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彝族历史简述
云南昭通是民族杂居区，彝族人口17.6万，曾居少数民族首位，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彝族是昭通的世居民族，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为昭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始终不屈不挠开拓奋进。
一、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
彝族是一部分“西南夷”的融合体，过去彝族叫“夷人”，“夷”泛指各少数民族。解放后，毛主席把“夷”改做“彝”才叫做彝族，彝族是土著民族。
远古时代，昭通就居住着彝族先民。彝文古籍载：六祖之前的武?k 时代，以鲁旺（鲁甸）为中心，周围分布“七大沟则”部落，昭通坝子居住的是窦氏部落，昭通古称窦地甸，就是彝语音译“窦家坝子”的意思。沟则部落就是彝族先民，至今彝族内还有个支系称为“沟则”。
战国时代，有个叫笃慕的部落居住在以洛宜山为中心的滇东，笃慕的六个儿子分支到西南三省，传播了彝文化主体构件，融合了大量部落，形成彝族雏形。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
二、乌蒙和芒部两大彝族部落
上千年时间，昭通境内有乌蒙和芒部两大部落，乌蒙在西，芒部在东。
六祖分支，第四祖的恒部游弋在滇东，和濮人打七八代人的仗。第八世恒雅妥之时部落强盛起来，进入昭通站住了脚。东汉初，第十九世孙名叫乌蒙，部落更加强大，以其名为部落名及地名。
第六祖默部二十一代孙勿阿纳，迁到贵州建立了“柯禾大城”，又过四代蜀汉之世，妥芒部分支到镇雄地方建立了芒部部。
汉武帝开疆置郡，乌蒙在朱提，芒部在南广，汉族移民进入朱提南广。先进的中原文化、优秀的土著文化交融，迸发出灿烂的朱提文化。繁荣的朱提时代由彝汉人民共同成就。繁盛的朱提时代，培养出一批朱提大姓。汉族大姓勾结部落首领，疯狂掠夺资源，廉价、无偿使用土著劳力，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贩卖，敛聚了大量财富。大姓政治欲望膨胀，和中央政权、大姓之间矛盾激化衍变成战争。致朱提在两晋时衰落直到消亡。
唐宋时代，中央政权和汉族移民退出，给乌蒙芒部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唐有乌蛮七部，阿蒙即乌蒙部。芒部汉文献没记载，有学者认为鹿卢部即芒部和水西的泛称。乌蒙、芒部是 爨氏和南诏势力下的小方国，名不见经传，汉文献记载很少，有待今后的研究和彝文资料的整理来填补空白。宋代封阿杓为乌蒙王，乌蒙王墓址犹存。宋王朝设“西南番部大巡检司”，芒部酋长陇氏任巡检副使。乌蒙芒部在中央的影响和实力明显提高。
三、土司时代和改土归流
元明时期，乌蒙芒部进入土司时代，社会形态也进入封建领主制，明末地主经济萌芽。土司制是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把部落酋长封个官，“以夷治夷”为朝廷效力，也算是当时的民族区域自治。土司和土司政权都纳入中央的建制、吏制管理，实行土司制算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
元世祖至元年间，设乌蒙路以禄氏为总管，设芒部以陇氏为总管。明洪武十四年（1381）乌蒙芒部降明，改乌蒙路、芒部路为府隶四川布政司，禄氏、陇氏为世袭土知府，领三品衔。十七年升军民府，军政一齐管。明朝订了税赋，乌蒙、芒部每年交谷八千石、毡衫八百领、易马四千匹。清承明制，仍以禄氏、陇氏为土知府。土司时期乌蒙芒部的社会经济都有更大发展，马可波罗游记里反映出一片丰衣足食的祥和景象。
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明王朝着手废除土司改土设流。嘉靖初，芒部陇寿、陇政弟兄争袭，陇政诱杀陇寿，官兵又捕杀陇政，历数年战乱。嘉靖五年（1526），朝廷以芒部土司绝嗣改土设流更名镇雄府。芒部头目及周边土官不服，战乱更加严重，九年撤流官知府以陇寿子陇胜为通判恢复土官如故。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岳钟琪争夺乌蒙、芒部改土归流。年底鄂尔泰乘岳钟琪平冕山判乱之机出兵四川的乌蒙、镇雄，半月两府俱平。雍正五年，乌、雄二府划归云南改土归流，自此结束了千年彝族地方政权。
滇东北改土归流是“滇东北各族人民一次深重的灾难”、“给滇东北一次惨重的蹂躏”（方国喻云南地方史、中国社科院彝族简史），生产力严重破坏，社会解体，乌蒙彝族人口近于绝灭。如此严重的后果，都因为鄂尔泰斩尽杀绝、“不余一孑”的错误方针。
四、二十世纪的辉煌岁月
改土归流百多年，昭通彝族在低谷里艰难徘徊。咸同年间，清政府利用彝族帮助他维持风雨飘零的政权，各种限制开始解冻，彝族社会开展复苏起来。清末民初，昭通彝族一批接受了先进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奠定了民国云南政坛的格局。龙云主政云南后，昭通彝族成了云南统治集团的梁柱，县团以上实权人物四五十人，左右云南政局。
以龙云、卢汉为首的昭通彝族，为云南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护法战争。
停止参加军阀混战及早结束云南战乱，经济恢复发展，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积极抗日不遗余力，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投身解放事业，率领云南起义，为新中国建立作出应有贡献。
