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银的重要、银的价值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因此对于银矿的开采，不仅历代封建官府衙门十分重视，而且矿商、硐主及银矿当地居民也争相趋赴。我国银矿资源比较丰富，采银历史悠久。清代，在全国一些银矿资源赋存的地区，银矿开采活动十分普遍。不仅内陆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办了不少银矿，而且在偏远山区，甚至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银矿开采活动，有的开采规模巨大。如乾隆年间，云南永顺东南的彝族地区――卡瓦的银矿，就是一个在当时国内比较有名的银矿开采地。

　　云南的卡瓦是个彝族居住的地区，位于永昌府东南。当地茂隆山的银矿蕴藏十分丰富，用当时云南总督的张允随的评语就是“矿砂大旺”，《滇南碑传集》一书上也讲“其（卡瓦）地多矿厂，而茂隆山银矿为最富”。但是，当地彝族民众却不谙矿务，不熟悉提炼银砂的方法，因此这里的矿硐“多系汉人开采”。也就是说，在茂隆山各个银矿硐口从事开采的窑商窑工主要是外地的汉族人。

　　那么，此地银矿开办于何时，又从何人开始的呢？据考证，此地大规模开采银矿大约始于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年），开矿的肇始者为吴尚贤。此人是石屏州人士，家境贫寒，在跑运输的马帮中充当“马脚”。但此人生性聪颖，善于谋划，又能说会道。他了解到卡瓦赋存银矿，为利所诱使，遂产生开办银矿的计划。于是同当地彝族酋长峰筑（一说蚌筑）协商，答应给其租金，并宣传开办银矿对当地发展的好处。酋长也是一个比较开通的人，同意吴尚贤在此地开矿。此后吴尚贤就雇佣人夫，聘请技术人员，购置采炼银矿工具，在这里开办了银厂，采挖银矿，煎砂炼银。由于银矿丰富，银质较优，加上经营得法，管理有方，逐渐由小到大，由微到巨，仅二三年的功夫，就把此地变为云南省著名的银产地。正如文献上所讲的，“自是厥后，厂大赢，银出不赀，过于内地之乐马”，“在彼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还有一种记载是“厂既旺，聚众至数十万”。可见，这里开采银矿大获成功，采银业发展迅速。

　　吴尚贤的确是个办矿能手。为了在此地开矿，他首先与当地彝族首领搞好关系。他先是得到彝族酋长峰筑的理解和支持，进而与酋长签订协议，“相与立木契，各执其一为证”，使开采银矿活动合法化。当时，这位酋长对吴尚贤十分信任，对采银活动提供了许多支持，保证了银矿开采得以顺利进行。这一条可以说是关键之举，也是矿主吴尚贤的见识过人之处。当然，银矿的开办促进了彝族地区经济的进步，加强了与外地的联系。彝族民众也相应得到了许多好处，可以从银厂收取租银，“乐享其利”。

　　此外，吴尚贤还善于处理与官府的关系，从而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甚至连云南总督也对吴尚贤比较信任和关注。这是此地银矿快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如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三月和六月，云南总督张允随就一连两次向朝廷陈述在卡瓦彝族地区开办银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向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讲，在这里开采银矿，“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此为“生计攸关”，“以彝境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亦属有益”。不仅如此，云南总督还委任吴尚贤为茂隆厂的课长，“在厂经理”，官府并不专门派员前去管理。此举为吴尚贤这个民间矿商涂上了政府保护的色彩。当然，政府对茂隆银厂加强了赋税征收，其上缴国库的银税数目也是可观的。据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议政王大臣议复，茂隆厂“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据云贵总督书麟的奏折讲，以后每年“解课银六千数百两至八千余两不等”。

　　茂隆银厂在经营管理上有其独特的做法，特别是对银工的管理，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据师范的《滇系・杂载》所记，“吴尚贤开茂隆厂，厂例无老幼，俱称兄弟，由一至十，每数下约数十人或百人。而呼十为满、为幺。渠（吴尚贤）居十数之首，故曰幺大云”。而且管理有方，上下有序，层次分明。厂丁十分团结，一致对外，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有警，兄弟全出”。

　　云南彝区卡瓦银厂在乾隆早中期是其鼎盛时候。到了乾隆四十几年之后，开采条件比较好的银矿资源已日渐减少，“获矿渐微”，银矿出产日减，其所缴银课也逐年下降。据云南总督李侍尧奏报，至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仅报解银七百五两四钱五分二厘，自五十年（１７８５）至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课银并无分厘报解”。到了嘉庆初年，此处更是“开采年久，硐老山空，矿砂无出”，已经无课抽收。于是，在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五月二十四日，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书麟奏报朝廷，“请将茂隆厂准其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