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研究彝族的队伍逐渐壮大，除了汉族学者和本民族学者以外，不乏外国学者，彝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从彝学研究的建立以及她的发展过程入手，对近代以来之彝学研究作简要的学术梳理，并分析其中之特点。

     关键词：彝学外国学者田野调查

     在中国的西南部，世代居住着彝族，而彝族也因其在藏彝走廊上的特殊位置，成为民族学、人类学重点关注的对象。从古代以来，不断有人描绘、刻画着彝族，形成了许多关于彝族的研究。我们将这种研究称之为彝学研究。那么，什么是彝学呢？我们可以给她下一个定义：彝学是一门研究彝族的综合性学科，包括研究彝族的过去、现在、未来和彝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经济、政治、艺术。我们可以将彝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彝学、近代彝学、现代彝学三个阶段。现代彝学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彝学。

     一 、古代彝学
     古代彝学是彝学研究的产生阶段。历代彝族文人、史家、经师无不关注彝族的历史文化，他们分别对彝族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其成果大多保留在彝文经籍当中。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族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等等。我们都知道彝族是一个以口头传颂见长的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发展中留下了很多口耳相传的经典作品。如叙事长诗《阿嫫妮惹》、《勒俄特依》、《阿诗玛》，经典训世诗《玛木特依》等；以及很多的毕摩经文，如《指路经》、《占卜经》、《作祭经》等等，这些都是古代彝学的一部分。
     许多外民族的人也从不同角度阐述和介绍彝族。如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当中就大量记载了彝族先民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有关历史文化面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中也论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唐代樊绰的《蛮书》主要介绍了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的地理、风俗、民族分布和政治、经济等情况。

