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再现当代彝族女性生活画卷-阿蕾小说创作
当代凉山本土作家中，阿蕾在小说创作上的凸现业绩是众口皆碑的，其小说的艺术风格是独树一帜的。阿蕾现已出版汉文短篇小说集《嫂子》和彝文短篇小说集《根与花》。小说集《嫂子》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小说集《根与花》获第二届四川少数族文学奖；另有短篇小说《根与花》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阿蕾小说创作可谓当之无愧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之花”。［1］(P54)
一、关注女性人物命运
阿蕾出身于大凉山彝家山寨，从小受着彝族口头文学的熏陶。长期的彝寨生活使她熟悉彝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了解彝族人民的心理习惯和审美旨趣，深知彝族人民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作为女性作家，阿蕾深切体察到彝族妇女生活的艰辛与痛苦。因而，她的小说的大多数都反映了彝族妇女的恋爱、婚姻、家庭的悲剧色彩，以深刻揭露各种宗法关系和男尊女卑等旧观念，为唤醒和拯救彝族妇女为己任，尝试着寻求当代彝族妇女和彝族振兴的根本出路。
《哑巴尔玛》中的尔玛，本来言谈举止傻乎乎的像个“哑巴”都令人同情不过了，还要承受来自各种恶俗的缠绕和折腾，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起初哑巴尔玛被她母亲认定是“灾星”，全家人稍不刘页心就拿她出气。后来经她姑姑介绍“卖”给婆家侄儿傻子巴多。因晚上睡觉时压死自己的孩子，被休回娘家。不到几天，哥哥将其“卖”给将近五十岁了还没有得子的毕摩嘎嘎当小老婆，幸得儿子。由于毕摩嘎嘎不幸病故，哑巴尔玛再度回到娘家，最终为见儿子在长途跋涉中被车轮碾碎，哥哥向车主讨得一笔命金。这样下来，哑巴尔玛前后为娘家挣回的身价钱比三个正常人的姑娘还高。由此可见，哑巴尔玛充其量只是家人挣钱的法宝和替别人生儿育女的工具，根本没有享受到妇女的一点权益和尊严。事实上，我们从哑巴尔玛为见到儿子，冒雨准备玩具和拼命赶路中可领悟到，哑巴尔玛不比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母亲逊色，只不过阿蕾在讲述哑巴尔玛的辛酸历程中，用隐线逻辑去间接《鞭挞所谓的“家人”的同时，直面拷问彝族妇女女性意识，为默默忍受着苦楚的“哑巴们”摇旗呐喊。
在《根与花》中，拉玛奶奶身在苦中仍坚守着儿子的尊严不可侵犯。在她身上体现出老辈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即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儿子是根，女儿是花的拉玛奶奶却深受这落后观念的毒害，又深受这落后观念的迫害。她一生含辛茹苦，处处呵护儿子的尊严也始终没有得到“根”的理解与同情。当拉玛奶奶在面对三个儿子的兽性的肆虐和女儿善意的关爱的比较中，心里有了隐隐的痛楚和忏悔，并准备一死了之时，竟因为猛然想起，这样做“是在往儿子脸上抹锅烟”而放弃了死的念头。她尽管吃尽了儿子的苦头，却还要强咽着苦果，强装笑脸以顾全“根”的面子是十分可悲的。她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她的不觉悟。
与拉玛奶奶截然不同的是，作为新一代妇女形象代表被视为“花”的女儿阿加，是一朵白无暇、香飘人间的一朵真善美的鲜花。其性格特征主要并不是为本身幸福而斗争，而是表现为对老一辈妇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是她的纯洁，善良，是她对落后思想观念和陋习的蔑视和敢于摒弃精神。这种文明的先进思想是值得赞赏和发扬的，也是凝聚着作者的审美价值观。显然，在《根与花》的事实面前，一切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不攻自破。
