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通过大量的文字资料表明，彝文有悠久的历史，用彝文记载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彝族文字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自特色的古老文字。它的产生对人类的文明，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人类生活、人类历史、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书写符号，它的产生便是人类伟大创造精神的一个卓越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彝文渊源
彝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字和灿烂文化。彝族人民用彝文谱写并保存了卷帙浩繁其内容极为丰富的典籍，已成为我国众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一员，跻于早期世界文明民族之行列。
在我国，如果我们把新石器时期的刻画符号看作是一种文字，那么，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已伴随我们民族几千年……这是一段何等漫长而辉煌的历史过程！谈到古文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世界上很多古文字，种类繁多异彩斑斓。如中过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汉字字体（通称甲骨文）和金文；苏美尔舆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以中美洲的马亚文字等。这当中除了甲骨文和金文及演变而来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外，其他的古文字几乎早已不被世人使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已经是“死去”的文字了，成为一种历史，不能再来用于人们的交际工具。然而，中国彝族的古老文字，也许很多人都会很陌生，还不太了解，过去也一直未被学术界承认为世界古文字。彝文，彝语自称Su Na “书眼”,即文字。明请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等。它，则是一种源远流长而且至今还有人能书其形、诵其音、释其义，并且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古老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它一直在彝族地区使用着，是一种尚“活着”的文字。彝族先民曾用这种文字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典籍和大批珍贵的金石铭文。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哲学、宗教、医药、文学艺术等学科。这不仅仅是彝族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彝族著名学者刘尧汉先生所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之前。这为振兴中华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将起到振奋作用。中华文明出自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近世治史者一致公认，但能道出各项文化因素究系何族首创？后来又如何成为中华共同之财富者殊不多。而刘尧汉先生所著，言之凿凿，论理之深奥。
关于彝族文字的创始时期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有很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曾经作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提出过许多可贵的见解，并有很多成果。
（一）彝文创自明代。持此论者认为，今存的彝文文献最早见于明代。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事实可以说明，如果彝文创自明代，那么，如此浩瀚的彝文典籍从何而来？
（二）彝文的前身系白狼文之说。此论者是以彝文文献《爨文丛刻》的编译者，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他的序言里对彝族文字来源的一种“假设”。马学良先生认为他的“假设”有一定的道理，并依此将彝文上推至东汉时期。（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民族语文1981年1期）
（三）彝文创自唐代纳垢酋长阿呵之手说。持此论者主要是以明请以来的汉文史籍《统一志》卷八百四十八谓汉时纳垢酋之后阿呵撰韪书字母一千八百四十，“爨人至今习之，以为书法”。旧《云南通志》称：“初有阿呵者，马龙人，撰爨字，字如蝌蚪，号曰韪书，夷人奉为书祖”。《腾越州志》卷十一；《滇系，杂载》卷三十均述，汉时纳垢酋之后，阿呵者为马龙人，弃职隐居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书祖”。贵州罗国义先生（已故）和陈英先生认为，阿呵只是对彝文字做了一次整理规范性的工作，并不是彝文的创始者。
（四）彝文起源于5000年之说。持此论者是陈英和丁椿寿二位先生。在这个方面，陈英在他的《彝族的起源和发展》（贵州日报1982年6月14日、6月28日、7月12日的《贵州民族史话》专栏中，结合彝族的起源问题对彝文的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五）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文字的始祖之说。这是最近几年来所提出的最新论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此论者为湖南省株州工学院考古学专家刘志一教授。
