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湖蛮”是历史上居住在四川南部金沙江下游地区，即今宜宾市属之屏山县及宜宾县西北地区、乐山市属之马边彝族自治县、沐川县及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这个古老民族曾对上述地区的开发作出过突出贡献。不过，关于“马湖蛮”的情况，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中虽不乏记载，但并不系统且支离破碎，给研究者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因而至今未见有系统研究“马湖蛮”的专文发表。有鉴于此，笔者不避浅陋，爬梳史料， 对“马湖蛮”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马湖蛮”的得名
   
    “马湖蛮”显因“马湖江”和“马湖”而得名。所谓“马湖江”，是金沙江下游从雷波到宜宾段的古称，这在史籍中多有记载。而“马湖”，则是位于今凉山 州雷波县黄琅镇与马湖乡之间的一个天然湖泊，又名“龙马湖”。《元史·地理志三》载，马湖部“宋时蛮主屯湖内”。此湖东西均宽1.3公里，最宽处达2.3公里，南北长约5.63公里，面积约7.32平方公里，蓄水4.81亿立方米，最深处达134米，是全国已知的第3深水湖。马湖以其优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1993年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关于马湖，明《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七引《元·统一志》也记载：“湖在山顶，其山南(离) 江二十里，周围四十里，高二百余丈。湖长二十里，广七里有余，中有土山(笔者按：今名金龟岛)，可居四百余人。” “马湖蛮”作为民族部落的名称，始见于唐，以后宋、元、明、清时期史不绝书。
   
    二、“马湖蛮”的族属
   
    汉代以前，今屏山县和雷波县境内的主要居民为古蜀族(如《明承务郎夷公暨安人安氏墓志》记载，“马湖蛮”大姓夷氏、安氏之先均系鱼凫，秦、汉、唐、宋相沿，成为马湖地区古代土著民族)和�族(又称“�人”)。�族沿金沙江河谷居住(据《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刊登的刘世旭撰写的《雷波县岩葬初探》一文披露，近年在雷波县金沙江河谷的天姑密地区多次发现�人悬棺葬遗迹，可资佐证)；古蜀族则聚居在今屏山县中部(古名沐道、沐源、夷都)以至沐川、马边甚至峨边一带。从汉代开始，原�道县尉安氏，自进入屏山以后，依仗其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又凭借雷、马、屏、沐地区较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期控制这一区域。东晋以后，安氏集团与以夷都为中心的土著民族夷氏结盟，联合统治今屏山、沐川、马边、雷波四县及宜宾县西北地区。这两大部族，长期保持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向朝廷纳贡，并接受中央王朝的各种封赠。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马湖地区的安、夷两大部族最终融入了日益强大的“乌蛮”系统(又称“倮倮”、“亻罗亻罗”、“罗罗”)即今之彝族，故有的史家认为：“马湖部落的族属，可能是今天以凉山为中心的彝族的先民”。(见凌受勋：《宋代戎(叙)州民族贸易市场》，载其所著《探微集》)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明代撰修的《土官底薄》卷下“马湖府”条明确记载：“安济，蛮夷长官司籍，罗罗人”。《明史·土司传》也称安氏为“罗罗人”。明嘉靖《马湖府志·风俗》也记载，马湖蛮地区“夷种有三，与夏(笔者按： “夏”即汉族)杂处”，且均“编发、披毡、左�”。又《马湖府志》卷六《调民兵议》也记载，“近因征剿横江，欲调雷泸、水海倮罗出境。”至于“倮倮”、“亻罗亻罗”、“罗罗”为彝族自称，史籍记载甚多。如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自序》中说：“倮倮即龙、虎的译音，系彝族的自称”。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里说：彝族自称“罗罗”，意为“虎族”。尤中教授撰写的《云南民族史》说：“南诏北部的‘乌蛮七部落’中，有一个部落称为鹿卢蛮部落’。往后,‘鹿卢’被译写作‘罗罗’，成了这个近亲集体 的共同称呼”。“人们便把其他区域的彝族，无论其内部的称谓是什么，都一概称之为罗罗。‘罗罗’这就成了对各地区彝族的通称”。近年出版的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说： “彝族的自称‘罗罗’， 即虎、龙，是泸兰、鲁罗、倮倮等称谓的音转”。至于彝族被称为“罗罗”，最早见于元代乌撒乌蒙道宣副使兼管军万户李京所著《云南志略》：“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皆此类也”。此外，在今屏山县境内发现的，曾经担任元代马湖路下置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夷都、雷波6个长 官司长官的文氏(安氏分支)、悦氏(夷氏分支)、夷氏、杨氏、王氏的族谱，除王氏外，均明确记载自己为彝族。由此可见“马湖蛮”的族属当为彝族无疑。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明末清初，随着中央政府在“马湖蛮”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安氏避入凉山地区，完全融入当地彝族。其余文氏、夷氏、王氏、杨氏这些原“马湖蛮”的大姓则完全融入汉族当中。至于今天居住在屏山县西部屏边、清平两个彝族自治乡境内的彝族，则系民国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凉山地区陆续迁徙而来，非“马湖蛮”的直接后裔。
   
