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是我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在二十几岁就参加了中国散文诗学会，那时还在中共九龙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还出了一本散文诗和新诗合集叫做《灵魂有约》，1994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出版了这本诗集过后，我就一直在新诗上下功夫，有一些收获，出版了两本新诗集了；一本电视连续剧《支格阿尔》。还有两本诗集《女妖》、《彝胞的大凉山》待出版，从这些作品内容和形式看有新诗、也有散文诗。我还参加过《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还获过了《诗刊》社的“金鹰杯”三等奖等等，还先后参加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但是，始终念念不忘的是散文诗，我始终以为，散文诗和新诗是我的左臂右臂，我的左腿右腿，它们是分不开的！适时，我又写散文诗，我还写新诗，从未间断过，只是新诗发得多了而散文诗发得相应少了。我的散文诗九十年代在《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等各级报刊上发表，还在《散文诗精选》里头露过面。
什么叫做散文诗？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有着一种与别人不同看法，我不敢认同的是散文诗是外国传进来的说法，说什么法国的波德莱尔也好，说什么黎巴嫩的纪伯伦，说印度的泰戈尔等等，我始终相信古代的词牌就是散文诗祖先。最初提出“散文诗”的这个说法，是法国的波德莱尔是正确的，就表现的情感、形式等等而言，我认为古代词牌就是古代的“散文诗”。散文诗就是诗歌，先有诗歌的成分再谈散文的成分。我相信散文诗只是与新诗载体不一样，晃眼看，一组散文诗就像散文，而它所承载的东西是属于诗的。就新诗和散文诗的区别在于所表现的形式不一样而也，事实上所有诗歌具有的它都具有。
基于这种认识，我的散文诗是和新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说区别在于一首新诗在其创作是诗歌排列的顺序，而散文诗在创作到表现出来也是打上了散文的烙印。我是一个诗人，这一点都不假。
因为我是彝族，在《西昌的忧郁》这组散文诗背后，像我的新诗一样，具有浓厚的彝族味道是在所难免的。西昌，在我们的彝语中称其为：拉布峨卓，叫《忧郁，拉布峨卓》也可以。就是这样一个古城，我通过了解了它的历史、地理、天文和人文等等方面，了解得越多我认识也升华到越高的境界，我无数次地沉浸它的历史和现实中。我始终想写一组诗歌，散文诗也行，新诗也行。我在等待，等待是何其的漫长……到2004年9月20日，我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是我的这组散文诗的突破口，终于毅然决定了走散文诗这条道路，我又一次用散文诗的形式，因为新诗无法表现得更清楚更细腻更具体……我晓得，要表现拉布峨卓——西昌，就得表现彝族的审美观点、生活习惯等等，又要把世界的或整个中华民族的都要表现出来，我把它称为是我的“三维”创作空间。西昌，在我们彝族人的口语中称为拉布峨卓的这座城市，我表现它是我懂得了这些之后，我整个民族的情结和我的个人感觉都要写进去。我知道，世界上尖端科技的卫星发射基地在西昌，世界上最落后的刀耕火种也在西昌……我对西昌有着希望，我对西昌又有着失望，我是矛盾的载体！但终归是希望多于失望！！而彝族传统文学都是均以悲壮、悲哀、忧郁见长，诚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妈妈的女儿》等等，故此，没有悲壮和悲哀的就谈不上彝族传统文学，这样说彝族是一个悲壮要比任何东西都多的民族。我要表现西昌——拉布峨卓、表现彝族，应该如何表现呢？于是，想到了和受到了夏尔·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影响，我把它写成了《西昌的忧郁》，所写的内容和形式不一样，可以这样说，西方有“巴黎的忧郁”；在东方、在彝人的地方还有“西昌的忧郁”。
有谁说过呢？诗人、作家是人民代言人，我只记得这句话了。我是这样努力的，我是这样做的，我是这样梦想着……不管我写的散文诗，还是新诗，我始终这样坚持着的。我在想，散文诗回来了，我又在做着散文诗了，象过去的多少个白天与黑夜，多少个白天与黑夜还在莅临。在我的认为散文诗和新诗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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