刘志一在他的《彝文，汉文源头，西文始祖》在（贵州民族报1991年12月16日）的文章中提出：“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的理论。这个论据是他在近几年来所出土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古彝文字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传播，还有古文字的原始使用方式和原始民族语言、原始思维特征等诸多方面的严肃考证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文章指出：“大家知道，自从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之后，已有部分彝族学者和汉族彝学研究专家指出，彝文与半坡刻划符号有同源关系，并将古彝文的诞生时间上推至距今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半坡时期。但不久之后，距今7400多年前的甘肃省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距今7800年前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距今8200多年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石饰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这些古文字材料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特别是贾湖遗址的柄形石蚀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荒野孤魂”，与云南省石林县古彝文完全相同；彭头山遗址的石蚀刻符“尼”与彝族古籍所载，彝族先民“尼能氏”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古彝文和它们的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把古彝文的创始时上溯到9000年前”。另外，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彝文与汉文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彝文的创始问题，在彝族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在四川凉山的传说彝文是由呗阿苏拉吉从洛龙歌布曲乌那里学来的；云南禄劝、武定和新平的传说，认为伯博伯梗根据鸟兽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造了彝文；石林、弥勒等县的传说是阿山牧人为统计牛羊的数目和牧场的块数在石头上刻划了许多符号，在此基楚上逐渐发展成彝文；在贵州彝区的传说则古代有三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在树上记年，石上记月，形成十二地支的符号，后来逐渐发展成彝文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彝文的产生的历史年代虽然久远，但目前仍然缺乏远古、上古和中古的文字资料及充足的科学根据，不能简单地断言彩陶刻符就是古彝文，或者是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当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彩陶刻划符号中，有很多种符号确实可以用古彝文辨认、释读，这完全是事实。我们说它就是彝文，那至少还需要更多的依据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试想，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古文字的始祖，是汉古文字、古彝文或其他民族古文字的原始阶段，以此推论为彝汉文同源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约定俗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它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古老民族文字，而且说明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化兴盛时期。
二、族文字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为什么说彝文具有社会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我们从上述大量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彝族先民用彝文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谱写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们用事实说明如下：
（一）金石铭文。如云南弥勒县盘江东侧老虎山岩画（1982年发现）岩画组合图中有14各彝文和盘江东侧金子洞岩画图中有5个彝文；贵州威宁战国“矣诺”铜制印文；贵州赫章县西汉铜铸擂钵上有5个彝文，意为“永传祖祠手碓”（擂钵）；云南昭通西汉铜制“螳琅山统辖手印”（1988年发现于昭通市旧货摊）；云南个旧汉代铜凉壶足图铭文，意为“水器”；四川叙永天台山彝文“天根基（天梯）三字摩崖，镌于元末；明代彝文石刻，云南禄劝县《镌字崖》，上面刻有彝汉两种文字，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石刻；贵州省大方县安氏土司彝汉文对照的《千岁衢碑记》，镌于嘉靖丙午年（1546年）；在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代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这是迄今发现的彝族历史文物中唯一大型的钟铭实物；贵州大方县《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上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彝文1900个。石桥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桥碑记述了明代以前水西彝族统治家族的历史和建桥经过以及落成后石桥的效用情况；《妥阿哲纪功碑》，原碑被弃置于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的一河边，因年代久远，仅剩全碑左下部一截，共有174个彝文。据《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载：“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又据彝文文献《西南彝志》载：“妥阿哲之世，孔明子先生来临，出兵南征，祖先妥阿哲，率兵随汉王，背军粮给他们吃，紧紧跟随”。汉王帝说：“妥阿哲为人，真是位忠臣，爵禄和顶子，给予妥阿哲”。妥阿哲乃彝族六祖默部始祖慕齐齐第25代孙，既汉文史书所载佐诸葛武侯南征的济火。这是一幅迄今发现用彝文錾刻记事的年代最长的实物。其他还有《拦龙桥碑记》、《长寿桥碑记》、《祖原碑》等共20余个碑刻。
在云南省弥勒县西南方，地处丛山峻林中的独家村发现了一面较大的配有彝文的岩画，据初步考证，弥勒独家村岩画产生于随唐时期。它的发现不仅是滇南彝族古代绘画的艺术代表，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对于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典籍。
