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彝文典籍的彝族先民，记载下了西南农业经济的起源情况。从彝文古籍中，我们可以探索到母权制时期原始农业的产生，普通劳动者在荞、茶等栽培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活动中如何产生了国家政权。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丰富了我国早期农业文明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彝文；西南；农业文明；起源
    Abstract：Yi Group has long- standing history, ancient script books. Yi ancestors recorded the agricultural origin by their script. We could inquire into the situation about original agriculture of matriarchy times, the creative action of ordinary laboring people in breed cultivating such as buckweat and tea, and state power how e- merged in the activities of collected taxes and built barns. These precious historical documents increased the re- search contents of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Yi script; southwest; agricultural civihzation; origin

    战国时期司马错伐蜀、庄?王滇，开启了西南与内地的大规模交往，《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最早系统介绍西南各民族的资料。而汉文文献对在此之前西南的记述基本上是茫然无征，无法从文字的角度说明商周时代四川三星堆遗址青铜文化、时间跨度前后达4000多年的贵州平坝县飞虎山新石器文化层、2500年前的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文化等所代表的中国文明西南源头的丰富内涵。
礼失而求诸野。西南世居少数民族彝族的先民用彝文记载下了各族群早期开发西南的历程。在近年翻译出版的多部彝文古籍中，为我们探知西南农业文明起源提供了一条难得的蹊径。从中可以了解母系氏族时期原始农业的情况，父权制时代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普通劳动者在荞、茶等作物栽培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活动中如何产生了国家政权。为我国农业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与思路。

一、内涵丰富的彝文古籍

    彝族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字与彝文古籍。彝文在《滇系》、《大定县志》等方志中被称为“爨文”、“韪书”或“蝌蚪文”。如民国《大方县志·卷五、卷十三》记：“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日‘韪书’，即今夷字。”《滇系·杂载》中的类似记叙，则称纳垢酋为汉代人。其实，这段记载只是讲了“撰爨字”，并无发明、创造的意思，在岩壁、石碑上篆刻彝文以记事，是彝族先民的传统做法。
    据《爨文丛刻》等彝文文献与彝族群众的传说，彝文的创造者为伊阿伍、吐实楚、恒本阿鲁、吉禄、毕阿西拉则、密阿叠等，都生活于战国时期四川、云南洪水泛滥的“六祖”之前。而彝文“是广大群众的智慧结晶，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的。”这些先驱者都“可能对彝文作过搜集、整理工作，其功不可泯灭”[1](P202～203)
    而新近发掘的彝文文献显示，女性与文字的发明密切相关。传统观念认为，文字是父权制、阶级与国家出现后的产物。但《物始纪略》等彝文古籍却记载，彝文是在母权制度下，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众人约定俗成，由女首领够斯艺在绘画与符号的基础上创制出彝文。“在天下凡问，若不造文字，若不创文字，苍天无光彩，大地无光明，人难保性命。”即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强和提高氏族社会管理水平的需要，将创制文字的任务提到人们面前。于是，“够家够斯艺，不停地思索，不断地创造，无数的文字，造出留人间。”[2](P205—206)
    根据经典彝文古籍《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人从远古的“哎哺时代”，就开始由毕摩、摩史用彝文记载历史。前人著述，后人增补。就这样，滇川黔桂彝族各支传承下来不见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彝文典籍估计在1万册以上，记录了彝族先民及相关民族几千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包括西南农业文明起源的情况。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包括彝、哈尼、傈僳、纳西、傈僳等民族的语言。据彝文古籍《彝族源流·第十二卷·彝人的根本》记载，在洪水泛滥之前，于彝族先民“六祖”之父笃慕的祖父武洛撮时，西南古代部落发生了大分化，12个部落中有11个演化成其他部族，只有武洛撮没有变，继承了原来共有的文化及文字，成为彝族群众公认的先族。因此，相关彝文古籍所反映的西南农业文明的产生情况，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
    彝文典籍同时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明显影响。《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夷中有桀骜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①而《滇志·爨蛮》则记彝族毕摩，“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②从而印证了“夷经”的文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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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364页。
② [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94页。

