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学者、诗人阿库乌雾的彝、汉双语诗歌创作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追求。诗人凭藉对彝民族诚挚深厚的情感源泉，极力破译并升华古老而神圣的民族精神；以迥异的文化质素对汉语渗透并与现代诗艺溶合追求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美学建构；在现代语境中以对生命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完成叛逆回归后的再度超越。现代社会文坛变得异乎寻常的寂寞冷清，诗歌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疲软状态，境况尤为堪忧；可是，我们把目光投向长期被忽视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园地，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惊异振奋的感觉。兴起于西南大凉山的彝族汉语诗人群异常活跃，新人层出不穷，尤为令人注目，吉狄马加、马德清、倮伍拉且、阿苏越尔、俄尼牧沙斯加、霁虹、沙马……这些为人们所熟悉或并不熟悉的诗人们以丰富而新颖的诗歌创作构筑起了一道亮丽的诗坛风景线，阿库乌雾是这个诗人群中颇具诗美个性又极富创作潜力的代表诗人之一。
阿库乌雾，汉名罗庆春，1964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冕宁县，在凉山古老的彝族山寨里度过于艰苦的童年和少年，1986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后留校任教，曾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学习，现任西南民族学院彝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阿库乌雾1984年开始发表彝文新诗，1986年后从事彝、汉双语诗歌创作，1994年12月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文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四川民族出版社)开一代彝文现代新诗之先河，1995年8月出版汉语诗集《走出巫界》 (成都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散文诗集《虎迹》(四川民族出版社)，作品曾获四川省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阿库乌雾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国内各种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受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界的关注。
身处都市生存环境和现代语境，学者型双语诗人的身分赋予阿库乌雾“文化混血”的诗歌创作优势和潜质，他一方面以广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审视本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以发自焦虑、复杂、痛楚的灵魂的赤诚抒写深沉的民族情怀，沉思民族命运，预谋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重构；另一方面以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宗教精神为内蕴，穿梭于彝、汉双语的诗美创造中，凭藉自觉的诗美范式追求，使异质双语的交互影响呈现出现代彝语新诗的变革和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审美重构指向。
诗 魂：诚挚的民族情怀与深层的文化内涵
回眸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朦胧诗崛起于当代文坛后，诗人群起，诗社激增，写诗蔚然成风，“诗歌盛世”莅临，现代诗运动成为中国先锋文学思潮中的先锋。然而那曾经引人入胜的“诗坛神话”现在已经解体，多数诗人已投入商海浪潮而诗性丧失殆尽，只留下旷野般静寂的诗歌荒原。当代诗歌整体的失落肯定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先锋诗人们在探索中的迷失：“反文化”导致意义的消解，“反崇高”导致美感的失落，“反语言”导致诗性的匮乏。诗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审美载体，它表现人类生命的灵性智慧，当先锋诗人们逃离历史与现实，拆解精神和诗性，沉醉于个人化的言说，把写诗当作语言的技术性操作和试验时，他们扼杀了诗歌鲜活的生命力。考察诗歌的发展历程，可见诗歌内涵的充实、刚劲，是诗意远离苍白、贫乏的关键，中外著名诗人无不总是饱含真挚的民族感情在民族历史文化的矿藏和现实土壤中开掘永恒的民族精神，营构精美的诗篇。