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世纪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生产力的知识化，经济的一体化，传媒信息化。政治上又体现为“一超多强”的多元结构：即以美国为一个超级大国，以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等形成多强。西方大国、强国不仅追求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霸权地位，充当“世界警察”，而且还要在宗教上、文化上追求霸权地位，充当“世界牧师”、“世界导师”。语言上英语的霸权地位已经逐渐凸现出来，基督教国家对非基督教国家正宗教上的渗透与和平演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也臼渐突出，文化霸权主义是新形势下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也是许多国家为什么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世界上相对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害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失去自己的文化，从而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国家特征或民族特征，在全球化中丢失了自己。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正是全面竞争时代的来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面临着新的更大的考验。
    在这样的新形贽下，针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的状况，国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开发和开放的力度，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步伐。
    新世纪里，约700万彝族人民在大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对自己进行宣传，找准自己在世界各民族中所处的境况?又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进行宣传，重新认识彝族自己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都是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问题。特别是全球化的步伐已经不可遏制地到来的形势下，如何译解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承基因，培育出核心的发展优势，既能够在全球化到来之时融人这一不可逆转的大潮，又能在全球化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这是亟待认真研究解决的大课题。
    大家知道，世界上犹太民族只有几百万人口，但其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自1901年至1982的81年间，获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及医学奖者共356人，其中不同国籍的犹太人或具有二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犹太人至少有87人，占总获奖人数的23％；同时，美国有138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中犹太移民竟占56人之多，即占40％以上。［1］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伟大人物都是犹太人。撇开政治等多种因素不说，犹太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无疑称得上是一个优秀民族。考察其之所以优秀的原因，是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他们的总统卸任后可去做教育部长，孩子在父亲和老师同时违法而又只能保释一人时先要保释老师……。同样是几百万人口的彝族，据我们所知至今仍然无人问鼎诺贝尔奖项。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相比，彝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及从事科技人员的数量等，也存在不小的差距。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没有一点忧患意识，不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没有一点找准自己的优势奋起直追的精神，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大潮，甚至有被这一大潮吞没的危险。这并非危言耸听，每个人都必须冷静理智地面对现实。
    因此，坚定不移地搞好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地抓好教育发展，与时俱进地与社会发展同步并行，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必须认真地总结研究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分析译解彝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基因，培育彝族文化的核心发展优势，保留那些优秀的、先进的有彝族特色的文化基因加以传承和发展，才能在新形势下找到站稳脚根的一席之地。大开放、大开发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使我们无可回避地直面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二
    基因是生物遗传的基本因素，是遗传密码中的最基本单位。人类遗传的基因由23对染色体组成。中外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是当今科学界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之一。然而，人类文化的传承是否也有文化遗传的密码或传承基因，目前尚无科学界说。曾经有一些学者谈到文化密码与文化解码的问题，初步承认文化的传承有密码存在，但文化密码并不是文化传承的基因，因为密码在解码后即可以认识并加以运用，但是否象基因一样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则并不一定，或者解码后的文化密码并不具有自身生存繁衍遗传下去的功能。所以，我们认为文化的传承基因与文化密码并不是一回事，文化密码可以破译但不能自身遗传，而文化基因在译解或未译解时一旦承接便可以自动传承下去，因而拥有弗洛伊德氏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功能，即使不是有意为之，其行为的文化特征都会自然流露出民族文化的特质，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和译解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