二、母系氏族的原始农业

    《物始纪略·女权的根源》追述母系氏族的采集与狩猎：“很古的时候，男、女在世上，分也无法分，夫妇也难分。在那个时代，子却不知父，子只知道母。一切母为大，母要高一等，所有的事务，全由女来管。女的又当君，女的又当臣。铸造弓和箭，利剑擒野兽，兽肉女来分，女分肉均匀。她就是君长，人人都心服，一切听她话，她说了就行。”[3](p366-377)
    发展到米阿媚为首领时，开启了原始的农业耕作。《物始纪略·米阿媚时代的人》总结性地记述了人类进化的3个阶段，文中所谓的“三代”，乃代表很多代的意思：“远古天出现，地形成以后，人开始产生。人不像人，人像鸟，鸟样过三代，鸟样过日子，果子当饭吃，雾当作水喝，松叶当衣穿。人不像人，人像野兽，兽样过三代，兽样过日子，生肉当饭吃，露当作水喝，阔叶当衣穿。人像人样，是到了米间媚那时，米阿媚时代，像人过日子，五谷当饭吃，专门喝泉水，绸布作衣穿。”[4](p83～85)
    此时人们所掌握的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技术，在女性氏族首领的指挥下进行。《物始纪略·农事的根源》记：“很古的时候，混混沌沌的，不会做农活，食物也不多。有的女人啊，她带领大家，她领去烧坡，烧了许多坡。带领去播种，播了许多种。女的有知识，女的有智慧。从此以后，知道种荞了。女人掌大权，就是这样的。”[3](P40-41)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出物增加，母权制也走到了尽头。据云南武定《彝族氏族部落史·母权失势父权获胜》记载，女首领笃席率领尼奶部迁徙到姆峨崮后，过上了富庶的生活。“姆峨崮之世，笃席六个儿，慈母育蜂族，有女名昭耐。笃席昭耐她，坐享先祖业，受先妣洪恩，专行善良道，容媚耀丽日，佳人显才华，文武两双全。”笃席昭耐成为新的部落首领后，到报恒引进了早稻品种，获得了大丰收：“已届三春时，笃席昭耐她，与讨尼笃枕，报恒获早稻，田野扬谷粒，日入负谷归，欢情犹未足。”后来，实行母权制的尼奶部落，被峨恩色藏部联合峨助色藏部打败。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宣称：“教红底城域，我们来居住。收起羊角号，率领众亲朋，天长地一久，开出优良田，宝地肥力足，教红之城域，我立下根基。女子当道时，母权暂得存，与我同相比，百代不及我。父权我始创。王位能持久，施令民心服，我所作一切，将载入史册，似群牛脚迹，一望便可辨。”[5](P21-22,28-29)父权得胜，最根本原因还是这种制度能够更快地促进生产力发展。
    当然，战争形式只是一种途径，更多的还是在氏族或部落内部，母权制和平地向父权制过渡。