    三、“马湖蛮”地区的历史沿革
   
    唐初，安氏以马湖地区(今屏山、沐川、马边、雷波四县和今宜宾县西北境)统治者身份归附朝廷。唐王朝在此置马湖羁縻州，隶属于戎州都督府，安氏被授予马湖羁縻州都尉之职。后因世代内附之功，封归义郡王，史称董蛮，或马湖蛮、马湖部。这在《新唐书·南蛮传下》中也有记载：“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安氏的分支)，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自此，马湖地区在安氏统治之下，成为唐王朝与南诏之间的前哨阵地之一，长期与南诏对峙， 因而也常遭到南诏的攻击。如《新唐书·南蛮传中》记载，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军“出沐源，窥嘉州，破属蛮，遂次沐源”。《通鉴考异》载，是年三月，“南蛮众击董舂乌部落，倾其巢窟，舂乌以其众保此栅。俄而蛮掩沐源川，遂逼嘉州。”乾符三年(875年)正月，唐将高骈在大渡河击败南诏军以后，遂于戎州马湖镇地筑城，号“平 夷军”。胡三省注云：“马湖镇，当马湖江之要。”在这场战争中，安氏因从征有功，被授 予“平夷军使”。不过，终唐一代，马湖蛮偶尔也与戎州境内的汉民族发生纠纷。如《舆地纪胜·嘉定府·碑记》载有“沐川古碑”，此碑上有“唐垂拱三年(687年)，玉津令马元庆杀马湖夷贼纪功”的记载。显然马湖蛮在唐代已成为相当强大的一方势力。
   
    宋代，叙州被列为“上州”，辖宜宾、南溪、宣化、庆符4县及羁縻州30个，“控扼石门、马湖诸蛮，号为重地”。其时，马湖蛮地在《宋史·蛮夷传四》中被称为 “叙州三路蛮”之一。“董蛮在马湖江右，故�侯国也。唐羁縻驯、骋、浪、商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有董舂惜者贡马， 自称马湖部三十九部落王子”。 又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记载，宋太祖开宝七年(975年)，马湖部落世袭的德化将军董舂惜向朝廷进贡良马二匹，表示归附新兴的宋王朝，太祖下诏嘉奖了他。到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戎州市场开始对少数民族开放，这是董舂惜向宋太祖请求而得以批准的。当时，叙州城内还专门开辟有市场，供双方商人贩卖木材、马匹等物。史载， 当时马湖地区的居民，除“披毡、椎髻”外，其饮用、居住、耕作均与汉同。这说明马湖蛮正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在马湖地区设置胡盐(今福廷)、黎溪(今屏山县城)、平夷(今新安)、夷都(今中都)、什葛(今新市镇)、蒲润(今雷波境)、荒桃(今马边境)等七个行政村，统称“夷都七村”，村大使一职先后由安氏、夷氏担任。但有宋一代，马湖蛮各部也常与宋王朝交恶，不时出扰沐川、马边、犍为以及宜宾县西北地区(主要是今宜宾县商州镇境内)。如淳熙十三年(1186年)九月，马湖部落与夷都部落联合起来进攻嘉定(今乐山)的笼鸠堡。当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赵汝愚急令封闭叙州市场，切断了马湖部落的给养供应，使马湖部落被迫“与边吏歃血，申立信誓，自今以后，永不犯边，方与放行岁犒及通互市，渐次撤警班师，各使夷汉安于无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又如嘉定四年(1211年)正月，马湖部落和夷都部落以叙州强迫其贱价出售板材为借口，欲进攻叙州，因道路阻塞不能前进，转而攻打嘉定府犍为县的利店寨。知寨保义郎改松指挥寨丁迎敌。寨破，改松被俘并被凌迟处死，寨民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数百人。马湖部落尽“驱老弱妇女数百人而去”。故朝廷不断派兵讨伐，并沿边筑寨防御，以确保嘉定、叙州二府的安全。南宋宁宗末年(1200年)，叙州宣化县(治今宜宾县蕨溪镇宣化坝)主薄封寿元在他撰写的《古戎边志》中便指出：“马湖之警在嘉而不在叙，盖一军屯安边， 一军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间，则马湖之警不能遽踏吾境；惟赖因、中镇地平而近，且(马湖)蛮以索税为词，往来通行于汉嘉之境，一不如意，则寇辄随之而来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辛未利店之变》)
   