彝族汉语现代诗人们对当代汉语诗坛诗美特质和诗性的失落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他们是缪斯女神虔诚的朝拜者，有着纯正的诗美追求。尽管他们不事张扬，没有浩大的声势，但决不寂寞孤独，比起沉陷于物欲不能自拔的世俗众生随波逐流、无所依托的灵魂来，他们为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所承受的心灵焦虑、痛楚或许是一种幸运，因为缪斯的神性给了这些忠实的信徒生命的灵性，启迪着他们在民族历史文化光环的沐浴下走向理想的精神家园，不管他们是生活于穷乡僻壤，还是现代都市的空间，正是执著诚挚的民族感情使他们抵达和据守的诗意心境成为生命本真的存在。阿库乌雾这位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呈现给读者的正是这种浓郁而真诚的民族感情。
世姆恩哈 如若我的言辞
不再是强弩之末的风景
终久我会用我努力的死亡
旷古地完成
你与一切生物最后的萦系
——《天界》
阿库乌雾这种义无反顾把自己生命同民族命运维系起来的一片赤诚有着深层的原因：作为身处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诗人，所属亚文化型态的多重人格特色导致他承受着多重精神负荷，使其历尽心理失衡、思想磨难和种种心灵创伤；作为文化人目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大潮的冲击碰撞下伤痕累累、气息奄奄，这不能不激起诗人内心的震惊、困惑、焦躁、惨痛。因此诗人的民族情怀已不仅是普泛的思想情感依托，而且是一个民族文化守护者自觉抗拒冲击、捍卫民族文化的力量源泉，是一颗受伤的焦灼心灵最后的皈依。《记忆》、《岁月》、《回首》等诗表达的就是诗人在神思冥想中对民族精神家园的遥想追寻。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精神家园是对生活的一种内在表达方式，一种超越现实指向理想世界而使人们增强生活信念的境界。诗人对精神家园的拟构总是在对故乡生活情景、风土人情、山山水水的深切思念中进行的，故乡的景物：森林、山崖、土路、乌鸦、雄鹰，以及阳光、风、雨、雪，还有宁静的冬夜、狩猎、伐木生活……在作者的记忆中都是那样亲切而贮满诗意：
阳光在我们中间
阳光掀开一层层的绿波
锯沫沙沙地落下
万木复苏的日子
黑蚁搬迁的日子
鸣鸟带来土地的声音……
——《阳光》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1］，故乡使诗人的心境趋向沉静；对于每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而言，想象中的故乡就是他漂泊的灵魂最后栖息的归所，还乡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倍受海德格尔推崇的诗人荷尔德林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渴望：“请赐我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2]但是现实中的诗人无法回到自己想象中的故乡，就像阿库乌雾所言“世界不再圆满/我有家难归”(《重游》)，既然如此，他就以民族文化语境中的神话传说、民族风情，生存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动物植物世界营构理想中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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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灼灵魂的真诚吟唱——阿库乌雾诗歌创作论
■ 宋永祥
发布时间：2005-2-16 21:58:57
写诗，呈现故乡原始、古朴、本真、永恒的魅力，成就作者对梦里故乡的神游；写诗，铺起还乡之路，使诗人化解和超越世俗生活的平庸和纷扰，让灵魂安宁而超然物外。
但是诗人肩负的守护、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和面临的极为严峻的现实文化境遇使他不可能驻足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化故乡境界中，与彝民族经历太多磨难和坎坷的历史命运相连的忧郁、悲怆的文化因子又给了作者一分沉郁、苍凉、睿智的思考，在这种复杂深邃的民族感情的牵引下，诗人把笔触伸向了本民族远古的历史文化土壤。“诗人的创造力来源于他的原始经验，这种经验深不可测，因此需要借助神话想象来赋予它形式”［3］，作者深情追思传说中彝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兹祖普巫：“被岁月轻易叠进史书的急湍／收藏一个古老民族/柔韧的命运／自在地爬满/远古象形图案的巨杉／伟岸与雄奇静蓄／看不见的脉流”(《兹祖普巫》)；勒俄娜宾，一处神奇的崦洞，彝族传说中死者和生者灵魂最后分开的“生死界”，诗人在凝望中沉思民族的生存，洞穿生命的悲剧命运：“在自然慷慨无私的高原野林间／彝族人正以这种殊异的分寸感／踏着愔愔的足裸/潸然送灭无数生灵皈依的同时/力挽无数濒死的弱魂/于勒俄娜宾诱圈之先／忙碌地度过属于自己的岁岁年年”(《勒俄娜宾》)，诗人潜沉于自己民族远古文化遗迹和神话传说，窥视民族心理、宗教传统和民间习俗，以审美的投射表现出对生命构成和存在、苦难与幸福、死亡与再生的文化哲学思考。