解放后，昭通彝族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平等、消除民族歧视，信心百倍开创新时代，走向新的辉煌。
一、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
彝族是一部分“西南夷”的融合体，过去彝族叫“夷人”，“夷”泛指各少数民族。解放后，毛主席把“夷”改做“彝”才叫做彝族，彝族是土著民族。
远古时代，昭通就居住着彝族先民。彝文古籍载：六祖之前的武?k 时代，以鲁旺（鲁甸）为中心，周围分布“七大沟则”部落，昭通坝子居住的是窦氏部落，昭通古称窦地甸，就是彝语音译“窦家坝子”的意思。沟则部落就是彝族先民，至今彝族内还有个支系称为“沟则”。
战国时代，有个叫笃慕的部落居住在以洛宜山为中心的滇东，笃慕的六个儿子分支到西南三省，传播了彝文化主体构件，融合了大量部落，形成彝族雏形。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
二、乌蒙和芒部两大彝族部落
上千年时间，昭通境内有乌蒙和芒部两大部落，乌蒙在西，芒部在东。
六祖分支，第四祖的恒部游弋在滇东，和濮人打七八代人的仗。第八世恒雅妥之时部落强盛起来，进入昭通站住了脚。东汉初，第十九世孙名叫乌蒙，部落更加强大，以其名为部落名及地名。
第六祖默部二十一代孙勿阿纳，迁到贵州建立了“柯禾大城”，又过四代蜀汉之世，妥芒部分支到镇雄地方建立了芒部部。
汉武帝开疆置郡，乌蒙在朱提，芒部在南广，汉族移民进入朱提南广。先进的中原文化、优秀的土著文化交融，迸发出灿烂的朱提文化。繁荣的朱提时代由彝汉人民共同成就。繁盛的朱提时代，培养出一批朱提大姓。汉族大姓勾结部落首领，疯狂掠夺资源，廉价、无偿使用土著劳力，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贩卖，敛聚了大量财富。大姓政治欲望膨胀，和中央政权、大姓之间矛盾激化衍变成战争。致朱提在两晋时衰落直到消亡。
唐宋时代，中央政权和汉族移民退出，给乌蒙芒部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唐有乌蛮七部，阿蒙即乌蒙部。芒部汉文献没记载，有学者认为鹿卢部即芒部和水西的泛称。乌蒙、芒部是 爨氏和南诏势力下的小方国，名不见经传，汉文献记载很少，有待今后的研究和彝文资料的整理来填补空白。宋代封阿杓为乌蒙王，乌蒙王墓址犹存。宋王朝设“西南番部大巡检司”，芒部酋长陇氏任巡检副使。乌蒙芒部在中央的影响和实力明显提高。
三、土司时代和改土归流
元明时期，乌蒙芒部进入土司时代，社会形态也进入封建领主制，明末地主经济萌芽。土司制是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把部落酋长封个官，“以夷治夷”为朝廷效力，也算是当时的民族区域自治。土司和土司政权都纳入中央的建制、吏制管理，实行土司制算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
元世祖至元年间，设乌蒙路以禄氏为总管，设芒部以陇氏为总管。明洪武十四年（1381）乌蒙芒部降明，改乌蒙路、芒部路为府隶四川布政司，禄氏、陇氏为世袭土知府，领三品衔。十七年升军民府，军政一齐管。明朝订了税赋，乌蒙、芒部每年交谷八千石、毡衫八百领、易马四千匹。清承明制，仍以禄氏、陇氏为土知府。土司时期乌蒙芒部的社会经济都有更大发展，马可波罗游记里反映出一片丰衣足食的祥和景象。
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明王朝着手废除土司改土设流。嘉靖初，芒部陇寿、陇政弟兄争袭，陇政诱杀陇寿，官兵又捕杀陇政，历数年战乱。嘉靖五年（1526），朝廷以芒部土司绝嗣改土设流更名镇雄府。芒部头目及周边土官不服，战乱更加严重，九年撤流官知府以陇寿子陇胜为通判恢复土官如故。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岳钟琪争夺乌蒙、芒部改土归流。年底鄂尔泰乘岳钟琪平冕山判乱之机出兵四川的乌蒙、镇雄，半月两府俱平。雍正五年，乌、雄二府划归云南改土归流，自此结束了千年彝族地方政权。
滇东北改土归流是“滇东北各族人民一次深重的灾难”、“给滇东北一次惨重的蹂躏”（方国喻云南地方史、中国社科院彝族简史），生产力严重破坏，社会解体，乌蒙彝族人口近于绝灭。如此严重的后果，都因为鄂尔泰斩尽杀绝、“不余一孑”的错误方针。
四、二十世纪的辉煌岁月
改土归流百多年，昭通彝族在低谷里艰难徘徊。咸同年间，清政府利用彝族帮助他维持风雨飘零的政权，各种限制开始解冻，彝族社会开展复苏起来。清末民初，昭通彝族一批接受了先进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奠定了民国云南政坛的格局。龙云主政云南后，昭通彝族成了云南统治集团的梁柱，县团以上实权人物四五十人，左右云南政局。
以龙云、卢汉为首的昭通彝族，为云南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护法战争。
停止参加军阀混战及早结束云南战乱，经济恢复发展，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积极抗日不遗余力，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投身解放事业，率领云南起义，为新中国建立作出应有贡献。
解放后，昭通彝族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平等、消除民族歧视，信心百倍开创新时代，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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