    彝族文化系统庞大而丰富多彩。吉克曲日先生曾把彝族文化概括为十大特征：一、悠久的历史：第一，有悠久的历史；第二，建国早。二、灿烂的文化：主要是彝语文一是准确性，涵盖量大；二是艺术性。三、光辉的思想：关于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生物进化、人猿同祖、母系社会等思想问世的时间比康德、摩尔根、麦克林、达尔文、巴霍芬等提出同类理论的时间早得多。四、科学的军事：有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和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五、独特的法律：包括法律意识、治罪独特和公正性。六、完整的宗教：第一，宗教意识；第二，宗教经典；第三，宗教仪式；第四，宗教礼仪；第五，宗教法具；第六，宗教法术。七、辉煌的科技：包括发明火药；发明手榴弹；发明十月太阳历：发现指南针原理；发明二进制数学；医药；彝文与英文有联系；彝文译《易经》；并进入高科技领域。八、文明的习俗：包括婚姻，家庭和道德文明。九、丰富的文艺：包括丰富的经典；英雄形象；优秀的节目；多彩的艺术。十、卓越的贡献，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的贡献。［2］这些概括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指出了彝族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让人们比较简明地就可以探知彝族文化的特征所在。但好像一个人一样，这些特征是其体形特征，比如这个人的头发、眉眼、脸型、身材、肤色等，让我们可以感知道这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然而这些都是体格的特征，还不是这人的细胞或者说是这人的遗传基因。彝族文化也是这样，找到了彝族文化的特征并非就破译了彝族文化传承的基因，就好像史书上描述的“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多衣牛羊皮”的彝人特征并不是今天流淌在彝人血管中的血液和彝人遗传中的基因一样。因为基因是不可以更替的，而外部特征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例如同样是描述彝族传统文化，我们还可以这样来描述：以家谱、大姓谱牒和重大事件相结合的历史，以兹(君)、莫(臣)、布(师)三位一体的政权结构为主体的政治结构，以农牧业为主兼顾冶炼和手工业的经济，以祖先崇拜为核心以指路经为主要经典的宗教，以简约笔画为书写工具的彝语文，以寻根炼骨为主旨以五言为主要句式的文学，以红黄黑三种颜色为主要基调的美术，以三句式谣曲为根本特色的音乐，以家支为血缘纽带的宗法制社会结构，以酒为大的社交礼仪等等，可以说大致都抓到了彝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但是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仍然不是彝族文化的传承基因。
    现在，我们来尝试译解个别彝族传统文化基因。以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宗教即彝族祖先崇拜为发端的文化事例开始分析。彝祖老人去世都要念诵“指路经”，“指路经”又是彝族为三代以上亡故的祖先举行“送灵筒”仪式所用的经书，是典型的彝族宗教经典。彝族为亡故的祖人指路并非指往天堂或别的什么地方，而是指往祖先的发祥地，即开始分支往外迁移的原住地。目前公开翻译出版的《彝文指路经译集》18部［3］，《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7部［4］，以及众多收藏在彝族毕摩手中的“指路经”莫不如此。以毕节市大屯乡原黔川扯勒土司家的大毕摩陈作珍先生家传善本《指路经》为例，其迁徙路线即以大屯乡石头寨大山达尼博块开始经61站指向云南省大理州境内的达刊、洪索［5］。众多指路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反映了彝族传统文化的什么基因呢?那就是：寻根。我们再以在彝族中广泛流传并在《西南彝志》等史籍中广泛采录作为纪录彝族历史重要线索的谱牒为例进行分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先民曾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代表6000年以上文明的彝族文字，记录了500代以上的连名谱及其相关的活动情况，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6］。彝族历史名人龙云的谱牒从阿普居木一代传至瓦体达史(即龙云，亦名纳甲乌萨)共175代［7］。彝族认家门都要背诵家谱。《西南彝志》、《彝族源流》、《滇彝古史》、《勒俄特依》等重要的历史文献收录有君长、大姓的谱牒。这些谱牒叙谱时都要从彝族共祖或六祖分支时开始叙起，采用父子联名方式一直续至当事人时。如果没有众多的谱牒记载，要想理清楚彝族历史的脉络，那是难以办到的。那么，众多彝族谱牒传承的传统文化基因是什么呢?仍然是：寻根!再来分析彝族古戏《撮泰吉》。戏剧大师曹禺看了这个彝族古戏后认为中国戏剧史应该重写，其渊源应是《撮泰吉》。撮泰吉的彝语意思即是：“演人是如何变化出来的戏剧”。演此戏时除“惹戛阿补”不戴面具外，其余都要戴猴面长型面具，戏中有两性交媾的十青节［8］。《撮泰吉》中对人类来历的探讨表现得极明显：一是从山林中的猿猴变化而来，这从戴猴型面具，演出中步态仿猿猴走路等得以体现。并且，惹戛阿补作为千年以上年龄最高的山柿老人，其称呼、年岁也隐含了这种人由森林的猿猴变来的意蕴。二是两性交媾而生育人。考察历史，人类由猿猴变来；观照现实，人类由两性交合而生。《撮泰吉》的哲学内涵仍然是寻人类来历之根：寻根!如果说指路经是从横向从地理的方向寻根，那么谱牒是从纵向的历史的方向寻根，而《撮泰吉》这一民俗戏剧则是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找到了彝人(人类)之根。至此，我们可以说：“根”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基因。有了对“根”这个文化传承基因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译解许多彝族传统文化现象。许多古籍中都记载，字有根，音有根，书有根，诗有根，史有根。还有金根、银根、铜根、盐根、奴刊、根、工匠根……等等，万事万物皆有根可寻，有根可传。甚至在彝族文艺中还有专门寻根的文体，这一文体在四川称为“博葩”，在云南称为“查姆”、“梅葛”，在贵州称为“物始纪略”。所以我们说，“根”是彝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基因。
    同样地，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彝文古籍中的记载，彝族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事象，彝族诗歌、神话传说、音乐、美术、舞蹈、建筑、天文历法、政体结构等，抽象出“三”是一个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三”是与彝族哲学著作《吐鲁立咪》、《吐鲁窦吉》等中记载的“一分为三，合三为一”的哲学思想紧密关联的，对彝族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其间，无可逃离。“三从”仍对“天、地、水”的崇拜进而演化为“天、地、人”的崇拜，并抽象为对“三”的吉祥如意的哲学意蕴的概括，最终形成了一个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9］