语言本身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任何一个民族有着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因此本民族语言在表达自身历史文化和民族气质、情感上拥有无以替代的深度优势，阿库乌雾挚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对民族语言情有独钟，致力于探索彝语诗歌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变革。在彝文新诗集《冬天的河流》中，诗人深潜于彝民族文化的“黑色土壤”，以内观外，力图对彝寨高山流水、莽林古道、耕牧猎取的自然景观、生存方式以及宗教礼仪中富有文化底蕴的生活具象、生命意象作出艺术诠释，开掘并升华深层的彝民族精神。彝语散文诗集《虎迹》更是涉猎十分广阔的文化视界，从远古彝民族文化记忆中的图腾崇拜(《野火》、《雪魂》、《龙卵》)、彝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命运遭际(《人史》、《人命》、《岩屋》)，到近现代彝族文化的逐步变迁(《猎人》、《鹞鹰》、《梦魇》)，再到当代及未来彝族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变革转型(《发芽的口弦》、《雷击的月琴》)等文化命题都有深度触及。诗人以不惧心灵伤痛、正视历史和现实、严于解剖的精神，审视、思考民族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新的民族精神，在回溯民族文化记忆、光照民族精神化石中凸现民族古典精神和诗人的生命情怀；并凭藉学者的理性人文精神，以现代人类文明的思想意识反观本民族悠远漫长的民族发展史、文明史，把文化意识、民族传统、现实感受融为一体，使个体生命体验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历史意味。
一节生铁在彝人的经书里
奇异地入静
一块白石在彝人的注视下
默默地生辉
最后的火种却取自
永古积雪的
火葬地!……
——《火种》
纵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会明显地看到本民族的宗教巫风、神话传说作为历史文化传统对诗人创作有其重要的潜在影响，“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自己心理建构的原型。作为生命隐秘的启示，以点石生辉。神话并不提供蓝图，他把精灵传递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手指上，实现远古的梦想”［4］。从对阿库乌雾诗歌中众多的原始神话意象分析可见彝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诗人的心灵世界、思想情感、创作指向有着不容忽视的牵引力。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民族从初始阶段以来世代相传的普遍性心理经验的积淀，荣格认为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他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之为原型，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普遍意象，以“种族记忆”的形式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意象和模式，写作时，原型作为潜在的无意识不由自主地进入创作过程，外化为各种“原始意象”，每一个原始意象都是人类命运和人类精神的“文明碎片”，有着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痕迹，正如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指出的，创作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源泉”［5］。以神话原型理论透视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可见主宰诗人潜意识，成为他深层创作动因的是关于民族的各种“文化记忆”沉淀，即本民族的神话意象、原始宗教巫术意象、生命诞生和死亡意象以及自然界中与本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山林、鸟兽等自然物象。通过对其诗歌文本中意象的梳理、整合，我们可以探索并破译彝民族文化的心理特质和内在精神，从而深入理解其诗作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内核。
