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 ■ 张海洋　　 发布时间：2004-9-27 0:25:34

    林师耀华教授（1910．3．27－2000．11．27）骤然逝世，不仅使民族学事业受到重创，也使中国少数民族痛失益友。笔者在先生晚年忝列门墙，罔蒙垂顾，略知先生身世。现略将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的贡献说与《民族团结》和《中国民族》的旧雨新知，以志缅怀。

    先生行年91岁，治学70余载，成就事业两端：一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二是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教学和学科方面，先生执教凡69年（1932－2000），德泽流布京、蜀、滇三地各民族才俊。社会调查研究方面，先生的成就又可略分两端：一是中国汉人宗族研究，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前者见于先生少壮时的述作《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1）。两书都已成学术经典，足见先生当年才情。后者就是先生而立之年始做，贯穿60年不辍的民族研究。

    (一)

    现代中国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概始于1928年夏。先生当年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调查地点多在京郊基地或闽东家乡。但由于先师吴文藻教授主持燕大社会学系时，注意结合乡土中国实际，强调吸收美国社会学社区研究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结构功能方法，故先生对民族学亦有心得。先生早就梦想深入凉山，了解号称独立罗罗的彝族，也曾撰文于《益世报》，介绍家乡畲族情况。1937年，先生到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所受训练更属于跨文化研究。先生的博士论文《贵州苗民》（1940）是标准的民族学选题。论文依据罗绕典等著《黔南职方纪略》，综合中外文献，精确考证贵州苗民52支系的分布地望，简略描述各支系的服饰饮食等风俗，奠定了民族研究的知识基础。为弥补战时不能做实地调查的缺憾，先生还特将中外学者对贵州苗民的分类做成附录，显示学风之谨严。由于古代西南的“苗蛮”包含诸多族系，其中的罗罗苗、黑罗罗、白罗罗显系彝族，所以先生的民族研究事业实滥觞于《贵州苗民》。

    1941年中国抗战艰难，先生放弃哈佛大学教职，携妻买棹回国助战。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不敌日寇，先生夫妇仅以身免，十数箱资料行李亦不知所终。是年底，先生辗转昆明，加入恩师吴文藻创办，老同学费孝通主持的燕京云南两大学田野工作站（魁阁）。半年后，在重庆蒙藏委员会任职的吴师为拓展边政研究，特派先生出掌成都燕大社会学系。此后，先生连年暑假考察凉山彝族（1943）、康北藏族（1944）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1945），为战时的边政研究立下汗马功劳。

    先生考察凉山历时87天（7，2－9，26），在彝族腹心地带跋涉月余，数度遇险，也因此加深了对彝族的了解。先生证明与彝族打交道可用公证仪式而不必搞饮鸡血酒仪式，又通过体质测量确认凉山彝族是蒙古人种，与周边民族渊源略同。先生见证当时凉山彝汉交恶之地多在凉山边缘或黄茅埂两侧。他越深入彝区，就越觉彝人可信可亲。当年彝族最怕测量与照像，深恐灵魂被人摄取。但先生还是做成大量测量工作，靠的都是彝族保头帮忙动员。先生能取得彝族信任，因为他虽是初进彝区，却比当地汉人更了解和尊重彝族习俗。例如先生在美姑巴普村与主人父子宴饮时，雇自雷波的一个汉人背夫为取暖而跨过锅庄，大犯禁忌。主人顾全先生脸面，未予计较。但先生深知彝家锅庄栖有神灵，最忌污染，所以特召背夫近前严加责斥，直到少主人劝解才肯做罢。老主人因之更加敬重先生。

    这次考察形成的《凉山彝家》（1947）一书，对当地生态、语言、亲属、物质、经济、社会、宗教皆有详述，是当时最为深入的实地研究。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此书：“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1950年解放军进军凉山，官兵多持此书作为参考，也说明它提供的知识之精确。

    先生1944年对康北藏族的考察是在长女初生且有病的情况下，割舍儿女之情而成行。考察历时2月有半，行程3000余里，成果以“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为题连载于1945年的《流星》月刊1－5期。文章先说明藏汉两族在当地的互动互化，又指出藏族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中的一大特点：即以家屋为认同单位不分宗族和性别，每代单传一人而不分割家产的继嗣方式。这种制度与凉山彝族严格的父系血缘家支制度形成强烈反差，是少见的民族志现象。它直接挑战了传统单系的宗族概念，也为今天学界所探讨结构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绝好例证。先生次年考察嘉戎藏人后所写 “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和“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文，对这一制度做了更详细的描述。