三、“天人”与“地人”共同促进农业发展

    《物始纪略·工匠的根源》记述早期的开拓者，先是使用石器，“在那个时候，打石来做刀，用石刀砍物，剐兽皮做裙，羊皮做衣裳。”还有木制农具，如四川彝族古典长诗《勒俄特依》记载的居木(笃慕)时代，“居木家三子，桦槁红树做犁弯，杜鹃花树做枷担，红枣树做赶脚棒，嫩竹做成牵牛绳，黄竹做成赶牛鞭，驾起阿卓黑牯牛，来到阿呷地拖犁。”[6](P81—49)后来才开始使用金属器，“工艺传人问，手艺渐渐多，工匠更多了，自己挖铜铁，打金又打银。”[3](P48-49)从三星堆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包括农具在内的青铜器，说明当时的青铜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就为生产力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进入父权制时期后，彝族先民开始大规摸性地造田修地、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彝文古籍《尼苏夺节·开天辟地》中的辟地，就反映了建堤坎、辟良田的活动。有一位被称之为“老龙”的部落首领俄谷，“生冲大海里，俄谷老龙爷，九千九双手，捡捞海底石，夜间捡石头，白天垒石头。石头垒成堆，垒出大海面。又用海底泥，造化成大地。俄谷老龙爷，八万八只脚，夜里忙踩泥。九千九双手，白天勤抿泥，日夜不停歇。四千年开天，三千年辟地。……天与地之间，有四个水口：两个进水口，两个出水口。”俄谷的十代孙，“诺谷小龙儿，金棍抖三抖，凿出了溪沟，围成了湖泊，造好江海，开出了河流。再用棍金棒，撬开出水口，海水哗哗流，平坝绿油油。”[7](P1-3)
    西南少数民族将湖泊称之为“海”；所谓“八万八只脚”、“九千九双手”，说明参加水利工程建设的人数众多；俄谷的捡石头、垒石头筑堤坝，用海底泥造地的踩泥、抿泥，说明是石器时代的劳动方式。而诺谷使用“金棍”，凿溪沟、开河流、撬出水口，则进入了金属工具时代。正是在部落联盟首领的指挥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劳作，才在祟山峻岭之间的河流、湖泊旁，开发出了一片片被称之为坝子的良田。
    除了冲突与战争外，各部落之间更多的则是友好交流与协作。在母系氏族向父系部落长期过渡过程中，一些民族的史诗中将保留着母权制的部落称为“天人”，父权制部落为“地人”。天人与地人联合，曾在金沙江两岸的广大地域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和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知识的活动。这也是对古代学者无法解释清楚的《尚书·吕刑》、《国语·晋语》所记载“绝地天通”现象的形象诠释。
    领导这次活动的部落首领有杜米那确左、恒也阿买妮、恒亚阿买珠、阿娄、阿迭、阿进苏那、苏挪拉戛、拉戛苏佐①等人。地域遍及东、南、西、北四方，如按商周时期西南的武米十六国来看，则包括了当今川滇黔广大地域。结果是大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根据《彝族古歌》记述，由于当时“地上的人们，土也不会刨，地也不会耕，种子不会撒，禾草不能分。”杜米那确左和“两位天女”恒也阿买妮、恒亚阿买珠商议，“要将世人们，立刻聚拢来，先把山河治；治山与治水，天下第一事。第二一条呢，要教天下人，人人都种植。还有第三条，要教天下人，个个学知识。”“他们先到呀，先到东方去，便在东方呀，治山又治水。又在东方呀，在那民众中，又是传知识，又是讲技艺。他们在这里，又教天下人，教他们种植，教他们耕地。教人锄杂草，教人种荞子。麦种怎样播，荞籽怎样点，样样都在传，件件从头起。过了不多久，东方的人们，大家通通呀，都有了知识，教学会种植。这样一来呢，还不到半年，美丽的东方，平原阿扎地，荞子一片片，花色多艳丽；麦地不见边，麦穗多整齐。”“疏通东方河，理好东方水，河水疏通后，杜米那确左，就和天女俩，来到了北方。又把北方河，又将北方水，条条来疏梭，引人北海里。”结果，“东南西北方，处处都一样：荞麦绿油油，棵棵长得壮……”。[8](P98—123)
    在父权制的部落联盟里设立了专职的农业生产管理人员“司农”，乌阿庇是当时有名的司农官。“司农乌阿庇，他来管庄稼，庄稼如何长，哪块长得好，哪块长不好，全都由他定。酒献乌阿庇，他研究知识，他传授于人，教人来种植。”
    在乌蒙山腹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的彝族村寨裸嘎，还流传着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原始戏剧之一的“撮泰吉”，俗称猴变人的“变人戏”。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五六百年，而剧中最年长的角色阿布摩为1700岁。内容是氏族社会的农业生产与祭祀活动，其中的一个主题是4位“撮泰阿布”长途跋涉，给另外一个部落送粮种。[3](p26-27)反映出当时不同氏族之间在农业生产方面的相互支援。200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联合考古队，在威宁县中水镇首次发现了西南范围内的商周时期祭祀遗址，据考古人员推测，祭祀活动可能与祈求降雨有关，说明当吮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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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省赫章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彝族创世志·艺文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