首先是彝民族的生死观，诗人写妇女的受孕、生育，孩子的降生、夭亡，写老人之死，写传说中的生死之界，抒写自己把生命的诞生和死亡视为给土地纹身，诗人这种直面生命现象的存在与消亡的思考是对生命本体的严肃关注，其悲剧意识实质上折射出彝民族曾经的无数苦难和沧桑，以及历尽坎坷后超脱生死，通向神示的旷达生命意识：
你毅然闭合智慧的洞穴
天空中一扇拱门由此洞开
子孙的热泪 春播的荞种
同时撒向大地
彩蝶 幸福如歌舞
——《老去》
诗人从族人生命现象的更替中体悟、神会到民族心灵的沉郁与高远、豁达与雄迈是民族生命不息、生机勃发的力量和希望。
其次是民族性格、精神。彝族生活在大西南山区，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形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特有的民族性格：纯朴而沉重、坚韧而顽强、豪放而粗犷。诗人对神人支格阿龙射日等神话的追念，对火、鹰、虎等图腾崇拜及森林荒山中狩猎生活的抒写，就是旨在显现彝民族固有的英勇、刚强和蓬勃的生命活力。“我们一个个戴着时间的镣铐/赤膊上阵/我们是武士的后代么/我们是武土身上的甲壳么”(《阳光》)，武士的挑战与征服、强悍与进取正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背景》中“剽悍”而“睿智”的虎的形象更是彝民族性格和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只剽悍而孤独的虎
以它的睿智 以它超群的冷静
默默地在更高更远的山头
注视着 倾听着……
——《背景》
诗人对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命运遭遇的原始与现代、愚昧与文明、民族文化与生存焦虑在现实境遇中的二元对立有深刻的体察和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以民族忧患意识下产生的深沉民族情怀为诗的灵魂，抒写对精神家园的吁求和重建现代民族精神的渴望，以现代意识回望古老的历史“陈迹”和文明“碎片”，追慕原始生命强力和昂扬的创造生机，表达重铸民族魂实现民族繁荣复兴的美好宏愿。
焦灼灵魂的真诚吟唱——阿库乌雾诗歌创作论
■ 宋永祥
发布时间：2005-2-16 21:58:57
诗 艺：迥异灵性的演绎与诗美范式的建构
对阿库乌雾双语诗歌创作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诗歌文本包含的诚挚民族情怀的理解和丰富文化内涵的诠释，我们还必须借助民族文化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和现代诗学来解读这位学者型诗人是怎样完成民族情感和多重文化命题的诗性转换的，即诗人是如何把这些“诗的元素”以具有诗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因为正如雅克•马利坦指出的“诗性意义之于诗，恰如灵魂之于人——它是诗性直觉本身运用其天生的直接效力传达给作品的”［6］，只有通过诗性直觉，作者抒写题材蕴含的思想内涵才会以诗意的韵致显现，只有具备诗性思维，诗人的内在情思才会依托特定的意象展示出有创意的诗美范式。阿库乌雾，承袭了沉郁、坚韧、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彝民族能歌善舞和悠久的诗歌传统哺育了他诗人的才情和气质，远离故土、身居都市多年，对故乡、民族的复杂情愫在思念中以卓尔不凡的奇思异想化作一次次诗性体验。他遥想、追念本民族历史远去的岁月：“篝火喷吐鸡犬之血 草木依然/喧闹不停/托起高原众神的私语/木屋十分遥远”(《岁月》)；回首族人从祖先开始的劳动生活，伐木也有了崭新的诗意：“斧柄，长满嫩绿的枝叶”(《回首》)；故乡的土地、森林、飞禽走兽更让他浮想联翩，怀念过去，因为“每一寸沃土打上化学的胭脂/森林的身体时髦得/长出现代植物瘤/乌鸦的笑声遗落/被解剖的野史目不忍视……”(《怀念》)。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深情地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眼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阿库乌雾因为深爱着故乡那片土地，因为有着对诗艺的不懈追求，所以他总能以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灵性把自己的情思转化为审美观照。《土路》就是这样的佳作，以寨子出发走向寨子的普通土路，沉默、安祥、厚实，诗人在对上路的凝思中伸发出对民族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关注和遐想，对民族进步发展的冀盼：
土路上下星落星起
人兽共处的洞穴
子嗣如烟 夜深
土路如玉的胴体婉约
舐犊之声静谧……
——《土路》
精巧的构思，丰盈的物象，新奇的隐喻，纯净的语言，营构出宁静蕴藉的意境，传达出对司空见惯的事物独到的体察和灵智的思悟。