    先生1945年暑期对嘉戎藏人的考察有研究生兼助教陈永龄随行，途中也数度历险。去路上，陈先生突感不适，林先生驻足照顾，竟至师徒二人失去向导，只能在高山荒林雨中冻馁，苦熬一夜。归途中，先生骑在马上穿林，被树枝卡住，导致座马惊奔，先生落地，一只脚卡在马蹬中被拖出数十米，几乎陨命。这次考察曾形成《四土嘉戎》书稿，解放前夕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因时局骤变而失踪。先生自存的复写底稿也于10年动乱中散落，酿成学界恨事。

    《四土嘉戎》的书稿不复可得，我们仅能从有关文章中推测先生撰写藏地考察报告的一般章法：介绍考察缘起和考察对象的名称及定义；区域地理和人文风貌；物质文化（衣食住行）；社会组织（阶级、村落、营幕、家族、亲属、婚姻）；宗教生活（念经、礼佛、丧葬、寺院）等。必要时，再加上对考察过程、区域历史沿革和当前政治状况的说明。先生在调查中留心结交各色人等，又注意从不同角度核实关键资料。由于先生调查详细，文笔隽永，所以往往能举重若轻，以较少篇幅将情况写得翔实清楚，令读者开卷得益。先生在中国民族学界的权威地位因之奠定。

    1945年先生随燕大返北平，因妻弟饶毓菩和学生蔡公期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成为党的朋友。年轻党员常在先生家中开会或藏匿文件，老党员亦曾得到先生帮助。例如解放前夕，组织上安排历史学家、维吾尔族党员翦伯赞到燕大任教，一些系科不肯聘任，形成尴尬局面。先生就毅然挺身，请翦到社会学系执教。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先生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庆祝并登台观礼。建国之后，先生曾与师母同为中南海座上嘉宾，并很快挺进到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前沿。

    (二)

    1950年7月6日－9月23日，先生亲率燕大、北大、清华三校师生25人组成暑期内蒙古工作团到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调查。这是北京市高校在新中国建立后首次组织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因而得到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和东部区党委书记刘春的直接关照。此行使先生结交了蒙古族，并形成了日后出行必带学生的惯例。工作团所写《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也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1951年政务院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向西藏派遣随军工作队（对外称科学工作队），先生担任社会历史组组长。副组长就是当时19岁的中央民委参事，后任藏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多杰才旦先生。行程中，解放军张国华军长念先生资深位尊，特赠豹皮一张以示关怀，先生一直珍藏。多杰才旦主任参加先生追悼会时，还深情讲述先生与先生入藏的这段经历。西藏工作队使命三年（1951－1954）。先生驻藏的时间也长达一年半。返京之后，中国的院系调整结束，先生随燕京大学民族学系转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担任藏学室主任并主持了《西藏地方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和《波密简述》等著作的编写出版。

    1953年8月－10月，先生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率队到黑龙江和内蒙古，对达翰尔人进行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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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 ■ 张海洋　　 发布时间：2004-9-27 0:25:34
队中即有阿勇绰克图等少数民族成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先生主导写成报告，确认达斡尔人在历史上虽与蒙古族同源，但因条件变化，已经形成不同的特点和认同意识，宜于识别为单一民族。这一意见在1954年被中央人民政府确认。中华民族于是又添新成员。

    1954年5－10月，先生再度受命率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六个专区，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支系进行识别。调查组中就有刘尧汉教授（彝）。经过缜密工作并征询当地领导和少数民族代表意见，调查组提出研究报告，除确定一些居民的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瑶等族属外，还对68个具有不同称谓的族体进行了正名或归并。云南民族识别中，先生与省委统战部和省民委的王连芳、马曜等老干部结下友谊。王老前辈临终前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曾有述及。

    1956年后，先生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对外（前苏联）学术交流，但仍积极参与民族学应用研究，1958年先生担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担任云南组负责人之一，后又曾为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奔走各地。1965年先生在广西三江侗族地区协助“四清”多时，直到次年文革爆发才嘎然中止。1985年先生75岁时，仍率博士生到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考察，填补了学术生涯中的一块较大空白。至此，先生足迹达于中国除台湾和宁夏之外的所有省区，接触了全国除台湾原住民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先生亲撰中外文介绍过的即有苗、彝、藏、鄂伦春、达翰尔、维吾尔、傣、壮、朝鲜等少数民族。

    (三)

    中国改革开放后，先生更关注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陈永龄教授研究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宋蜀华教授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晚辈学生研究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都令先生由衷欣喜。先生晚年亦甚关注中国多元文化与中国人认同问题。198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学界1990年5月17日举行研讨会，先生亲自出席并以老学友身份发言，称之为“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指出这是认识中国多元文化和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的较好范式。先生也始终关心民族学学科建设。1977年文革余烟未尽，先生即致信中宣部张平化、于光远等同志，强调恢复民族学的重要，使“民族学”进入当时中央领导重要讲话。1981年，先生又给杨静仁同志写信，说明复办民族学系的必要，终于取得支持。1997年初，云南大学举办“国家教委文化人类学第二届研讨班”，先生以87岁高龄飞赴昆明出席致贺，使年轻学人大受鼓舞。但先生作为民族学家，最系念于心，直到临终不能忘怀的，还是他1943年第一次深入考察的凉山彝族。

