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蛮人”的训马术 ■ 陇永志　　 发布时间：2005-10-26 12:18:55　　原出处：昭通日报 　　行迈在乌蒙山间的乌蒙马，“体貌不逮水西（马），神骏过之。食苍莨之根，饮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磨齿，背广以平；途试之，夷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隐然有不受羁勒之意。”大有君子养晦之道，也似乌蒙山人的性格，刚强不表现于外。凡上等之马，“蛮人”爱之，不出售，也不频骑，“惟临阵急走乃用之”，“蛮死则以殉”，远甚今人之爱宠物。
　　古代乌蒙马之所以名扬海内，在于乌蒙“蛮人”的训马术。
　　根据史料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牧马业。远在唐代之前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宋代开始大批输入内地。当时宋王朝为了抵抗来自北方的武力进攻，迫切需要战马，于是在邕州（广西南宁）、四川泸州置市马场。从这两地买去的马，一度在饶州（江西鄱阳）等地设牧监豢养，繁殖之后，大部分交付前线使用。如南宋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年）“以三百马殖岳飞”，“以百骑赐张俊”。牵马前去泸州，南宁贸易的多为乌蒙（今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的蛮人。累官至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在其《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说：“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俗习气大低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耳，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玉腰束麻索，以便乘马。”
　　元代，蒙古人以骑射夺取天下。然而元王朝在亦奚不薛（今贵州省毕节地区）、乌蒙今云南昭通市）养殖的马，却称之为“国马”。证明水西（亦奚不薛）、乌蒙马不在蒙古马之下，才有资格获“国马”的荣称。当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路经乌蒙等地时记载：见沿途有环墙之城村甚众，是一处产良马之地。”并说：“云南省及广西贮地产健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　　
　　明代，乌蒙地区实行封建王司制度，王朝向乌蒙等地除定赋税外，“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岁易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可知当时养马业的发展，易马给乌蒙等地“蛮人”在经济生活上带来了不少益处。一当有了战争，则少了不还要购买乌蒙马。如洪武十五年（公元１３８６年）：明庭“赍白金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两，往乌撒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四匹。”（《明实录·洪武录》）。至民国抗战时期，云南第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据原驻防昭通的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安思溥回忆：一八二师从云南出发抗日时有乘、驮马七百二十一匹。其中不少乌蒙马。在驰名中外的徐州会战中，乌蒙（昭通）人和乌蒙马为国家的生死存亡、立下了赫赫战功，永存史册。
　　清代，水西、乌蒙夷民（彝族），遭受吴三桂，鄂尔泰的血腥屠杀，十室九空，“夷民之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滇云历年传》），夷民为之抗暴，付出了血的代价。“蛮人”的训马术也随着夷民的稀少而失传。幸有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１６８７年）起巡抚贵州的田雯，在《黔书》卷三水西乌蒙条中，不仅对水西，乌蒙马作了十分传神、逼真的描述，而尤其珍贵的是记录下了乌蒙蛮人（昭通彝族先民）的“攻驹”训马术：
　　“驹始生，必保其母之饥渴，而洁其寝处。晓夕与俱，所以助其种，而使益厚其子之气也。生三月，择质之佳者而教之。系其母于层岩之巅，置驹于下，馁之移晷，驹故恋乳不可得。倏纵之，则彷徨踯躅，奋逸（迅）腾踔而直上，不知其为峻矣。已乃挚母于千仞之下而上其驹，母呼子应，顾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驰之，则狂奔冲逸而径下，亦不自知其为险也。如此数回而后（未）已焉，则其胆练矣，其才猛矣，其气肆矣，其神全矣。既成，犹复绊其踵而曳之。以齐其足，所投无不如意。而后驰骤之，盘旋之（蚁封之上，磊洞之间。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则陟太行若培）上巉崖若培，履羊肠若庄达（道），而轶类（伦）超群也。乌呼！此乌蒙马之所以良也。”
　　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交通四通八达，运输车辆各式各样。但在乌蒙山区的崎岖小道上，随处可见乌蒙马仍然是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驮运的交通工具。人们仍然能在乌蒙山区的小道上，看见迈着稳健步法的乌蒙马，与人擦肩而过，与车辆齐头并行。与山比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