阿库乌雾的这种诗性思维或诗性直觉与彝族原始神话思维遗迹和审美思维传统一脉相承，像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彝族远古时代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独特的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文化，与之伴随而产生了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原始思维方式——神话思维，这种思维按照万物有灵的原始文化观念来思考世界，把自然现象、宇宙万物同生命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把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事物都看作是相互关联和渗入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神话世界中，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石头泥土等，都有感情意志，天地万物总是混然相生，具有与人同样的心理和其他功能，处于无别的混沌状态。……不但天与人、心与物同出一源、合为一体，而且在语言的表述和称谓上也是一片混沌。”［7］虽然神话思维随着人类神话时代的结束而解体，但这种思维“具象性”、“互渗性”、“整合性”的特点并未由此消亡，而是演化为审美思维的内涵。具有原始神话思维特性的审美思维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中都有或隐或显的体现，阿库乌雾深受民族文化的薰陶和滋养，摄取了《阿细的先基》、 《勒俄特依》、《阿惹略》、《阿诗玛》等母语史诗的神话灵智、神奇思想，承传了山地民族特有的具象化、心灵化的思维方式，因此诗人积淤于心的深厚民族文化积淀、复杂痛楚的民族情感为得天独厚的神话思维质素所酝酿、激活，在现实文化语境中一触即发，以灵感的闪现凝淀为别具一格、新颖独特的诗行。
箭簇沉入时代的海底
刀枪垂落历史的枯林
只有语言的龙虎卷起狂飙
卷起灵魂的毡叶
卷起时间的遗孀
卷起一切生老病死的余音
高高地飘扬
——《行咒》
诗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借助神话思维的互渗特性打通世界物象之界限，穿透语言表述之畛域，情思勃发，以鬼斧神工般的灵性智慧心领神会自然物象、生命现象、人类生活的联系，诗歌创作想象奇特，意境神异，情致诡秘，想他人未曾想，言他人未曾言，奇思不断，妙语叠出，意趣横生，不落俗套，令人称奇叹服。比如诗人写原木：
“你们用木叶唱出天真的情歌，你们的性欲超凡脱俗，你们的宗教充满生殖的内涵。你们以对先祖的暗算换取子孙的繁茂。如今，你们失去判别一切善恶的能力，你们深信生命无善无恶无枯无荣的格言，你们的语言成为经年的鸟巢，散发着衰微的死光。”
——《原木》
作为一个文化功底厚实，知识结构完备，眼光敏锐而视野广阔的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没有陶醉于灵性十足的神话思维模式优势而固步自封。学海无涯，艺境无边，他一方面研习波德莱尔、叶赛宁、叶芝、庞德、艾略特等人的诗作，广泛吸纳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 哲学、宗教学著作，借鉴西方文化哲学、美学思想，以多元文化、多向度艺术思维的充分熔铸来提升、完善自己的诗艺和诗学理想。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诗源起于近现代工业文明与人性的冲突、终极信仰的毁灭及传统理性、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西方现代诗人们从美学原则和诗学策略上对西方传统诗歌进行暴动、反叛，他们以象征、隐喻、反讽、悖论、艰涩、陌生化等现代手法策反传统诗歌技巧，以具有金属性硬度和密度的诗歌新质素置换传统诗歌的软性抒情元素，以此达到对现代人复杂心理深刻细腻的洞察和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及人类命运的哲思。阿库乌雾和众多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一样，遭遇着与西方现代诗人类似的文化幻灭的生存语境，目睹本民族文明方式的衰落使他无法逃避地经受着情感撕裂、精神失陷、信仰危机及种种灵魂历险，但强烈的民族自认情结和“我族”意识促使他将个人命运汇人民族命运，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精神家园的重建者。这样的诗学主题使他对西方现代诗的质素和艺术技巧产生天然的亲近感。
焦灼灵魂的真诚吟唱——阿库乌雾诗歌创作论
■ 宋永祥
发布时间：2005-2-16 21:58:57
阿库乌雾凭藉自己的诗性智慧摄取西方现代诗学的内蕴，不着痕迹地化用于其诗歌创作。“图腾的叶子随烟云游牧深谷／黑色是一种起点／披风针泪成林/朽木无翅 塘火井寂 铜铁嘶鸣/影子再次被栏禁／惟有情人般的草木/喃喃低吟” (《风祭》)。诗人在如河水般流淌奔腾或如烟似雾般环绕弥漫的诗歌情绪中注入内在强度和密度，改变传统诗歌的诗质元素，使诗质增添金属性的硬度和力度，这样的诗作不仅似抒情的音乐，也接近雕塑、建筑，情绪坚实，蕴藏力感，涵盖思考的深度和心灵撞击力。