可以说，阿蕾以《根与花》奠定文学基石的话，《嫂子》是阿蕾小说创作生涯的里程碑。阿蕾笔下的嫂子形象栩栩如生，十分饱满。嫂子是一个穿着朴实，外貌俊俏，忠厚，勤劳，智慧的彝家山村妇女。在姑舅表优先婚的支配下，嫂子未成年就被迫嫁给娃娃柯惹，承担着繁杂的家事和劳务。由于阿蕾家的胆小和嫂子的软弱，使沙玛拉惹有机可乘，得以把阿蕾家的女儿蹬了拐阿蕾家的媳妇(嫂子)。表面看来，这是越轨的行为和不道德的举措。毕竟沙玛拉惹是阿蕾家的女婿，嫂子是阿蕾家的儿媳。他俩应是兄妹关系，不应发生这种事情。仔细一想，沙玛拉惹和嫂子的“婚外情”，甚至为爱殉情，是对彝族传统包办婚姻的强有力；中击与挑战，是对催残人性制度的抗争与背叛，也是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寄托。阿蕾对无辜的嫂子的同情、怜悯和对彝族包办婚姻等旧习的有力批判和胆识，以及面对现实妇女生存处境艰难和角色地位低下的深层忧思，是令人敬佩的。在彝人的世俗观念里，男女的地位是有差别的，沙玛拉惹和嫂子都是凶死的，然而，世人对他们的奔丧情况和超度方式却大相径庭。首先，沙玛拉惹被装殓得簇新后，放进尸架抬到他里放去了，为他哭丧的他母亲倒头来还怪罪嫂子：“母狗不龇呀，公狗不上背哩。她害了我的拉惹呀……”而嫂子的尸体却没有人过问仍旧孤零零的放在那里。再者，沙玛拉惹的亡灵和难产去世的沙玛姆果的女人配对儿被超度上天国，也没有人寓言她变成鬼，而嫂子来说，苏尼毕摩做法事时老提到她成鬼作崇，其亡灵和一条公狗尾巴配对儿超度，再在上面压上一块石板，让她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连她火葬坑中的骨灰木炭也被清除倒进了洛罕拉达河。在这些旧习恶俗的欺压下，命运之神对彝族妇女如此不公，是值得我们沉思和痛改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作家阿蕾把这一问题彻底作了揭露。广大彝族妇女地位的提高，不仅要靠自身的学习和努力，更要靠文明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想。
阿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有赖于自然环境，更要紧的是人与景的自然融洽。然而，阿蕾的小说并不是为形象而形象，它更多的是关心和注重彝族妇女的人生命运，体验和感受彝族妇女的生存处境，为维护和保障彝族妇女的权益而呼吁、呐喊。他的小说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是深入生活底蕴，直面人生，还以生活的本来面貌。在中篇系列小说《亲家姆》、《破灭的美梦》和《残梦无期》里，吉姆家虽然一直反对布都的自由恋爱，但布都和阿薇有了儿子后，吉姆老婆子盼见孙子的心情和亲家的包容与大度却使自己相形见绌，而不得不打消断绝关系的念头。与其说是吉姆老婆子的自我醒悟与反省，还不如说她对自由恋爱的认可。只是布都也经不起平庸生活的考验而不知所措。在沙玛家他毕竟是上门女婿，处处都要受到小表弟的挖苦讽刺和求全责备，家里得不到妻子的善解，使愿本幸福的婚姻潜藏着危机。布都为了取得名副其实的“主人家”的地位，抱着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逐渐滑向罪恶的深崖。阿薇的哀求和帮助也让他疑心，最终误杀浪人，锒铛入狱。其实阿薇为挽救布都尽心尽力，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忠的事。连布都犯罪服刑时，痴情和坚强的阿薇也承受着各种压力，勤劳操持家务和精心抚养孩子，仍旧“残梦无期”的等待布都刑满归来。所以，本文最明显的是，作家就此对人类道德的叩问和对人性本真的透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变革问题。
我们还可以从阿蕾的《春花》中带着心理创伤、屈憋、沮丧时时折磨啃噬着心的阿薇，
抑或是《带锈的镰刀》中不能摆脱理想与与实矛盾冲突而了却一生的伍萨，以及《秋未》中善良、天真、被迫出嫁，被迫转房，为命运抗争的吉冷尔西嫫，都无不激荡着作冢对这些悲剧女性人物命运的同情和关爱。他们的悲剧色彩较浓，道出了原生活的自然本真。她们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只是阿蕾还是单一的把原因归结为各种宗法关系，等级制度，礼贤观念和男尊女卑等旧思想、旧观念，对于彝族妇女自身进步和抗争意识，以及深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根源的挖掘程度却稍有不足。当然阿蕾小说也不局限于悲剧人物，如上所述的阿加，《娜果嫫》中追求幸福生活的娜果嫫，《春天里的故事》里“返老还童”的吉姆奶奶，《山村小夜曲》中聪明能干、执拗任性的妞妞等，都给人以新的希望和感受，具有积极引导和正面启迪的作用。
二、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
阿蕾小说语言语句精炼，朴实自然，民族特色浓郁，风格十分突出。
1.巧妙引用“尔比尔吉”
