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 聂蒲生　　 发布时间：2006-1-2 22:24:22　　原出处：《民族研究》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体质人类学家；民族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3）03-0015-06

　　　　　　　　　　　　　一、民族语言学家对我国民族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大部分民族学研究机构和许多著名大学内迁至西南地区。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纷纷来到抗战的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从而对我国民族语言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抗战时期在昆的民族语言学家对云南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8年秋迁至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次年恢复工作。该所的人类学组在昆明的工作，对于该处成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学研究基地产生了重要作用。人类学组在抗战时编印出版了《人类学集刊》杂志。1940年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奉令向四川转移，到年底才全部到达南溪县的李庄，至次年1月，全部恢复了工作，并使李庄也逐渐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民族学研究基地之一。
　　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云南汉语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参加调查者主要有丁声树、董同和、杨时逢3人（张琨调查了3个县）。共调查了云南省98个县、123个方言点，除鲁甸、威信、金平、砚山等12个县未作调查外，所调查的点几乎遍布全省，材料十分丰富，点多面广，能全面反映当时云南境内汉语方言的面貌。这些调查材料由杨时逢整理编定，赵元任审阅并作序，于1969年在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书名为《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部分）》。这部调查报告反映了40年代云南各县汉语方言的状况，在语音精确描写和方言与古音的对照方面是很成功的。本书对全面了解60多年以前云南各县汉语方言的情况有重要价值，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和语言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颇受国内外方言研究专家的重视。
　　抗战时期，还有一些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对云南方言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语言组的罗常培教授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北京人，满族。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9年后，他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逝世。
　　1938年，罗常培在《东方杂志》第38卷第3号发表了《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此文对昆明话的特点，提出：（一）声母方面：（1）尖团不分；（2）zh、ch、sh三母读音（按：指舌位靠前）；（3）r母读音；（4）n、l两母不混。（二）韵母方面：（1）撮口呼变齐齿呼；（2）复元音的单元音化；（3）an、ang两音韵尾的失落；（4）en、eng两韵尾的失落；（5）in、ing因韵尾失落而变为同韵；（6）ian、uan变为同韵；（7）O韵的圆唇程度略减；（8）eng韵在唇声字后主要元音的圆唇程度加强。（三）声调：分阴、阳、上、去四类。1944年，罗常培在《云南史地辑要》发表《云南之语言》一文，此文是云南语言研究史上第一篇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较全面研究云南语言的重要成果，对云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特点、分区、系属等作了正确、全面的分析。此文对云南语言辨析精微，引例亦较翔实。全文分叙论、汉语方言、台语（即傣语）、藏缅语、苗瑶语、孟吉蔑语（即孟高棉语）、民家语（即白语）、结论等八章。汉语方言一章分析了云南方言的地位、分区，并举昆明、大理、玉溪、巧家4县为例，说明云南汉语方言的特点是音系简单，阳韵尾的鼻音多变为鼻化韵。在无入声调的方言中，古入声归阳平，各地方言词汇互异，语法大同小异。
　　193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同和写了《保山话记音》（未发表）。因听说保山话像南京话，有人说像北平话，引起探索者的兴趣，于是请人发音并制了音档，证明保山话跟南京话、北平话只是相近，并不相同。1939年，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陈士林对洱海沿岸大理、凤仪、宾川、邓川4县的方言进行了调查，记录了音系，列了同音字词和古今音比较表。发现邓川入声的调值虽极近阳平，却自成一个调。
　　（二）抗战时期在昆的民族语言学家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宥、张琨、傅懋勣、邢庆兰、高华年、袁家骅等民族语言学家将云南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这些民族语言学家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
　　1.在傣语研究方面，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皮尔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始人李方桂，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昆明北郊的龙泉镇后，他在1940年调查了云南富宁县剥隘村的傣语，历时两月，记录了语言并灌制了音档。193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张琨调查了盈江摆夷语词汇1 000余条，按摆夷语音排列。1942年，罗常培调查莲山摆夷语，记下音值，录了1 000多个词，20几段会话。每词每句都列出摆夷文字和国际音标注音。罗常培于1944年在《云南史地辑要》发表的《云南之语言》台语（即傣语）一章，对傣语的地理分布、分支、特征作了全面介绍，指出傣语声调分4类，与汉语平、上、去、入相似，由于声母的清浊而变为8类，有的因元音长短而列为9类。声母有特殊塞音［b］［d］两个，有的还有［k］、［pl］等复辅音。文字有由缅文演变而来的和近似南部泰文字母的两种。1942年，西南联大邢庆兰调查罗平县的傣语，可分两种，流行于喜旧溪和块泽河的叫仲家语，旧《罗平县志》称为“沙人”。汉化程度深，其语言除老人还会讲外，几乎将要消失。流行于八河多衣河的叫浓语。调查搜集到3 000个词，长篇谈话有生活谈3篇，风俗谈3篇，亲属制度1篇，故事传说3篇。另外，邢庆兰还在1943年2月调查了红河上游花腰摆夷聚居的漠沙，搜集到民间故事、神话20余则，风俗琐谈10余则，民歌若干首。1943年5月他又到元江调查水摆夷语言。