四、普通劳动者推动生产力进步

    在彝文古籍中有多处母猪耙地的记载。如：“天还未形成，地未产生时，母猪耙地，曾经有其事。”“武以洛吐山，住三家穷人，有三袋良种，遍地撒下了，无耙来耙地。到次日早晨，有头大母猪，大样地出来，耙着平坝地。”“此事发生后，给母猪卸耙，套水牛颈上，把水牛驯服。由此而开端，巧手来绘画。”[2](P300—303)在彝文古籍的插图中，就留下了多幅有关的作品。既有“拖杷猪”，又有一个农夫驱赶水牛耕作的“一人耕田养万人”。以及全过程的“驯牛图”、“驯马图”。①反映了劳动者对畜力驯化和利用的探索。
    西南古代农业的一项代表性成就，是培育出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作物荞麦。荞麦适合于高寒山区的气候，至今还是山区各族群众的重要食粮。《物始纪略·荞的由来》记：“在那远古时，开天之后，辟地之后，生说话横目人。五谷未出现，荞子先出现。在代吐山里，什腮则、勺洪额两人，要到深山中，要采珍宝果，要摘珍宝叶。还未到深山，来到途中时，见一种植物，生长在路旁，结籽黑沉沉，杆子绿油油。什腮则采摘，放在口中尝，取名叫荞子。什腮则、勺洪额两人，摘一把荞子，很快就回家，来到家中后，派够阿娄，到高山平地，撒下那把荞，四方荞旺盛，覆盖了中央。荞子当粮食，五谷从此生。在东南西北，开垦地种养。有荞即财富，一度威势大，唯养子而已。”[2](P255—258)
    彝族先民在远古的采集活动中发现了野生茶树，并进行人工栽培，对这一中国特色饮料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彝文古籍在叙述诸项发明创造中，大多记有发明人的姓名，而在关于茶的记载里，只说“一对男女”是发明人，“一对男女”应为劳动群众的代称。
    《物始纪略·茶的由来》记：“茶的根由，说来有头绪，高大的树，荫深枝叶相结合，异味的苦叶，遮天蔽日，君喝后施令，臣喝后断事，师喝后祭祖。盛名东方传，宝树生西方，汇集到彝地。”“有一对男女，到深山箐林，伐奇木异树，采珍奇木叶，品尝甘苦味。一日尝百样，尝到末的天，奇珍异木，葱郁郁、绿油油。这种奇树叶，蜂采后心明，兽吃后眼亮，这一对男女，攀折下一枝，回到家中后，用银锅来煨，用金杯来盛。献给君长喝，君喝后施令，施出了明令，耳明眼也锐；献给臣来喝，臣喝后断事，事断得清楚，心明眼也亮；献给师来喝，师喝后叙谱，谱序得清楚。”“这样以后，这一对男女，在一起商议，精心栽培茶，栽在园子中，栽培出茶叶。”[4](P188-199) 
     无名的“一对男女”，是茶叶的成功培植者。而参与过此项活动的，还有“恒赛易之女，恒赛易之子”，“尼伟娄愁尤，能沽郎多脑”。尼伟娄愁尤，是尼伟即今四川宜宾一带的娄愁尤氏族的女子；能沽郎多脑，即今成都一带能沽氏族的聪明男人。《增订爨文丛刻(下船)·呗耄献租经》记，著名毕摩阿都尔朴在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堂郎山上，“摘茶叶”、“舀茶水”以“祭四方”，可知彝族先民对茶的重视及应用之广泛。
    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产生了纺织、冶金、擀毡、酿酒、制缆、建桥、造船、建屋等各项工艺。在彝文古籍相关的记述中，无不显现了普通劳动者阶层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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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长友主编：《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75页、第234—235页。