在现代诗歌中，意象的创造是诗意呈现的重要方式。庞德说：“意象是理智和感情刹那间的错综交合，……这种突如其来的‘错综交合’状态会使人顿时产生无拘无束，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8］。阿库乌雾善于把充满灵性的审美思维与现代诗的技巧融为一体，选取寻常物象，生气灌注，把思想和情感转化为现代意象，从而使诗的内涵获得一种诗性张力，《裙裾》、《岩羊》、《木马》、《鼓韵》等诗堪称意象精美之作。
竖起成瀑布谁能看透
横呈为山路走不尽
彝人之妻再用我
终将不腐的灵魂
作源头 让生命
在百折千回里
摘到人间
最后一枚生涩的果子
在祖灵面前默默
呈现不会发芽的果核
只有藉助女人的身体
你才能实现一次
无比完整的轮回呵
我的百褶裙……
——《裙裾》
具有民族特色的百褶裙，被诗人的灵心慧眼赋予其无尽的含义：它兼有彩霞、秋叶的韵致，是繁衍万物生命的深奥森林，是生命延续的狂放乐土，百褶裙凭藉女性的身体成为飘逸而沉郁、绚丽而繁复的生命意象，人生的欢乐和痛苦，世间的幸福和磨难，生存的本质意义，生命的更替轮回，尽在女性百折千回的裙裾里，全诗蕴味含蓄而引人沉思。
运用汉语写作，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潮流，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势态下形成的特殊文学现象，不难想象疏离民族母语而以汉语创作无疑将使少数民族作家、诗人面临无数困惑和挑战。我们知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掀起了文学批评和创作中新的语言潮汐，许多文学批评家欣然以“文本”概念替代“作品”，用以强调语言的主体性地位，语言的系统结构、语词与思维、语言与存在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广泛运用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现代文学批评中；文学创作中，把语言形式视为艺术本体，尊崇语言和话语方式的地位，强调语言的陌生化，对传统语言策反以实现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成为时尚；这种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实质上是对艺术本体的重视。阿库乌雾以学者的智慧和诗人的敏锐意识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遭遇汉语”是难以逃避且必须直面的挑战，然而这又是创作中进行“汉语革命”的绝好契机，因此他提出：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应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度把握，“将自己所独有的异文化质素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9］，对汉语旧有语义的所指与能指体系进行捣毁，以汉语符号体系和汉语的文化积淀与本民族的民族审美意识、心理思维方式及现代艺术精神进行熔炼获得新的表意体系。阿库乌雾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抓住这个出乎意外创造汉语表达空间和生命活力的可能性，自觉追求彝民族心理素质、文化气质、思维方式与汉语、汉文化及现代文化意识的深层交汇、共振，力图使自己的创作超越狭义的民族文化界限，达到语言与多元文化同物共振的境界，创造出有别于原来汉语，浸染本民族文化积淀而又超越其间的“第二汉语”。
“来自最遥远的警示危机四伏。风的绿毯伤痕累累，四季如一的长势，体现生命的另一种硬度。单靠砍伐，单靠野火，不可以使它灭绝。文化与荆棘的渊源，在它锋利的尖端闪现又一次完整的轮回。针芒的意志总是暗蕴剧烈的冲突，何尚不是古往今来习以为常之事，回忆在刺丛中支离破碎。”
——《刺界》
从散文诗《刺界》中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些方块字，还是那些语词，但经过诗人异质文化因子的渗透和审美思维的重组，改变了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词在新的组织中跨越常规意义，语言在陌生化中延宕了对事物的指称、感受，因此显现出多义、幻想、新异、矛盾对立、诡谲多变的多维度语言趋势。这是对汉语资源的激活和扩展，对汉语诗歌表达形态的开拓。与此相应，诗人又把这种诗歌语言的探索运用子母语创作，致力于彝语诗歌的语言革新。无疑，阿库乌雾在诗歌创作中的语言创新尝试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由此可见，阿库乌雾是以彝族特有的审美心理、艺术思维方式，与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派等现代诗歌技巧在当代中国现代诗潮的语境中进行溶合，在具体的诗歌意象、艺术意境的创造中，以异质文化互渗的“第二汉语”追求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诗美范式的重构。
