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 ■ 普 忠 良　　 发布时间：2006-3-27 16:05:36　　原出处：本网发布

  一  “伪满”时期社会状况及日本的教育侵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的辽东地区，随后又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成立了“满洲国”， 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以长春改名“新京”为伪满洲国“首都”。1934年又改称为“满洲帝国”，改称溥仪为“皇帝”。伪满洲国的成立预示着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拉开了长达13年（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5日）之久的血腥殖民统治的序幕。
    日军占领满洲并成立伪满洲帝国后，在外交辞令上，称“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将日语作为“满洲国”的“最重要的语言”。日本人成为了“满洲国”的统治者。大批往满洲境内移民。随着日本侵华范围、规模的日益扩大，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贯推行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也拌随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而在整个伪满洲展开。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久占领中国的目的，一方面企图依靠武力血腥的屠杀，残酷的武力来征服和震撼中华民族的灵魂。另一方面又以攻心为上，利用各种教育手段，试图彻底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日本对中国的教育侵略，可说是从清末民国初期的对华教育渗透，谋取在华教育权利开始的。到后来的，如对割让地台湾、租借地大连、“南满”铁路沿线、青岛、侵占地东北、“蒙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地的教育侵略中，日本侵略者始终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国民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毁民族气节，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和监禁爱国的文化人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机关，利用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建立奴化教育机构，推广日本语，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制造“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亲善”等一系列奴化政策及骗局。伪满洲时期（1932年3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的奴化教育侵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教育管理权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并关闭了各级各类学校，对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同时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一方面无论是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问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关，都在日本侵略者的开展和操纵下建立，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按插，并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到伪满洲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伪文部的权利几乎完全控制在总务司司长日本人手中。在伪满洲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利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 日本侵略者不仅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
    2．制定奴化教育方针
    日本侵略者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政权时就提出，要使之“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防止汉民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建国大纲》中提出：  “实行王道主义”教育。所谓“王道教育”，是“仁义”、“礼让”、“亲仁善邻、“民族协和”、“人类相爱”等骗人词句掩盖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其实质是通过铲除民族观念、泯灭反抗意识，使所谓的“满洲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1935年5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日归来，极力鼓吹日本天皇统治体制和扶植伪满洲国的“攻绩”，声称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人民效忠日本天皇，“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 此后，伪满洲国便将“日满一心一德不可分”作为“建国精神的根本”和教育的主要目的。从所谓的“王道教育”到“日满一心一德”可以看出，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的教育方针突出的殖民性特点。通过这些殖民教育方针的灌输，日本侵略者对整个东北地区教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3．强化奴役教育措施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为了优先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限制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奴化教育的措施。如编写奴化教育教材；设置奴化教育的课程以及加强师资培训和督学视学制度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这些机关及其官员实质上扮演着奴化教育的警察机关和教育警察角色。他们按照日本人的旨义，具体监督奴化教育政策的具体实施。在奴化教育中起到了监察督办的作用。
    4．制定奴化教育学制
    为了制定与日伪当局“建国精神”、“日满一体”、“维神之道”的殖民主义教育宗旨，从1932年6月开始，日伪当局就着手建立新学制的准备工作。1937年10月，伪满洲伪民生部公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的实施细则。伪满“新学制”的颁布和推行，标志着殖民主义教育在东北的全面实施及殖民教育体系在伪满的正式确立。“新学制”的具体内容包括：
    （1）提出“遵照建帼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真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组协和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效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的完整奴化教育方针。
    （2）确立系统的殖民教育体系，即将学校系统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和职业教育来年两个门类。伪满洲国的“新学制”是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制度，充分体现了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新学制的特点是：突出奴化教育思想，把日语列为“国语”，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降低教育水平，实行愚民政策，强调“实务教育”，使中等教育职业化。
    5．实行战时教育体制
    这一体制的主要内容是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主要体现在加强军事训练，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服从思想。加强对教育的统治和教育精神以及时局教育，强迫学生“勤劳奉仕”等方面，其目的就是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