     二、近代彝学
     近代彝学是彝学研究的发展阶段。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知识的引入，新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随着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彝学，即近代彝学。
     1．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对彝族的描述，是近代彝学研究的萌芽阶段。
     19世纪后半叶，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打开自己的国门，使得外国探险家和传教士能够得以进入中国的西南地区。他们写下了很多游记或调查报告记载他们在西南地区的所见所闻，将中国神秘的西南少数民族介绍给了西方。1860年，英国人布拉克斯顿[T.Blaekiston]考察长江上游，1862年著《扬子江五月考察记》，记述了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法国奥尔良亲王曾亲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实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运送回国，现在这些手稿保存在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不少人在传教过程中调查当地的民族问题，并且有的还撰有关于彝族的著述。如曾经为多隆探险队作向导的德.格布里安神父，在1903年曾撰写《经过未知的中国------罗罗的国土》，记述了所见大凉山彝族的情况。法国人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所见彝族的情况，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20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文物和彝文文献。西方许多研究彝族文化的学者，都要运用他的资料或引用他的著述。
     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 Vial]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人物,汉名邓明德，又称邓保罗。1887年到路南彝区从事传教及彝族文化研究，他学会了撒尼语。保禄.维亚尔著有《云南倮倮文字研究》，《倮倮和苗民》，《倮倮的历史，宗教，道德，语言和文字》，并撰有《彝族的历史和宗教》，《倮倮人有宗教信仰吗》等论文。后来，保罗。维亚尔死于路南，按照遗愿被安葬在路南撒尼人腹心地带的尾则。
     此外，1894年至1900年，英国人戴维思[H.R.Devies]也曾经考察云南的少数民族，于1909年著《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记录了西南彝族，苗族，藏族的习俗。
     20世纪初叶，法国人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势头有增无减。1907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06年至1909年，法国多隆[D,ollone]探险队先后在川，滇，黔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多隆著《彝藏禁区行》，记述1907年穿越大凉山禁区的过程。1907年至1910年，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吕真达著《建昌罗罗》，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及其等级。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①从时间和地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最初考察的地方多是在当时看来交通相对便利的云南、贵州的彝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慢慢接触到四川凉山彝区。这是因为在历史上，由于凉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历代中央王朝的统治名存实亡，凉山一直被外国人称为“独立倮倮”地区，也是传说中非常难以进入的地方。②人员大多为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不作专业性的民族学研究。③重在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时期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后来成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重要资料。
     2．随着二战的爆发，有一批外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
     外国学者对彝族进行研究的包括：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日本民族学家白鸟芳郎著有《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俄国人顾彼得撰《彝人首领》，主要记述了他在凉山彝区的所见所闻，其中重点写了白彝贵族曲木藏尧。20世纪20—40年代，曾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学者葛维汉[D.C.Graham],于1928年夏，赴宁远府考察富林附近的彝族，发表考察报告《四川的倮倮》。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倮倮的身体外貌，他们的衣着、生计、亲属关系和宗教活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①学者们以学术的眼光看待彝族。②这一时期学者开始进入凉山的边缘地带，与彝族上层人物有所接触，注意到了凉山彝族的特殊社会结构，这一时期多关注四川彝族。
     3．除了传教士、探险家和外国学者以外，还有中国学者的参与。
     20世纪30年代，随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推行，使得许多民族学家产生了要自己研究本国民族的想法，这实际上也就是民族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道路。一方面，由于当时民族学的传入，以及民族学在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之下，形成了以研究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许多高校内迁，如昆明，成都等地就有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等；再加之西南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复杂情况使得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开展了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大量田野调查，调查较为深入，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研究彝族的学术文章。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的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就是根据这些田野调查写成的。
     如1930年出版的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被称为“我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先导杰作”，涉及到彝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探索彝族社会的社会组织，奴隶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字。1937年，马长寿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撰写《凉山罗夷系谱》。1940年7月至11月，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二十人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彝族地区考察，著有《雷马峨屏记略》，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并著有《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1941年，庄学本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对彝族社会情形，彝人性格作了高度概括。1943年7月，林耀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西向大小凉山作实地研究，著有《凉山夷家》。1945年，曾昭抡教授出版《大小凉山夷区考察记》，1948年，江应梁编写《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其中，在彝文古籍文献整理和彝族原始宗教、彝族历史、彝族哲学、彝族文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知名的马学良教授，作为对彝族经籍文献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从民国时期便开始收集，整理并翻译了云南省大量的彝族经籍文献。马学良教授进行撒尼语的研究，著有《撒尼语文研究》，学习彝文，与人合作翻译彝文经典和搜集彝文图书。马先生曾根据两千多册彝文古籍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指出彝文经典的种类约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牒，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及引文翻译汉籍等经书。进而他对彝文典籍和彝族传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可以说马学良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彝文典籍研究的最高成就。他对彝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对彝族经籍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甚至是宣传是无人可替代的。所以后来他的学生巴莫曲布嫫在学术旨趣上由于受到他的影响，选择了彝族经籍文献中的文学现象为学术伸张点。写出了专著《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①在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②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民族学中国化的大背景下，彝学研究也逐渐走向中国化。
     4．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虽然汉族人和外国人研究彝族占据了主要地位，彝族本位研究虽然没有话语权，但终于还是有人在发声，只是这种声音相当微弱而已。
     这就是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他们两人都接受过汉族的高等教育，岭光电是甘洛的末代土司，即彝语中说的兹莫阶层，后来到汉区读书并加入了国民党，任国民党第27军副军长。对本民族的责任感很强，希望能够振兴彝族。著有彝族文化研究书籍：《倮情述论》，内容涉及彝族的历史与现实，民情风俗，岭光电先生集自己多年对彝族的观察和思考，对彝族生活的切身体验，书写成章，汇成此册。1936年，岭光电参加编辑《新夷族》刊物，1944年主编《彝文》半月刊。他还在甘洛开办学校，积极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曲木藏尧与岭光电不同，他出身于白彝曲伙家庭，是白彝阶层中的贵族。他的家支力量非常强大。他从小就在汉区读书，并且还去过南京政治军校读书，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在长期的与汉族接触当中，他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还处于非常封闭落后的境地，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写了《西南彝族考察记》比较系统地揭示凉山彝族社会面貌。马学良教授在谈到曲木藏尧在1933年出版的这本书时说：“历代写彝族的书不少，但他是第一个彝族人写彝族的人。”相信大家对曲木藏尧并不陌生，并且对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他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国民党靖边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邓秀廷是司令。曲木藏尧到了邓秀廷的司令部以后，很有民族气节，对土皇帝邓秀廷不屑一顾，时间一长，就激起了邓秀廷的不满。再加上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曲木藏尧处在中央与地方的复杂的矛盾之中，使邓秀廷产生了疑虑。据说有一次曲木藏尧在小相岭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邓秀廷认为这次会议对他不利，便产生了除害之意。1940年10月13日，曲木藏尧生病，邓秀廷买通医生用 汞将曲木藏尧毒死，曲木藏尧在泸沽被害身亡，时年35岁。顾彼得的《彝人首领》就是主要讲述的曲木藏尧。