　　2.在藏缅语研究方面，云南属藏缅语的有藏人、山头、普米等5支。1939年，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傅懋勣调查了蒙自的彝语，全面搜集整理了语音、词汇、语法3部分，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2期。1940年他调查了彝语的一支“利波语”，写成《利波语研究》。1941年，他又调查了昆明附近的彝族支系撒尼语。
　　1941年，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马学良撰写了《撒尼倮语语法》，除了为邓明法的《倮语字典》增补了许多语词之外，又记录了50余则故事和若干风俗琐谈及谜语。接着，马学良又调查了寻甸、禄劝两县黑彝语，记录了寻甸记戛哨、洗马宁两村和禄劝安多康村等三种方言，整理出音系，记了一些古诗歌和长篇故事。在老毕摩（彝族中主持祭祀等重大仪式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帮助下，他把10部彝文经典译成汉文，编出有2 000字的《彝文字典》。他把所搜集的1 000多部彝文经典编成一部目录提要，说明经文大意和巫师应用这部经典的步骤，并且调查了许多礼俗，搜集了和礼俗有关的文物。1942年，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高华年撰写了《昆明黑彝语研究》，由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主要在昆明核桃箐村调查，记录了30多则故事，2 000多个语词。全文分借字、语法、音系、词汇4部分，借字一章最精彩。1942年，高华年又调查了新平杨武坝纳苏语。纳苏是黑彝自称，意为“黑人”，语言和昆明黑彝稍有方言上的差别，分布在玉溪到新平大片地区。同时，高华年还调查了窝尼语，它属彝语支，分布在元江、墨江、峨山、新平、江城、宁洱一带和把边江及沿江高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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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 聂蒲生　　 发布时间：2006-1-2 22:24:22　　原出处：《民族研究》
发现窝尼语的声母没有全浊塞音，但韵母却有舌根鼻尾。语法和黑彝语或纳苏语没有多大差别。1943年，西南联大外文系袁家骅教授撰写了《峨山窝尼语初探》，搜集1 400多个词语，17篇故事。他发现这种语言的特点有：（1）没有全浊声母；（2）复元音很丰富，和黑彝语显然不同；（3）有6个声调，变调可起语法作用；（4）有连词音变的现象。此文发表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出版的刊物《边疆人文》第4卷上。1939年，芮逸夫撰写《记栗僳语音兼论所谓栗僳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2期。栗僳也属彝族支，分布在康藏高原地带和云岭雪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的几个山巅。作者认为这种语言有4个特点：（1）单音缀；（2）有声调；（3）全无韵尾辅音；（4）所借有鼻音韵尾的汉字大多数变鼻化元音。1942年，罗常培写了《福贡栗僳语初探》，记了1 000多个词汇和几段长篇谈话。全稿整理完毕，但未发表。1944年，罗常培撰《云南之语言》中的藏缅语一章，将云南境内属藏缅语系的语言分为5支：（1）倮倮（彝族）、栗粟（傈僳族）、倮黑（拉祜族）、阿卡（佤族）；（2）西番（普米族）、么些（纳西族）、怒子（怒族〕、俅子（独龙族）；（3）藏人、古宗（苦聪，拉祜族一支）；（4）缅人、茶山（景颇族一支）、浪速（浪莪）、阿系、阿昌；（5）卡钦（景颇族之一）。文中还指出，藏缅各族间，声韵虽各不同，而语法大体一致，其语序一般是主、谓、宾，形容词在中心词之前或后，数量词放在名词之后。
　　3.纳西语研究方面，罗常培在1940年调查了丽江纳西语，记了10多则故事，几首歌谣，并就所得材料整理成篇。傅懋勣在1942年调查了维西纳西语并写成调查报告，在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发表。
　　4.怒语研究方面，罗常培在1942年写了《贡山俅语初探》，北大文科研究所油印，此文记录了700多个语词和几段长篇谈话。全文内容有：引言、音系、语法、俅语系属；日常会话；汉俅词汇。1943年，他又调查了茶山语、浪速语、山头语（蒲蛮）3种姊妹语言，音韵稍有不同，语言无大差别。
　　5.民家语（即白语）的研究方面，当时对民家语的研究不够，系属颇为纷纭，有说属孟吉蔑语（即孟高棉语），有说属彝语。罗常培认为是彝汉混合语。1942年，罗常培调查了兰坪拉马语（指没有受汉语影响的白语，它与受汉语影响较深的民家语不同）。同时调查了大理民家语，从喜洲、上甸中、上马脚邑三个点取材，以喜洲的资料最多。他还调查了宾川民家语，和喜洲话差不多。此外，在这一年内，罗常培还调查了邓川、洱源、鹤庆、剑川、云龙、泸水的民家语，面广点多，所得材料十分丰富。
　　6．苗瑶语研究方面。由高华年在1943年调查了峨山青苗语，记了1 000个语词，20个故事，20首山歌。他发现这种语言的特点是：（1）舌根和小舌的塞音分为两套；（2）有鼻音和塞音合成的声母；（3）有复辅音；（4）鼻音、边音、擦音也有送气音；（5）有8个声调，但两个短调可并入长调内。罗常培在1944年撰写的《云南之语言》中的苗瑶语一章，指出苗族由贵州迁入云南，多居于云南南部。指出瑶族由广西迁云南，居云南东南及南部。指出苗语有5至8个声调，韵尾有［-n］［－η］辅音；有复辅音［pl］、［pr］、［tl］、［kl］；有先鼻化声母［mp］、［nt］、［ηk］等。瑶语则保存［-m］、［-n］、［-η］、［-p］、［-t］、［-k］等辅音韵尾，受汉语、傣语影响很大。
　　7.孟吉蔑语（即孟高棉语）研究方面。1944年，罗常培撰《云南之语言》中的孟吉蔑语一章，介绍了云南境内属孟高棉语的语系有布朗语、佤语和崩龙语。其共同特征是：无声调；以词头、词尾形成语词的变化；语词顺序是主—动—宾，有［hl］、［hr］、［hm］、［hn］、［tn］、［nk］等特别声母。

　　　　　　　　　　　　　二、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早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民族学家就进行了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文化整体的考察。同时，一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也开始进行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皮尔（E．Sapir 1884—1939年）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使人李方桂20年代末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30年代初期，他就曾调查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进行了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语言、傣族语言的研究。赵元任在抗战之前就已进行了瑶族聚居区的语言文学的实地考察。