    从以上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根”和“三”的译解中，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到，对文化传承基因的译解，要有一个从博闻多识，广泛了解文化的各种表现形态和存在事象中选出优秃的有代表性的部分，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事象的分析，再从具体事象中抽象出共同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综合，总结出其共性特征，进而进一步实行哲学的抽象概括的过程，才能译解出文化传承的基因。译解出的基因需返回文化事象中重新加以印证、检验，方可确定。 

三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在大开放、大开发的格局中，彝族文化如何在译解出传承基因的基础上，培育核心发展优势，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既要心存忧患意识，又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全球化时代，许多人都提倡多极化、多元化的政治格局。随着科技的不断推广，个别语言霸主地位的不断凸显，文化的冲突、融合、同化等各种情况都将出现。处于弱势位置的少数民族文化会在新形势下出现不断消隐的趋势，人类文明的群芳国里总会有一些花枝不断凋谢，满语的逐渐消隐即是一个明证。因此，必须对彝族文化传承有充分的忧患意识，切不可盲目乐观，坐视不见。同时更要发挥开拓创新精神，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根据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进行开拓创新，既注重文化创新，也注重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使彝族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2、打牢现代教育基础，学习传统文化精华。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离开教育，一切都是空谈。特别是要打牢现代教育基础，提高现代知识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这才是文化传承的基础。教育和自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必然途径。同时要学习传统文化精华，统筹兼顾，兼收并蓄，才有根可传，有茎可传，有枝有叶有花果。只有培养出既有现代先进知识体系，又有传统文化知识的复合型优秃人才，才能译解文化传承基因，形成核心发展优势。
    3、培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注意在现代化进程中对那些具有传统文化特质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加以保扩，鼓励自然状态下的文化传习。可以以某个文化传承基因如“根”文化、“三”文化为核心建立一定的自然、社会保护区域或组建特色园、馆，把开发利用其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宣传、营销，达到保扩与发展协调并进，营造良好的文化传承生态环境。
    4、培育核心优势，创新发展机制。人类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共通的东西，每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差别往往大于物质文化领域的差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到来的时代，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的追求，其差距将会逐步缩小或消失。因而在精神文化领域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特质。传承手口发展传统文化正是要发现这种文化基因，并将之培育为核心优势，形成“优势遗传”。
    要使民族文化得到不断发展，还必须创新发展机制。鲁迅先生曾明确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就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但是要打破只有本民族人民才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要让其他民族的人民，世界各族人民都可以认真学习彝族文化，传承彝族文化。只要他们能够译解到或学习到彝族文化的传承基因，承认这只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冠给彝族文化的原创著作权，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大前提下，是可以借助外力传习和发展彝族传统文化的。对待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与其无条件的困死，不如有条件地放生。要更新观念，打破封闭与固守，建立一个开放创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机制，让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优势在这种机制之下得以不断地传承与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园林中开放出一树奇葩!

注释：
①《从诺贝尔奖看犹太人》，载1985.11.3⑥人民日报海外版。
②吉克曲日《论彝族文化的十大特征》，载《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46—260页。
③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④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⑤同④，61—63页。
⑥谢迪《对开发毕节地区彝族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考》，载《乌蒙论坛》2002年1期，58页。
⑦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84—85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
⑧罗德显杨全忠整理记录本《撮泰吉》，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4期。
⑨拙文《神秘的三：彝族民俗事象文化意蕴探寻》，载《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2期。可参见拙著《彝族三段诗研究•理论篇》，民族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摘自：《四川彝学研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