五、西南农业文明的国家政权产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总结了“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置，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捐税。这些特点，在彝文古籍所记载的农业经济国家政权产生过程中都有明确反映。
    在西南农业文明国家政权的产生过程中，一位远古英雄支嘎阿鲁(支呷阿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出自彝族武*[棘+火]氏第三支，父子连名为第七代，根据《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的记载推算，支嘎阿鲁生活的年代迄今至少有4000多年了。其活动范围在今金沙江两岸的云贵川三省毗邻一带。[9](P1)
    “地人”支嘎阿鲁，处于部落联盟首领“天上慈耿纪，在天上掌权”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为收大量赋税，管理大地，为收大量租粮，不知地四至，不知土四至”的情况，即面临按照地域划分居民的需求。为此，“要在地上找能人”，以测量大地。要求在大地的东西南北中，都“定一方方位，划一方区域，设一个标志。”①于是，“支嘎阿鲁哟，手持测地杖，跨上飞龙马，重新测量苍天，重新测量大地。大风闪在一旁，大雾不敢挡道，大雨不敢下来。支嘎阿鲁哟，量了北面的天，测完南面的地，快速胜飞鸟，来到了中央，回到了能弥。”[9](P134—115)就终极原因而言，国家是生产力发展与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人们往往把军队、法律、监狱、城池、宫殿等专政工具作为国家产生的象征。而彝文古籍却展示出西南农业文明国家政权产生的一种具体模式，即与征赋税、建粮仓等经济活动密切联系。在“有荞即财富，一度威势大”的时代，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受古代传统影响，水西宣慰司就一直下辖十三个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组织则溪。民国《大定县志·土官制》云：彝族君长“分其地置则溪，则溪者，译言仓也。”
    《物始纪略·东南西北的四大仓》明白地把阶级、政权、统治与粮仓联系起来：“宇宙的四方，住四君四臣。……凡间始九姓人，绸绵的租赋，金银的租赋，五谷的租赋，散堆在四方，没有仓装赋，没有仓装租，不便于征赋，不便于收租，成这个样子。造天的什父，说这样不好，宇宙的四方，要置四大仓，做装赋的仓，做装租的仓。宇宙的东方，什氏灵巧工匠，勺氏多艺工匠，修一栋房屋，设一架大仓；宇宙的西方，武氏灵巧工匠，多艺的工匠，修一栋房屋，安一架大仓；宇宙的南方，尼氏灵巧工匠，能氏多艺工匠，修一栋房屋，安一架大仓；宇宙的北方，鲁氏灵巧工匠，朵氏多艺工匠，修一栋房屋，安一架大仓。这样做以后，宇宙的四方，缴租如蚂蚁行，征租似牛出圈。在房屋正堂，设下大仓，纳租慎如白鹤。契约字据，好象树叶落；木刻和竹筒，堆积如柴薪。天管一切赋，地收一切租。产生所有大仓，就是这样的。”[3](p226-230)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服饰各异、发式不同的数十尊青铜雕像，及《尚书·牧誓》和《逸周书》“辛荒伐蜀”的只言片语记载，显示着上古西南多民族成分奴隶制国家的存在。就如《彝族源流·前言》所总结：“历史上的彝族社会，曾形成过称‘米’的较统一的社会政治体系，如‘武米’、‘武哲米’、‘笃米’的时期，并曾使用过统一的天文历法、统一的文字，而后出现的才是以‘祖’为代表，各自为政、互不号令、各部都以自己为中心的局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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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长友主编，王仕举、王运权编译：《西南彝志(第11—12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7—228页、第317页。
②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彝族源流(5—8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页。

    彝文“米”即“王”的意思。根据《物始纪略·“吐”分七勾则》记载，大约从商周至战国，在今川滇黔广大地域内形成了各以1座“大城”为中心的16国，颇似城邦国家。武米为各国的“天子”即盟主。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洪水泛滥时期。各国分布情况为：“武分十六国，西边四武国，塞迟大城，在塞迟国南；举骄大城，在色吞国中；蒙唢迂旬，在蒙唢国边境；投帕洱海，在葛鲜国中，都是武氏国。北方四武国，垓垓大城，在窦尼国上方；霭扎大城，在德晋国中；能沽大城，在能沽国边，都属武国地。东方四武国，上是羿尼国，武雅苟所图；垛垓大城，在武舍国边境，阿哺待国毗邻；葛卓大城，在武斯国边境，是陀尼之国。南方四武国，则国和虎国，武笃国，毗邻纠伦国，下面亥笃国。”[4](P249-352)
    在武米16国并存的格局解体后，西南民族分化与重组加剧，各自独立发展，形成《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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