“尔比尔吉”是彝族独有的文体形式，在现实生活中起着习十贾法和教育人的作用。派上用场的地方随处可见。倘若引用得当，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引用不当还会使得其反。阿蕾对“尔比尔吉”的引用却非常到位和娴熟。如《愁雾》中用“兔子往上跳，筐筐往上编，野火往上烧“来说明人和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道理是非常贴切和准确的。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尔比尔吉“牛养放到该放的地方，无病无灾”，“心比天高，命却不济”，“不听父言走十方，不听母语转五处”，“朋友不嫌多，仇人不嫌少”等等，在阿蕾的小说作品随处可见。“尔比尔吉”的巧妙引用，使阿蕾小说的语言极富个性和通达透彻，体现了极富个性的言语思维方式和表述方法的独特魅力。
2.适当添加乡土方言
作为现实主义女性作家，阿蕾喜欢乡土文学，倾力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彝族女的喜怒哀乐的全面展现。我们知道，凉山彝族属北部方言，而北部方言有圣乍上语、所地土语、阿都上语和田坝土语。阿蕾出身于西昌市大箐乡一农民家庭，长期生活在圣乍上语氛围。因而，她的小说创作相对来说西昌地区的圣乍土语较多。带有乡土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圣乍上语的添加，使阿蕾小说的乡土味十分浓郁，增加了其小说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惟妙惟肖的象声词：“蹭蹭蹭”，“唏唏嘘嘘”，“嗬嗬嗬”，“嗬哦嗬”，“嘎咕嘎咕”等；使用频率较多的感叹词：“哼，唉，哟，喂，哎呀”。非常有趣的短语：“你算老几”，“撞上饿鬼啦”，“砍脑壳的”，“遭雷辟的谁干的”，“叫豹子咬死的烂酒鬼”，“嚼姐姐的闲话”，“把事情办归——(完成)后”，“寡妇腿裆冷”，“花喜鹊脚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阿蕾在其小说《情悠悠恨悠悠》和《娜果嫫》中多处运用了专用名词“加施瓦拉”，反复强调了“加施瓦拉”的不可译性。以往这一术语被转译为“披毡察儿瓦”是不伦不类的。这种笔误现象不及时纠正的话，它所起的负面影响相当大。在此我们应充分肯定作家敏锐的思想和独到的贡献。
3.朴实自然的语言本色
朴实自然是阿蕾小说最大的特点。无论是环境的描写和人物的对话，还是事件的介绍和情节的展开，都无不显示出这一特性。如《娜果嫫》中描写苍凉景色时，细腻、朴实的笔法：“蓝莹莹的天空飘着几丝淡淡的白云，白云下面是一大片松林，林中不时传来猎狗追逐野兽的有节奏的、急切的叫声，还有猎人们粗犷的助威声，忽远忽近，给人一种神秘朦胧的感受。松林下边是枯黄的草坡和一些翻过耕的深褐色的山地，在背阴的地方还残留着斑斑点点的积雪”。记录娜果嫫即将放牧的准备活动时，把她急躁的情绪活脱脱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娜果嫫憋着一肚子的气，把捻线坠子往耳鬓边一插，把装羊毛的小篾兜往腰上一挂，把瓦拉朝肩上一搭，顺手从柴堆里抽出一根树枝，赶着羊朝场坝走去”。《秋末》中吉克奶奶病重时，亲人们与她的对话，展示了憨厚、善良的山民感人至深的情感。如：
“这是我一辈子攒的……剩下的大伙添一点……买一架磨面机器……”
“二婶，这些事您老别操心。往来的亲戚也不用您自己开支，村里历来的规矩都是大家
帮，况且您还是五侏户，只是您自己心强不要照顾罢了。磨面机器以后会买的，您还是说说这些钱咋分吧。”
“人家有儿子的攒钱给儿子娶媳妇，我没有儿子……我的女儿女婿侄儿们都通情达理，
会伤和气的……”
“妈妈，放心，您老的意思我们知道，钱是无情的，人是有情的。
”至于阿蕾小说中事件的介绍和情节的展开方面，朴实自然的语言就可信乎拈来，这里不再一一引证。
三、灵活多变的叙事结构
“女性小说写作偏爱‘倾泻写式’，‘自诉体’，阿蕾也喜欢在小说中以露面的‘我’的口吻讲述故事，‘我’既是叙述人，同时又扮演着角色，常常灵活自如地运用书信，对话，独白等自述体式，为‘写实性抒情’创造方便的条件”。［1］（P58）“采用‘第一人称’，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由‘我’这个人物穿针引线，情节的推进和场面的换都较为自由，又便于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尤其是可以充分地抒发自己的感受，以真切的感情感动读者”。［2］以《嫂子》为例，阿蕾在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中，用复合式叙事结构，记录、讲述“他”的嫂子与姐夫沙玛拉惹情爱悲剧故事。在倒叙、插叙、补叙和逆叙的综合运用中，既有“我”对主人公的故事的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又有“目击者”对于没有“我”在场的场面和事件的补充。无论是由纵到横，还是由横到纵，总是做到转接有法，错综其势，线索清楚，安排得当。整个故事由“我”的嫂子与姐夫沙玛拉惹的合影照片的介绍为引子，由“回顾式”结构将他俩凶死的引人注目的场面先行写出，然后进一步剖示其成因。中我们可以看出，故事的开始和结尾是悲壮的，过程是“美好的”。嫂子是受害者，沙玛拉惹是施暴者。嫂子的软弱、胆怯与沙玛拉惹的粗暴、狂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是记录、讲述者，又是角色扮演者，对所叙述的故事作出各种评论和解释，与读者谈心。吉姆婶子是“我”不在场的场面和一些事件的“目击者”和知情者，站在故事边缘讲述故事。