    先生曾在文革后期（1975）二上凉山，归来后费时9年写成《凉山彝族今昔》一文。先生少壮时手笔甚健，每次考察数月内必发文章，三年五载即能出书。这次一篇文章踌躇9年，实因二上凉山乃出于文革时期组织安排且有工宣队师傅督导，目的借写奴隶制的残酷而策应批邓反右。耳顺之年的先生无意再做无聊之举，只能以拖待变。1984局面大定，先生才把新旧材料综合用于凉山彝族社会变迁研究。同年5－6月，74岁的先生为指导1982级研究生实习而三上凉山，导师组金天明教授和主编《彝族简史》的吴恒教授随行。行程中，先生得到当地学者和政府官员的热情款待，行程覆盖西昌、昭觉、美姑、布拖和雷波五县市。雷波和美姑是先生1943年亲身跋涉之地，旧地重游最令先生激动。在美姑县城巴普镇边，先生访问了当年保头之一老穆达石家，并到运输专业户瓦西瓦尔（张铁蕃）家听讲致富经验。翌日，先生又爬上三河以达山坡，拜访当年交往最深的保头金（里）曲打吉家。当时打吉老人已经过世，但妻子健在，儿子比俄也已长大成人。先生取出40年前照片，请主人母子和邻居看打吉当年风采。家属村民唏嘘感叹，先生也黯然神伤，打吉比俄更在泣不成声中挽先生手用彝语呼先生为“父亲”。先生始而惊愕，复听随行的罗家修副县长用汉语讲“喊你是父亲喽！”才如梦方醒，把比俄紧搂怀中。先生拜别时，主人母子一手捧着先生所赠照片，一手扶着先生相送，依依嘱咐先生得空再来。

    先生回京后，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一文。文章分析了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现状并提出5项建议：第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生态保护；第二，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第三，扶植和培养彝族企业家发展地方产业；第四，促进民族教育准备未来人才；第五，开发旅游产业拓宽财路。条条建议反映先生对凉山彝家的关爱之深。

    1991年，商务印书馆拟重版《凉山彝家》，希望先生酌量增补新成果。80多岁的先生难以四上凉山，便委托出身凉山彝家的博士生潘蛟代行其事。潘蛟利用专业知识和广泛的彝家人际关系，带回的材料和见解实超过先生二、三两次上凉山所得。师徒二人据此合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一篇长文，构成对凉山彝族1956年以来社会发展最为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先生对此甚为满意。1995年《凉山彝家的巨变》出版，先生立即委托潘蛟寄给打吉比俄家一册并附上近照一幅。1998年，先生在最后著作《林耀华学述》中又深情述说心愿：“我也希望后辈学者们能把这份情缘相传下去，不断有人去凉山，捎去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他们的关心，并不断带回这份延续了几十年的人间真情。”

    笔者受此激励并得到凉山内外彝族学者鼓励帮助，于 1999年暑期随美姑彝族侯远高一道带民族学系研究生到甘洛县实习。笔者回京向先生汇报凉山又有变化，打吉后人生活尚可亦难称富裕，家中人丁略欠兴旺等事。先生沉吟良久后徐徐言：凉山发展无求迅猛，但求稳健可持续。复言：黑彝人口多年如此，似有定数，当致意研究。又复言：吾等学人受彝家之惠亦多，当思回报。

    这是笔者听到先生年前对凉山彝族研究的最后叮嘱。此外笔者仅知先生晚年从不饮酒，但座旁茶几上总是摆放彝族酒具一副。笔者偶在先生家中扰饭，也吃到过用彝族学生送来荞面做的饺子。国家计委干部韦安多到美姑挂职扶贫两年，深感凉山彝族文化精深而于近年毅然自请调往凉山终身支教，先生钦佩其人其志遂引为忘年交。先生追悼会时，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率民委主要干部亲临致祭。年高位尊的彝族干部伍精华对先生从来敬重，此次身在医院还托从事民族学的女儿向先生灵前献上一篮猩红玫瑰。先生过世次日，中央民族大学岭福祥副教授亦曾代表彝族师生送来鲜花一束，挽带大书：彝学泰斗林耀华教授千古。

    先生之学固可当泰斗之谓，先生遗爱则不止凉山彝族。但彝族师生的朴实挽词，毕竟代表了少数民族师生对先生的爱戴。先生九泉有知，亦可坦然受之。笔者哀伤中书不尽言，唯愿知音读者在学科传承和参与西部开发的实践中，能对先生遗志和学术遗产有以体认、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