    元代，马湖蛮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内附(此前，马湖蛮还参加过南宋的抗元战争)，元朝在雷、马、屏、沐地区设马湖路总管府，“迁于夷部溪口，濒马湖之南岸创府治(笔者按：即今新市镇，后迁往今屏山县城关镇)，其民散居山菁，无县邑乡镇”。(见《元史》卷六十《地理志三》)马湖路总管为安氏，下置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夷都、雷波6个长官司，是为马湖地区土司制度之始。元朝在马湖路设立“儒学”，修建武侯庙宇等(今马湖金龟岛上的武侯庙遗迹尚存)，为马湖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马湖路改为马湖府，仍由安氏世袭土知府，下置泥溪、平夷、蛮夷、沐川4个长官司，长官均由原长官世袭。嘉靖《马湖府志》说，马湖“西南接建昌乌蒙众夷部，东北联叙、泸、嘉、眉诸名邦，诚全蜀之重镇也。”今云南省盐津县老黎山古刹“飞来寺”寺壁仍立有明天启七年(1627年)马湖府界碑(见新编《盐津县志·文物古迹》)，足见明马湖府管辖区域相当广阔， 已不仅限于川南的雷、马、屏、沐地区，故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在明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在马湖地区传播汉族文化， 以收“教化”之功。以儒学来说，明初已有马湖地区彝族子弟在国子监肄业。如《明史·土司传》说：“洪武二十三年，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监读书”。《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记载：“洪武二十年十一月辛卯，命国子监罗罗生阿累等三人归省其亲”。同书卷一九六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七月戊辰，赐国子监罗罗生阿聂等夏衣鞋袜”。同书卷二三九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户部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 民皆罗罗，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与此同时，明朝拟定了在马湖府及沐川、泥溪、平夷、蛮夷长官司“流官土官参用”之法，这实际上是“改土归流”的前奏，预示着“马湖蛮”地区土司制度行将结束。
   
    四、“改土归流”和“马湖蛮”地区土司制度的终结
   
    “马湖蛮”地区“改土归流”的导火线，是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马湖府土官知府安氏五世孙安鳌，依明律犯“凌迟罪八、斩罪十三、绞罪三”被处死。《明孝宗弘治实录》谓其“残忍暴虐， ……土人前后遭其害者，无虑数百人。冢墓遭发掘者百八十八所，庐舍遭焚毁者三百四十余家”。至是“改土归流。”(也参见谈迁《国榷》卷四十三)马湖府改土归流以后，除马湖知府及衙门各级官员均由流官担任外，其下属之泥溪、蛮夷、沐川、平夷4个长官司仍保持了土司制度，且朝贡不绝。但由于各土司家族的身份已成为朝廷命官，因而进一步接受了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不仅其生活方式愈来愈与汉族相同，而且均使用汉族姓氏，与汉族通婚，热衷于学习儒家经典，其思想观念也明显向汉族转化。如今屏山县中都镇海来溪深基湾南崖丹霞洞所存世袭沐川长官司副长官夷靖石刻题诗云：“身为廊庙臣，性素爱丘壑。廊庙系纲常，丘壑无荣辱。云窝有丹露，太行有盘谷。今古事虽殊，行藏苞苴轴。适趣抚林泉，悬心抱忧乐。何日授簪缨，功名大道足”。以及洞内石壁上所刻篆体“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均说明马湖蛮这支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上层人士已进一步与汉族融合，有一定文化水平，并接受了汉族封建正统的道德观念。
   
    清雍正五年(1727年)，进一步改土归流，裁马湖府，由屏山县管理原马湖府境，这在清嘉庆时修《四川通志》卷三“叙州府”中有明确记载：“屏山县，至元十三年置马湖府，洪武四年改土府，万历十七年置屏山县，雍正五年置马湖府，以屏山县隶叙州府”。至乾隆时，雷波、马边先后分置，如前所述，马湖蛮各土司家族，除安氏因祖上犯法被斩避入凉山，完全融入当地彝族外，其余均与汉族完全融合。迨至清同治、光绪年间，各长官司长官先后因乏嗣而无人承袭，以致借土司之名而仅存的一点点少数民族的痕迹也完全消失，荡然无存。
   
    （邓沛，四川宜宾县二中历史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