现存的彝文经典有木刻和手抄两种版本。比如，大家熟知的流传在贵州地区的著名彝文经典《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流源》、《宇宙人文论》、《彝族诗文论》等；流传在云南彝族地区的有《查姆》、《劝善经》、《阿诗玛》、《尼苏夺节》、《尼租谱系》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初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雨龙乡发掘了一部明嘉靖45年（1565年）的《彝文医药》专书，该书整理并公开出版之后，在中外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关注。本医书内容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皮炎等科目，包括54个病种、87个处方以及324味中药，其立方配药都十分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研究我国民间医药学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四川彝区收集到的文献有《教育经典》（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妈妈的女儿》（阿母尼忍）、《尔比尔吉》、《古候》等。以上这些文献都是通过翻译整理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经公开出版。另外，大量的彝文古籍有的是正在进行翻译、整理或对作品的深入研究；而有的文献解放初就已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甚至有的还收藏在台湾、香港等地；而有的则早于流失到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相当一部分至今仍然散存于彝族民间，保管条件极差，处于不断地散失和毁坏之中，极待着加于抢救。这些古籍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彝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三）政府（官方）文告。
在云南省石屏县龙武区法乌乡撒白租村，彝族老人普保有收藏的一张乾隆五年间（1740年）用木板刻印的彝汉文布告，共有400多个彝文，与900余个汉字并列。这是一今见彝文古籍中使用彝汉两种文字的唯一官方文告。现将原文告汉文部分抄
录如下：
清乾隆五年彝汉文布告
为严禁拢累苗民以安边境事，照得滇省僻处天末，夷倮种类不一，其环居箐谷之地，中多不毛，亦解恒策，较之内地人民苦常数倍。既归化入我版图，即属朝廷赤子。地方文武官弁加意抚绥，俾安耕凿。禁谓鸠舌可欺，遂加竣贼，无论公私事务，无不姿意役使，如遇伊等或与汉人讦讼，并不为其秉公剖晰，以为夷不可长其骄，又无论曲直，挽为呵责，只知有威，不知有恩。而兵役等更以奴隶待之，或奉差出门杂肩舆，令其拾匿，普男妇皆负行，诸如讽讼事嗟唤，则私行吊打（巫坚），瑭兵丁，并令代处文书，或派供应，或压买什物，或见持经过抽取，甚至占种田、围畜、淫妇女，其忍不可枚举。又有豪绅劣衿放债款盘剥，往往利息数倍于本。佃给地亩耕种者，将所收籽粒取之无遗。更有江西、湖广等处汉奸窜入夷村，诓骗银钱，挑唆生衅，以致各苗仇怨相寻，毋毋并扰害地方，固狼野性，桀骜不循，亦唆以激之也。
赖我圣上天威远播，德化涵濡，桓化者俱皆革面革心，输诚者各倾心贴服。正百苗绥靖只时，边境较宁之。会所以前项扰累情弊，经前部院、抚都院类行饬禁在案。诚恐文武官兵日久玩生，不为实力奉行，而兵役乘其已安仍萌故智，又扰累亦未可定，合行严禁。为此，示布督属文武官弁役人等知悉：嗣后凡文武大小衙门，永不许擅派苗民当官借役，如过雇等与汉人诉讼，该管衙门即秉公剖断，不得稍有偏苟以及稽廷拖累，并严饬兵役等，不许使令勒索，任意凌辱，绅衿等不许苟刻盘剥一切。汉奸不许擅入苗地，诓骗唆衅，致生事端。文武官弁务须抚之，以恩镇之，以威使各畏威怀德，领心同化，以安边境。如果苗夷敢以无口口离分聚众乡，损害民众，据实飞报并惩创。如有伊待口口竟之事，则旁为解戬，使其各安住牧，不致滋蔓。亦不得轻信兵役之言，不察证实，而以小过细事率非，驾大题混报。如其不遵，仍踏前辙，肆行扰累，官则严参究，绅衿分别参革提问，兵役等立拿痛处，均不姑息。各宜凛遵毋忽。
特示
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抄
法乌村粘贴，晓谕，毋致风雨损坏。原文告彝文、汉文均为直书，因排版困难，彝文部分略。我们从本文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张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政策性和群众性的地方官方布告。由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遭受到统治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残酷杀害当地人民群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长期以来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居于这种状况，清政府，为了安定边境社会秩序，改变社会治安，提倡各民族平等，改善人民群众利益，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而发布了这个布告，深受边民的拥护。在封建帝王时期，能够用两种文字的布告，宣传和教育民众，是有其缓和统治阶级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从而达到共同相安，民族团结的愿望。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举措，影响是相当大的。
（四）社会生活当中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彝文。
在云、贵、川彝族地区比较久远的古墓碑刻有彝文。如贵州毕节彝族李氏祖茔墓碑，（公元1788年）碑联右“祖宗闪光亮”，左“子孙春日照”，横批“万世荣耀”；云南武定彝族那氏祖茔墓碑对联“寿延千百岁，子孙福绿长”（公元1728年）；在云南、贵州、四川各地彝区墓碑随处可见，是一种民间很普遍的使用方式。另外，在彝族人民家中供奉的祖灵牌位较早的写的也是彝文。
从上述几个方面大量的历史资料看，彝族文字千百年来深深植根于彝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反映出彝文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三、评彝族文字是“呗耄文”，“呗耄”（彝族知识分子）是纯粹的宗教职业者。