诗 道：宏观理性的诗论与焦虑生命的突围
阿库乌雾是颇具诗性气质和才华，执著追求诗艺的诗人；又是极冷静理智、严谨治学的学者。作为诗人，他对当代少数民族诗人遭遇的文化境遇、多重精神负荷有着切身的体验；作为学者，他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长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使创 作和研究在超越自我中不断提升，达到崭新的境界。从他对吉狄马加、栗原小荻、倮伍拉且等当代少数民族代表诗人创作的个案研究和《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宗教精神》、《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等宏观论文中，可见他从哲学、美学、宗教、民族文化学、现代诗学等角度切入，对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进行了理性剖析和整体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诗学主张：即以现代意识观照民族文化沉淀、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宗教精神，抒写新的民族精神从而完成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内涵的审美建构；以现代语境中各自民族的异质文化因素和迥异的思维认知方式，通过汉语诗歌写作令汉语走向多元意识的内在整合，创造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特有的艺术话语形式，完成对汉语诗歌语言的重构。［10］当然，这种“建构与重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少数民族汉语诗人而言，这是一个不断探索、追求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荆棘无数又魅力无穷的诗学理想，更是一条艰辛坎坷而又值得全心付出、执著开拓的诗歌创作道路。主流文化的变迁，现代意识的更新，诗歌艺术的演进将给追求诗艺的少数民族诗人们提供契机也提出挑战，正如阿库乌雾所说的：“这既是语言历险与诗歌艺术的历险”，又是“文化历险与人格历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汉语诗坛以杨炼、江河等为代表的先锋诗人，关注诗歌的文化探索，根植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重新发掘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把现实与历史、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文化境遇与历史使命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声势浩大的“文化诗歌运动”，使诗歌主题走向深化；有理由相信：由众多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参与的“汉语重构和各自民族寓言的建构”，以其各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意识、民族诗歌传统和汉语符号体系及文化积淀相融合，在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识、开放的现代意识和固有的民族意识影响下，将为汉语诗歌的繁荣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焦灼灵魂的真诚吟唱——阿库乌雾诗歌创作论
■ 宋永祥
发布时间：2005-2-16 21:58:57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阿库乌雾缜密而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宏观诗论转向其诗歌创作的心理历程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焦虑躁动、忧患伤痛又思绪飞扬、激情洋溢的内心世界，看到的是诗人竭力寻求突围的炽热而焦灼的灵魂。从创作心态上看，阿库乌雾作为边缘民族亚文化个体在现代语境和生存环境中遭受着极为尴尬的精神际遇，写诗，成为其生命个体寻求从焦灼、伤痛状态中实现生命突围的方式：
“突围抵达于
岩石底部最后的
洞穴
神驹的蹄窝
积满人性的呓语”
——《突围》
阿库乌雾在时代语境中经历了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疏离、反叛后又虔诚回归，寄情于故乡风景、民族风情，潜沉于民族远古神话、图腾崇拜、宗教巫风，终于抵达和触摸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源泉——给人自信与力量、新生与希望的艺术宗教精神。