    二  关于“协和语”及其使用

    语言问题是文化的核心问题，更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将殖民自己的语言有意识地向外民族渗透与推行，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对此，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学者、文人等自占领东北并成立伪满洲之始，就在中国占领地有计划推有步骤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就是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本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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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 ■ 普 忠 良　　 发布时间：2006-3-27 16:05:36　　原出处：本网发布
有关机构制定了日本语普及方案，明确提出日语“内涵是指导大陆民族使之炼成纯正日本人，外延是青少年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化” 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称为所谓的“国语”推行了五十年，并受到了相当的成效。在中国大陆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推销日本文化，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
    虽然日本方面在占领满洲后就迫不及待的在满洲的中小学勒令，除教授汉语外，还必须教授日语，日语成了必修课。甚至日方规定当时的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业高中或者高中）毕业时候日语必须要过三级翻译级别（不是现在的日语能力考试的三级），否则不允许毕业。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沟通上问题还是很大。当时满洲政府所有部门都有大批的日本人任职，甚至连皇帝溥仪的贴身侍卫都是日本人。学校里日本教师的人数占到40%以上。因此，在伪满洲时期，无论是政界、商界或民间，解决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沟通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伴随着日本在伪满洲殖民化教育的一系列奴役政策的推行及在日伪统治者的奴化政策高压下，一种汉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在东北地区产生了。这种汉语与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是将汉字照日本语的意义解释，但不照日本语读音，而是照汉语读音，它既非日本语，又非汉语，譬如，将“客满”说成“满员”，“标题”说成“表题”、“愿望”说成“志望”、“工钱”称为“劳金”、“挣钱”说成“吃劳金”，“草垫子”说成“榻榻米”，“汽车”说成“古鲁码”，“厕所”说成“便所”等等。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把这种语言变体称为“协和语”。 很显然，“协和语”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即伪满洲时期在日伪统治者的奴化政策高压下所产生的一种汉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最多的使用人口是那些不懂日语的汉族，满族等中国人。所以，不仅有很多中文混杂其中，还省略了不少的助词。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种异常情况下产生的语言现象逐渐消失了，但它的痕迹则至今依然可以见到。
    从1905年日本侵占辽东到1945年伪满州国垮台的40年间，日本侵略者除了实行残酷的军事、政治和统治外，还实行野蛮的文化统治，强制推行一系列奴化教育政策，妄图彻底摧毁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心甘情愿地做“王道乐土”的“顺民”。1932年伪满州国刚建立，日本侵略者就发布命令，东北全境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学校禁止使用中国教材，并严格限制关内报刊，书籍进入东北，同时强行向东北输入大量的日文出版物。
在语言使用上，日本侵略者推行一种野蛮的消灭汉语的语言政策。在1937年开始实行的“新学制”中，日语教育占有突出地位。从小学开始就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小学阶段，日语课时就基本上和汉语课时相等。中学阶段，日语课时的比例逐渐增大，后来竟超过汉语课时一倍以上。“新学制”把日语列为“国语”，而把汉语称为“满语”。伪满政府则把日语定为“公用语”，要求人人会说。
    据文献记载，当时学校的教材中，所有的外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等一律用日文的片假名注音。查阅当时的有关报纸和资料，发现日文的片假名随处可见。在这种野蛮的语言同化政策高压下，东北人民使用汉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汉语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当时宣传口号是满洲是一个没有民族歧视的国家，五族共荣。日方开始强迫东北人民使用“协和语”。于是，在一些汉日双语使用者中间汉语与日语杂揉的语言变体，即“协和语”便流行起来。这种语言在满洲流行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后，中国政府下令规范汉字语言文字规范，禁止“协和语”的使用。