     在他们的文本当中除了对本族的描述，更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看来是一种民族情感，其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彝族的忧虑，希望振兴自己的民族。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一个是末代土司，一个是白彝贵族，他们都外出求学，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然后又服务于地方和民族，作为彝族社会的上层人物和国民党的政府要员，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利，为推动彝区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现代彝学研究
     现代彝学研究是彝学研究的繁荣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彝学研究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不仅有汉族学者，本民族自己的学者，还有外国学者的参与。同时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
     彝族是拥有众多支系的民族如诺苏、纳苏、聂苏、阿细、撒尼等等。随着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民族状况不清楚，进行民族识别和调查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势在必行。因此出现了很多研究彝族的专著。如中国社科院的胡庆钧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方国瑜先生编写的《彝族史稿》也辑录了大量的彝文史料。
     我们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林耀华，他对凉山彝族的考察历尽艰辛而且充满危险。历时87天，在彝族腹心地带跋涉数月，数度遇险，也因此加深了对彝族的了解。他越深入彝区，就越觉彝人可信可亲。当年彝族最怕测量与照相，害怕灵魂被人摄取。但他还是做成大量测量工作，靠的都是彝族保头帮忙动员。先生能取得彝族信任，因为他虽是初进彝区，却比当地汉人更了解和尊重彝族习俗。这次的考察成果包括：“1，发现通往彝区腹地的新路并记录沿途里程和户口，为凉山开发积累了资料。2，以精确体质测量确认包括黑彝在内的彝人总体为蒙古人种，破解了彝族来源方面的诸多迷思。3，收集大量彝文文献。4，研究了彝族的物质文化，亲属制度，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特别是亲属称谓背后人际关系和行为惯例。《凉山彝家》以区域，氏族，亲属，家族，婚姻，经济，阶级，冤家，巫术等内容记载了这些成果。汉学大师鸟居龙藏肯定此书：“著者为研究罗罗社会之权威”，并在例举前人文献后断言：“对罗罗作如此精细之研究看，实当以林氏之此书最为重要”。 1950年解放军进军凉山，官兵多持此书作为参考。
     作为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对凉山彝族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直到临终也不能忘怀。他曾经在文革后期二上凉山，归来后写了《凉山彝族今昔》一文。1984年5月，74岁的先生三上凉山，旧地重游了雷波和美姑，后来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课题》一文，提出了很多建议。1991年，商务印书馆拟重版《凉山彝家》，希望先生酌量增补新成果。80多岁的先生难以四上凉山，便委托出身凉山彝家的博士生潘蛟代行其事。潘蛟利用专业知识和广泛的彝家人际关系，带回许多重要的材料，师徒二人据此写成《凉山彝家的巨变》。还委托潘蛟寄给打吉比俄家一册并附上近照一幅。他说“希望后辈学者能把这份情缘相传下去，不断有人去凉山，捎去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他们的关心。”
     到了80年代，彝学的发展可谓日趋繁荣，首先从学者份上来讲，一大批的汉族研究者仍然继续在彝学领域进行研究。如杨成志、李绍明等。
     其次，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本民族学者参与到其中，将彝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很多彝学研究者具备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经过书本和实践训练，掌握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本民族学者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无疑具有自观与他观的优势，作为本族人研究本族文化，在学术上被称为“本位研究”或“自然研究”，其最难避免的调查失焦，就是对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现象先入为主或熟视无睹。其次，在民族学调查过程中，以什么眼光来看问题是个重要的前提问题，明了“自观”，可以克服“族际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如实地反映真象，不带“偏见”，但并不能把握本质。自观方法和他观方法是互补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经过专门训练的本民族的学者研究本民族文化，无疑具有“自观”与“他观”相结合的优势。因此，涌现了一大批彝学工作者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我个人认为彝学的发展与巴莫家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她们将彝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彝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我还想着重讲一下在彝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是《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宣告了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和彝族文化学说的诞生。《彝族文化丛书》的主编刘尧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知名的民族学家。彝族文化学说将采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地系统地公诸于世。1986年以来，已经陆续出版了：刘尧汉，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回忆》。吉克，尔达，则伙口述《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曲木约质著《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巴且克迪著《凉山黑彝巴且氏族世家》等等。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是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文献，考古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彝族历史展开综合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套丛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技，宗教，考古，将形成彝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彝族文化学派遵循的是创新原则，即不论写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其新内容或是新观点。作为彝族文化学说大全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它所研究的是整个彝族的历史。彝族文化学派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叫做---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是彝族文化学派主将刘尧汉始终一贯坚持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第三，国际上一些接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也开始关注彝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研究彝族的热潮，对国际彝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比如斯蒂文.郝瑞、托马斯.海贝勒、魏明德、司佩姬、柯谨艺等等。
     这里想重点说一下的是郝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彝族研究，懂得彝语和彝文。被称作“美国木呷”，去过凉山的很多地方。研究过族群关系，其中写过专著《田野关系中的民族认同》。
     为彝学的国际化做出很大的贡献。1995年通过郝瑞的努力，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彝学研讨会。将彝族文化介绍给公众。并且在华盛顿大学举办了高山图式---诺苏展览。
     从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国际彝学已经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1995年，第一届国际彝学大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彝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日趋与国际接轨，为研究彝学的人们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为彝学研究拓展了视野。1995年在德国的特利尔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彝学会。2001年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彝学学术讨论会。2005年8月在凉山的美姑县召开了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国际彝学会议已逐渐成为中外彝学研究者交流的平台。

     四、展望
     彝学研究的发展除了拥有彝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外，还具备很多有利的条件：
     1．彝学研究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专业队伍。彝族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如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都设有彝学相关学科，为彝学研究的发展储备着人才。
     2．彝学有着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研究实体。各种彝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相继建立促进了这门学科的专业化，正规化的进程。楚雄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工作，完成了许多重大课题。云南省成立了“云南彝学会”，贵州省成立了“贵州彝学会”，四川也建立了彝学会。各地彝学会在不断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同时，还创办了《云南彝学》，《贵州彝学》，《中华彝学》等学术刊物专门刊载彝学研究成果。
     彝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尚待开拓，还有很多新问题等待人们去探讨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