我们知道，宗教文化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文明史和心灵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追溯人类文化史，可见原始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沉淀的深层底蕴，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原始宗教往往是以天、地、日、月、风、雨、霜……为信仰依据；动植物崇拜、自然崇拜即是神话思维下的原始宗教形式，原始神话、祭辞、歌谣、史诗都是在原始宗教的神灵世界氛围里孕育而成的。彝族在自然宗教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较为完善的原始宗教是以“毕摩”这一原始宗教职能形式表现出的一种巫文化，“毕摩”即巫师，其宗教职能是按照彝经主持驱鬼、安魂、送灵、消灾避祸、祈求福祉、诅咒、占卜、神判等宗教巫术活动，“真正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对人的关怀，通过一种神秘体验的方式，来达到对人生最高存在的领悟。”［11］
“毕摩”文化包裹的内蕴正是这种对人生此岸幸福的祈求、个体生命的关怀及彼岸世界的慰藉——元宗教精神，阿库乌雾深刻感悟到其关爱生命、救赎世界的灵性力量正是生命突围、皈依的依托，因此他对“毕摩”文化的宗教精神内质和元气进行诗性转化，并使之成为重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巫风》、《诬咒》、《巫唱》、《巫光》、《行咒》、《神谕》等诗就是对奇谲、诡秘的民族宗教世界进行深刻的现代精神触抚和艺术哲学揭示，并以其固有的神秘色彩凭添诗歌迷人的艺术魅力。
一株草一株灵性丰满的草
一双深蓝色的手
在大江的北岸
在“送魂经”最辉煌的一页
突然放射出魔幻般的光芒
于是人类万能的灵光中
因而有了神苹无言的浸透
——《寒夜》
阿库乌雾反叛后回归，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现状的反思内视和对民族宗教精神的虔诚触抚中思想境界、文化视野、诗学理想都实现了自我超越，焦虑的灵魂得已找到生命突围的方式，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开始以超凡脱俗的“个体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从容而大气地把眼光投向城市，这种从“内视”到“外视”的转向实质上预示着诗人创作上的飞跃，因为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抒情诗所说的“这时个别人物才开始把自己和外在世界对立起来，反省自己，把自己摆在这个世界之外，在内心里形成一种独立绝缘的情感思想的整体”。［12］阿库乌雾以民族宗教精神的质素、元气和现代文化意识的“混血”优势，独立审视现代城市文明、现实生存环境及芸芸众生的生活，在大型组诗《异类》中，诗人以“异类”的身分、异样的眼光透视城市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工业文明导致的生命的局促和荒诞，都市生存环境的光怪陆离、阴暗丑恶、尔虞我诈、危机四伏……由此开始，阿库乌雾彻底“走出巫界”，超越单纯狭义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以多元文化积淀为底蕴，表达作为生命个体对这个世界、人类生存及生命意义的追问、沉思。写诗，以理性思考和批判反抗庸常、尘俗、琐碎，表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成为诗人开启精神纵深的内在空间，聆听神示，以“诗意栖居”而真正实现生命突围的方式。诗人在《春殇》中写道：
在这个卵状的星球上
每次生死都必须带着
强健的翅膀
惟有翅膀才能使出壳的
灵肉自由地飞行
膜拜翅膀成为人类
轻盈的信仰
无论世界怎样改变，无论历史走向何方，膜拜强健的翅膀，渴望自由的翱翔，憧憬精神的解放，这是人类的心声，生命本真存在的向往。
注释：
[1][2]郜元宝编译《人，诗意地栖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4]冯川编译《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27页。
[5]《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26页。
[6][8]转引自陈圣生著《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21页。
[7][11]张文勋、施惟达等著《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17、77页。
[9]［10］参看罗庆春《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哲版)，1996年第3期。
［12]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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