阿蕾小说中展示型方式的叙事，开头一般都比较突兀，它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当第一次提到故事中所要展示的那些人物时，总是直接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他”(她)进行叙述。对他(她)的背景，诸如年龄、身份、外貌、经历等情况却事先不作任何介绍。“一旦在文本开头的句子中出现‘他’或‘她’这样的‘非后续性后续信号’的时候，总是表明该叙述属于限制性视角的展示型叙事方式，而第三人称代词‘他’或‘她’指代的几乎总是一个人反映者性格”。［3］如《情悠悠恨悠悠》中一开头便写道：“‘她死了，她真的死了?／’他佝偻着身子，反搂着斜挂在左肩上的加施瓦拉，一路默念着跟踉跄跄地向屋后的小山仓走去，夹胡子用的镊子和掏烟锅巴用的锥子随着他沉重的脚步在胸前叮当晃摇着。”文中除了所要叙述的人物的对话和行为活动外，对人物的背景却只字不提。
在《哑巴尔玛》中，我们看不到叙述者的影子，我们只能发现一个充当“反映者”的人物。阿蕾通过自己的意识反映哑巴尔玛悲壮的一生，但我们在文本中找不到他的感受和思考。通篇按哑巴尔玛所经历的人女、人妻、人母的三部曲的发展进程为序，全面展示了哑巴尔玛悲壮的人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人女：七岁换童裙—→打猪草抓泡松的—→戈柴捆毛柴—→打骂和出气的对象
人妻：“卖”给傻子巴多—→被休回娘家—→改嫁
人母：压死孩子—→生子养子—→夫丧子离—→见子丢命
在《娜果嫫》中，阿蕾把所要着力叙述和反映的内容集中在一天之内，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材料。从清晨娜果嫫割蕨芨草为文本开头，直至文末“霞光中的娜果嫫憧憬着布都他们幸福美满的未来，胸中涌满幸福的自豪。她想摸出口弦来弹弹，可口弦已送给布都了。于是她轻轻哼起了：……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明天比密甜……，”把一个天真活泼，洒脱任性的姑娘展现出来的同时，把山村幸福、快乐的生活演绎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阿蕾小说创作是彝族女性文学的典范，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思考，对当下彝族妇女生活的展示方面作出了殊异的贡献。她的小说创作不是被动的、肤浅反映彝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命运，而是通过对她们命运的揭示，能动的、集中的展现了她们落后、无知、愚昧的斗争，对各种精神枷锁的反抗，对传统陈腐观念和偏见陋习的蔑视和摒弃，对老一辈妇女不幸遭遇深切同情的纯洁善良的品质，对爱情与幸福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她独特小说语言风格和多元的叙事结构也为彝族女性文学创作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和作出了表率。愿阿蕾小说创作也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参考文献：
［1］徐其超。《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之花——论彝族双语作家阿蕾创作》。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板)、2000，（7）
［2］侯雁北《文学创作：构思结构表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P96
［3］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P195
文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