    三  伪满洲时期“协和语”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表现形式

    以下是伪满洲时期经常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出现频繁使用的一些“协和语”例句。
    （一）口语“协和语”例子，如：
    1．你的帮我，我的钱的大大的给。
    2．护士说：“一个的不行，三个的不吃两个的吃。”我被她逗笑了：“你象个日本人。”她一本正经地说：“我的，日本人。”
    3．她们都释然地笑着说：“关系的没有。”
    4．一天，德田、早山、间山一起对我作动员工作，劝我：“努力的吃。”、“勇敢的吃。”还要我想吃什么尽管告诉她们，医院一定能满足我的要求。
    5．“是要这样，友好，永远的要，战争，永远的不要。日本很多人家，离散的有，死亡的有……”德田又落泪了，我已能理解，她的眼泪、同情、痛苦、悲哀、几种成份都有，但此时这眼泪，恐怕主要是由于想家。
    6．还有一些日语：吃饭是“米西米西”；征求别人意见是“那你”；有人敲门是“什么的干活”；给别人添恶心是“卫生丸新交的给”。
    7．柴山一边打着饱嗝儿，一边挥挥手用那种新流行的“协和语”说：“腰细！我们今后大大地合作吧！”
    8．“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
    9．电影院的“太平门”，仍有用“非常口”的。
    10．高桥欧库桑，猪的看见没有？那边的跑了的有。
    11．冯的，你的大大的好呐！心的坏啦坏啦的没有？---
    12．顶好，顶好，大大的辛苦！
    13．电车、乘客大汽车的“客满”“满座”的标牌，仍写着“满员”字样。
    14．一些调查、统计表格的“年龄”格，还有人写为“××才”“即××岁”）。
    （二）书面“协和语”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是一个殖民政策高压下的不平等的双语社会，“协和语”作为奴化政策的产物，其中夹杂着大量的日语词以及生造词。这些日语词和生造词既有基本词，又有一般词，最明显地体现了“协和语”的杂揉性质。书面的“协和语”词汇主要体现在杂用日语词、生造词以及改变汉语词原义及词义混杂等方面。
杂用日语词的例子，如：
    1．……所命表题之名称是最普通的而且是一般化的名称。（稿）
    “表题”是协和语，意思和“标题”一样，另外还作书名、题名等解。汉语里没有“表题”这个词儿。
    2．根据情况及本志望……。（稿）
    “志望”是日语，意思是“志愿”“愿望”，汉语没有“志望”这个词儿，宜改用“愿望”。3．……其成绩盖如下记。（讲义）
    “下记”是日语，汉语习惯用“下述”。
    4．……局所所见及各方面调查结果……。（稿）
    日语“局所”同“局部”，汉语则只用“局部”。
    5．……尚要数日间（讲义）
    “数日间”意思为“数日”或“几天”。
    6．施行同样方法，约30分间。
    “30分间”意思为“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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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料（费）：电话使用料改正。
    8．料理（菜、炒菜）：料理屋漏捐被罚。
    9．出荷（交公粮）：农产出荷特配物质。
    10．放送（广播）：锦县无线电台放送开始。
    11．邮便（邮政、邮电）：日邮便业务协定修正。
    12．筷子也“封建”，银箸又算什么呢，多么不“卫生”？总赶不上一劈两半的“割箸”（指筷子）。便所（即厕所）也“封建”，他就蹲不惯这种便所，臭烘烘的“封建”，他小便的时候找个墙根，大便的时候，就坐上马车，换乘公共汽车到车站上唯一的水洗便所去。
生造词，如：
    13．提涨（提价）：对映画观览票值，关东州并不提涨。
    14．畅茂（盛茂）：全般作物生育畅茂。
    15．振刷（振奋）：振刷精神。
    16．镇和（镇压、缓和）：极力镇和不稳情势。
    17．纷投（纷纷参加）：少年纷投飞行兵。
    改变汉语词原义，词义搭配混乱的，如：
    18．本质（性质）：关于大同媒之本质。
    19．扩充（光大）：像这样的亲和协助，扩充起来，能够增进彼此的幸福。
    20．宏大（大）：本号新筑最宏大之楼房现将旧址南柜迁移至监通九十三番地而北柜仍在奥町旧址……。
    21．图谋（谋求）：……所以人总要正大自己的精神，专心做职业，努力图谋那改良进步，才好。
    22．水准（标准）：本年的植树、由于官民一体之努力、相信是达成了水准工作……。
    语言接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语言借用或吸收外来词的现象。从以上的“协和语”例子中可以看出，日语中有许多用汉字书写的词，汉语在吸收日语词时就按照汉字的形体把这些日语词借来，以丰富自己的词汇。而汉语中的日语借词都是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来表示的事物的，如“干部”、“场合”、“手段”、“景气”等。而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中的大量的日语词，汉语中本来就有自己相应的同义词，可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政策高压下，很多讲“协和语”的人不用汉语词而用日语词，结果使所表达的句子的语法结构、风格变得杂乱或难懂。可见，“协和语”语言“杂用”特点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汉语词汇系统的规范性。特别是那些生造词和改变汉语原义的词更使汉语规范受到更深层的破坏，产生表义上的不明确性。