　　（一）抗战时期在昆的民族语言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语言组的罗常培教授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汉语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族语言和傈僳族、纳西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等多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张琨在40年代对四川、贵州一带的苗族、瑶族、藏族等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为他以后在此方面的语言学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宥对羌语音系、嘉戎藏语语法等项专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傅懋勣对纳西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对于民族学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民族语言学家的调查，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和很有说服力的参证资料。例如，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李氏的学生邢庆兰在关于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即傣语）的调查中，有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族语言，在当地搜集了2 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谍、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1］。由民族语言学专家从事的这些资料搜集工作，由于语言记录和翻译准确，而强化了其价值。
　　一些民族语言学家还利用在调查民族语言时搜集的大量资料，直接参与了民族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自1942年起，罗常培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和《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等与民族学有更多关系的文章。他注意到利用语言资料考虑民族分类，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由地名推论民族迁徙踪迹，通过姓氏别号分析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进行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研究，一些文章甚至基本上通篇都是以语言人类学家的面目讨论文化人类学问题，与民族学家直接对话［2］。他不仅注意语言学与民族学的结合，而且注意到民族学理论的发展，避免简单的牵强附会。他在论述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关系时，依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摩尔根古典进化论将两者之间简单武断地加以联系的做法提出批评。在引证独龙族亲属称谓材料之后，他指出：“民族中的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不过，应用它的时候，得要仔细照顾到其他文化因素，以免陷于武断、谬误的推论。”［2］（87）
　　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宥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南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族语言、彝族语言、嘉戎的藏语言、白族语言、彝族文字、纳西族文字、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的各民族的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他对民家（白族一支系，“民家”系他称，后同）的地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说明其意义，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一文。他还著有《么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一文，旁征博引中外材料，分析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总结其特点。
　　马学良在云南研究彝族的文字期间，除了搜集彝族的祭经和其他经典之外，以其中的作斋经和作祭经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作斋的全过程［3］。

论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 聂蒲生　　 发布时间：2006-1-2 22:24:22　　原出处：《民族研究》

高华年在《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中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当地彝族中传播的关系，从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4］。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的上述研究，由于他们在语言学上的造诣，回答了时常被民族学家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他们将语言视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探讨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更清晰地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全貌，对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语言角度进行了阐述，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学家和其他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调查的学者，在调查中注意搜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有些甚至将此作为实地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并将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刊布作为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民族学家意识到，歌谣是研究民族学的宝贵资料，“因它多自民族群众的口中唱出，也就是民族个性的真实表现，而且反映民族的过去或现在社会的一切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等”［5］。迁往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教授陈国钧在专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因为每次作调查附带搜集歌谣“是件轻而易举并有意味的事，而且材料积累到相当多时，也不必花多大的整理工夫，就可以编成书”，将经几年搜集所得的布依族、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的1 000首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5］。
