的走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藏缅语族诸部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部北上的交通要道。藏、彝、羌、怒、白、傈僳、普米、独龙、哈尼、纳西、阿昌、景颇、拉祜等数十个少数民族部落在这里世代繁衍、交往、迁徙，为后人留下大量古老文化信息，日积月累形成了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

在这条悠远漫长的走廊上，四川的藏彝民族片区，是目前我国民族文化保留完好、历史积淀丰富但同时又留下太多疑惑的地区，是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南边“百越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相遇要塞，是“神秘的文化宝库”。走廊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然以原生形态活着。譬如，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和鲜水河流域的藏族族群扎巴人中，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母系社会形态；北端的高原，不仅保留着藏传佛教现存的所有教派，而且还存在着西藏地区已完全消失的觉囊派，甚至藏传佛教传入以前最古老的笨教也在这里较好地保存着；南端的纳西族中，俄亚大村蜂窝式建筑令人叹为观止的图景中，仍然保留着迄今为止世界上形态最原始的“东巴文”象形文字系统。缤纷各异的民族文化，会把今人引入斑斓的文化迷宫的。

长吁短叹，说这里是中华文明肇始之地，其实也不为过。

早在旧石器时代，藏彝走廊作为地理环境，就已为人类所利用，成为人类自然活动地带。从理论上说，新石器晚期才有民族的起始，因此，藏彝走廊成为历史、民族走廊，则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事。大约在距今6000至4000年间，考古时代的仰韶文化正向龙山文化推进，中原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正在形成之中。就在此时，藏彝走廊已经有新石器时代的不同人群在其中活动，如营盘村、罕额依村、卡诺等遗址反映的历史族群活动。这些人群也许就是今天操藏缅语族语言各民族的原始先民。因为大概从史前起，藏彝走廊就主要是古藏缅语族人群活动的区域；有史以来，在藏彝走廊中活动和居住的也主要都是属于藏缅语族各个不同语支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这是藏彝走廊最基本的一个历史文化特征。而藏缅语族各语支从其母体分化出来的原始区域究竟在哪里？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的先民是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进入藏彝走廊的？这确是深藏于藏彝走廊中的历史奥秘之一。

靠近高地，许多伟大者黄帝、嫘祖、颛顼、大禹，还有很多长袍人、缠头人，他们闪现在广阔的西南方。他们崇拜太阳和月亮，崇拜纵横自然世界的飞禽走兽，有鹰，还有老虎，尤其是象征氏族的龙。

逡巡着先人的足迹，“藏彝走廊”概念提出20年后，费孝通先生还惦记着：“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之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他告诫，“对走廊的考察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藏彝走廊上的许多文化事象至今未见公论，许多谜团尚存于史籍的空白处、泥土的掩藏下——光阴通过走廊，但未完全打开。

在藏彝走廊上，远古先人们为民族迁徙计、对外贸易计和文化交流计，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古代交通道路。后人们拨开草丛，在荒弃的遗迹上抚摸、辨析，而后发现一些叫“蜀身毒道”，一些叫“茶马古道”，绵延不绝。

漫长岁月中，它们不仅是中央王朝执政用兵的官道，也是早期就与国际接轨的民间跨境商道。

古道归去来兮，“藏彝走廊”正是这些古道驻足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