    四  伪满洲时期“协和语”的语法特点及其对汉语影响

    在双语社区的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结构的相互影响最深的一层是表现在语法规则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在殖民语言政策高压下，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和日语语法杂揉和汉语语法规则遭到破坏的现象。日语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在语法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照搬日语格式
    1．主+宾+谓
    我们知道汉语是SVO型，日语是SOV型。但“协和语”中有SVO和SOV两总共混合型表达形式。如：
（1）朝鲜输入二万石许可。
（2）优秀大型货物船热田大连着……。
（3）望市民加倍蓖麻种植。
    “协和语”中的SVO和SOV两种混合型表达形式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使用“协和语”的人既可以按SVO型造句，也可以按SOV型造句，两种类型杂错使用，像（1）和（2）；其二是同一句子中不同结构层次上可以使用不同类型。像（1）和（3）。
    “协和语”在语法上所表现出来的这重混乱现象，除了日语格式的干扰外，还存在着日语词的大量杂用。像（2）例中“大连着”之“着”就是日语词，在日语中它总是出现在句子末尾，伪满洲时期使用“协和语”者也按其在日语中的位置来安排，使句子成为SOV型。
    2． 数+个+年（间）式
    汉语语法中表示“几年”或“几年内，几年间”是用“数+年（间）”的格式，不用“个”。日语表示同样意思的有两种格式：其一是“数+个+年（间）”，其二是“数+年（间）”。前者表示确数，后者表示约数。如：
（1）诸生幸而受六个年间的学校教育……。
（2）自去年八月起。迄本年七月止。一个年间之期货买卖额。
（3）拓务省之棉花自己自足以三个年五亿斤为目标。
    （二）乱用或错用汉语词性
    1．形容词用作动词，如：
（1）显著：我们集着一个德行……能将那要紧的修缮，给显著出来。
（2）谨慎：平日总得谨慎行为、保重身体、才好。
（3）坚固：应该首先坚固邻保的团结，再加以推广……。
    2．不及物动词作及物动词用
（1）陶醉：……去陶醉大人先生们的迷迷之歌声。
（2）争风：……此剧写二不良青年争风侦探长之女公子。
    3．名词作动词用
（1）利益：……藉此足以利益自己的生活。
（2）设施：国务院，是根据法律，设施种种行政的。
（3）经理：由本会拨定资金千万块，交由对于农业放款具有兴味之银行，组织团体经理此事。
    4． 乱用介词
（1）当：……当少年时代，是受教育和努力修养之最好的时期。
（2）因：白磷火柴（即红头的）有自然能力，往往因天气炎热的时候，忽能自然。
    （三）语体风格混乱
    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在杂用日语成分及无视汉语语法规范的同时，在用词造句和行文构篇根本上不按照汉语语体表达。此类句子往往在语体表述上存在句子文理不通、语气不对并连用文言语气词“也”的现象。如：
梅雨时泼渐过、酷暑天气已来使至今日、为一年中皮肤生病发时之盛之际……故药物肤法，莫逾于天恩水，因杀菌力上颇强富于深奥之理想，且毫无刺力痛苦之者而皮肤病竟得豁然冰释、欲购虞请问日本东京芝区田村叮东京药或各药房、订买定也！

    五  结  语

    语言问题是文化的核心问题，更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殖民主义者将自己的语言有意识地向外民族渗透与推行，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协和语”作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伪满洲国长达13年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高压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伪满时期殖民文化的典型代表，它集中反映了伪满殖民文化的奴役性、残酷性。由于“协和语”在口语和书面语中表现的词汇或语法混杂性特点，给正确使用汉语言和文字造成了极大的语言污染，破坏了汉语言和文字的纯洁性。

伪满洲时期的“协和语” ■ 普 忠 良　　 发布时间：2006-3-27 16:05:36　　原出处：本网发布
时至今天，与伪满时期残留的“协和语”类似的语言还有市场。故在对待“协和语”问题上，应以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抉择，杜绝使用这种殖民统治及其奴化教育高压下残留于汉语中的“协和语”。

主要参考书目
齐红深：《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6月。
———：《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6月。
———：《“笔部队”和侵略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6月。
王桂主编：《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
平野健一郎：《日本在满洲的教育史》，载《辽宁教育史志》1992年第2期。
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1935年。
《我国的教育制度》，伪满洲国民生部《旬报》，伪康德7年。
《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伪民生教育司，1941年编。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王文襄、侯瑞隆：《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载《汉字文化》1990年第2期。
[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