　　（二）抗战时期在昆的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中央研究院对于体质人类学的专项研究，将中国的各民族体质的调查研究作为主要内容。在民族学组改为人类学组后，由吴定良主持该组工作，开始更多地注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抗日战争开始后至1944年4月，该组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课题有：“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殷墟颅骨研究”、“各族下颚骨颏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跖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该组对于贵州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的调查，是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查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题目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虁等人从1941年8月开始，到是年年底，调查了安顺、镇宁、普定、织金、贵阳、龙里、平坝等县的60多个村寨，调查的民族和族群有“青苗、坝苗、水苗、补陇苗、钟家、龙家、打牙仡佬与披袍仡佬等”。该组在调查中得到体质测量材料2 000余份，指纹与血型材料1 000余份及民族文化和人口统计资料。1942年，吴定良又和技术助理张洪虁到贵州的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纳雍等地，再次调查苗族支系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和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
　　1944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因为一些成员曾参加过原民族学组及人类学组的工作，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该组对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较为重视，推动了民族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包括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种族心理的各项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的各项研究等15项。出版有三种刊物：《人类学集刊》（年刊），专门刊登短篇研究文章，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刊载专题长篇研究，也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刊载实用的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人类学知识、技术与信息，用中文发表［6］。他们研究的课题许多都与民族学有较多联系，其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仡佬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贵州体质调查报告”、“栗粟之体质”、“华族血型之分析”等，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此外，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进行了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其中一些测量是民族学家在民族学的综合调查时进行的。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林耀华教授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一书中，林耀华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研究［7］(1)。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员马长寿在对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的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在抗日战争期间作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例如，1943年暑假，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的体质［7］(121)。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的体质。
　　以上研究采取体质人类学的科学数据采集和现代统计分析手段，并依托于对各民族体质的身体测量，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体质与民族分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能够有更准确而科学的认识。即用现代科学方法搜集的体质人类学多项指数来说明民族分类的体质人类学的根据、民族的起源，甚至解释文化与体质的关系。希望由此可以更好地分析各民族的来源、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发展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拓展和深化了对各民族的研究。很明显，这是一种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三、结语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抗战时期艰苦的客观条件限制，许多调查研究成果均未发表，有的只油印数十百本分送研究机关。但我们仍从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在昆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云南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都作了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有益的实地调查研究。当时云南边远山区交通极为落后，这些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不辞辛劳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走访和调查。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饥饿劳累自不待言，还经常要提防各种热带病的侵袭。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作出艰苦而细致的实地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进一步大规模民族识别调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学良.边疆语文研究概况［J］.文讯（第八卷），1948（6）.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3］马学良.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8.
［4］高华年.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J］.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1943.
［5］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M］.贵阳：文通书局，1942.
［6］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书［Z］.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505.
［7］林耀华.凉山夷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