千百年来，彝文在彝族地区生生不息地流传着，表现出植根于彝族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彝族文字是有群众基础的。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彝文是宗教职业者呗耄文”，这种文字只限于“呗耄”搞宗教迷信活动时使用；或者在部分彝族家里父子相传。把彝文文献也当作巫师经典等等。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应该澄清的时候了，这种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在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下企图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突破口。彝族呗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过不同的作用，在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呗耄在统治阶级的集团中是一个智囊人物，他们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著述典章文物和主持宗教祭祀活动，或以宗教占卜的祭祀形式直接干预政治和军事活动。改土归流后，彝族的各种政治集团被瓦解，呗耄也不再是智囊人物。他们除了为土目或百姓祭祀外，编辑书籍，向人们传授彝文知识，传授历史和文化等。但他们从来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所以，过去有些历史学家误认为，彝族文献出自呗耄之手，文献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宗教迷信的东西。从而对彝文文献的价值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对彝族呗耄也视为巫师或宗教职业者。文革期间被打入牛鬼蛇神“队伍”深受折磨。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不公正的结论。彝族呗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不同的作用，但主要的贡献还在于彝文的传播和彝族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们和广大彝族群众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下；在没有纸张和印刷条件下，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整理、研究和发展彝文，撰写文献，甚至创作出优秀的彝族文艺作品。冒着政治和生命风险珍藏和保护彝文文献。假如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参与，彝文文献能否保存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很难想象的。
彝文广为流传在彝区，彝文文献浩如烟海，文献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地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宗教等学科；彝族先民留下那么多的金石铭文和文献典籍。彝文刻在石碑石岩上，应用在政府的牌匾、印章中；应用在重要的文告和各种教育宣传张贴中。用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历史、典故、医药学、天文历法等科学书籍数以万计，更为重要的是彝文文献中还记录了历史上彝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彝族文字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了上千年后的今天，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有报社、杂志、新闻广播、影视等都用彝文或彝汉两种文字并用。国内有近十所大专院校设有彝文或彝文文献专业，从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加强彝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搜集、翻译、整理和研究以及彝语文的推广和使用的需要，现已出版了《彝汉字典》、《彝文文献选读》、《现代彝语》、《中小学语文课本》、《农村科普读物》各类等教学读物；另外还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彝族民间文艺作品，深受彝族人民的欢迎。以上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字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彝文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字和文献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生产、生活的斗争中依靠彝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力量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彝文是宗教职业者呗耄所专用的。诚然，他们在祭祀活动中有些经文咒语是属宗教迷信的，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而说彝文文献是“巫师经典”；是“呗耄文”的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推翻。说彝族呗耄是“宗教职业者”的帽子应该摘掉！在这里要说明：彝文文献是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而真正通晓文献的便是所谓的“呗耄”。他们是彝族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的政策至今还未落实他们头上，这倒是很不公平的。他们生者为数屈指可数了，理应珍惜。记得藏族的大活拂（姓氏略）还被光明日报某年某月刊载为“从活拂到教授”的文章，我认为这是合乎事实的公正评价，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指示分子政策。然而，彝族的“呗耄”其宗教性岂能与“活拂”相题并论！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所谓的彝族“呗耄”还未公正的评价却一个个默默地归宗去了。
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对人类的文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用彝文记载的彝文经典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反映了彝族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民族风格。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纷繁的语言系统，表现在文字上的则呈现出巨树参天、百枝繁茂。在书写形式和用材上，或书于兽皮、刻于石骨，或施以绢绢，形神兼得。包括彝族文字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字及世界古文字的多姿多彩，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民族衍变，传播途径不畅或者文字自身的局限性等方面之故，有无数种文字已被岁月吞没；有很多古籍文献无法释读，无法破译。但尽管如此，它们都曾在历史上留下过印迹，永放光芒！挖掘和整理民族古文字，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