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乡土

——论霁虹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

罗庆春   刘兴禄

摘要：霁虹是一位在金沙江畔长大的彝族青年诗人，面对全球化语境，仍坚守着乡土的那份本真，将饱蘸情感的笔触深入到魂牵梦萦的乡土家园，试图为诗歌寻找一片新的文化精神生存空间。因此，诗人在回归与守成的同时，带着深切的焦虑与期盼进行着变构、整合和提升，意欲在“文化裂谷”处完成彝、汉文化的接轨。这种对乡土文化精神的掘取无疑增加了诗歌的文化厚重感，但是，在语言传达上，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关键词：霁虹  诗歌  文化精神  感恩乡土 

    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各种新的诗歌实验甚嚣尘上，不断解构意义，消解情感之际，却能看到一位彝族青年诗人仍立足乡土，以强烈的情感为底蕴，发出心灵深处的焦灼呐喊，以赤子之心倾泻着恋土怀乡之情。其诗集《大地的影子》和《霁虹诗选》无论是回忆、寻找、呼唤，还是反省、整合、与超越，都以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融入了诗人深厚而博大的乡土情结。诗人生活过的那片乡土，是一个族群特有的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诗人借以腾空瞭望全球的厚实基地。透过诗作，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人对乡土地域文明的守成意识，对乡土精神风骨的认识、思考与变构的努力，对族群民间语言的开掘与整合提升。

一、 诗景：地域文明的自觉与坚守

    在彝族诗学家中，他们对诗歌本体一直较为关注，提出了景与情，景与色，景与意等众多二元一体的范畴。按彝族古代经籍诗学家漏侯布哲的诗景观，“景”不仅包括客观物象，还涵盖了诗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一彝民族古老的诗学传统似乎在霁虹富于乡土精神的地域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具有显著民族特色、地域文明特色的艺术的景与象。

    霁虹是在我国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悠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金沙江及其两岸世居族群文化的哺育下长大的，是这条亘古静穆而又奔腾不息的河流，是这片神奇古老而凝厚坚实的土地，是这块交合着汉文化与彝文化的混血地带，给了诗人内层潜隐的彝人魂灵血统与外层显在的汉语表达方式。这种双层混血文化的构织生成会造就具有独异诗性特征的“两栖人”。自然血缘的先天眷恋维系与后天生存环境改变造成的离异冲突，传统生活方式的积淀习性和现代意识突入后的纠葛，本土精神的远方呼唤与当下现实力量的掣肘，使霁虹诗歌中的“乡愁”显得极为复杂滞厚。在诗人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彝文化潜隐在民间世界中，凝成了弥漫于这方水土上的氛围，并先在地渗入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不自觉地规范着他们的文化行为和精神命运。诗人对地域文化景、象的捕捉和描摹，到对其中的人类生命动力的认同和张扬，全方位地发挥了文化混血的优势,表达出对地域文明（亦即“金沙江文明”）的坚守与自觉。
    对地域文明的自觉与坚守，首先表现在诗人的恋土恋乡情结中，表现在对地域文明的深刻体验与认同上。土地是生命之根和文化之源，是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历史所乳合的内在潜连。对土地的珍视自古如此，古代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关于土地的训言，显示出人们对土地的尊敬，古代所设的社稷祭坛是人们祭祀土地的场所。这种对土地的眷恋一代代沉淀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广大浓厚的乡恋情结，深深嵌进民族的血液和心理气质里，那并不是浮浮躁躁的大都市现代文明一天两天所能洗刷抹掉的。尤其对于身浸都市又在其中寻不到温情和归依的诗人来说，乡土故园就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往往升华为一种艺术生命至境和梦想中的精神家园，常常“使我想起那就是天堂”（《攀枝花红》）。

    在霁虹诗集《大地的影子》第一部分“透明的珠泪”中，引用了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诗人看来，大地是一切生物生命之源，是一切美好事物之源。既是“荞花的香味”亦是“大地的气息”（《荞花的香味》）。“可是我只有贴着土地/才能听见你的脚步声”（《随行》）。诗人生活着、成长着的这片土地，这里的青山秀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饱含着悲苦与欢欣的亘古悠远的族群变迁史，和这块土地上的勤劳善良勇敢骠悍的人们，还有这里的民情风俗等等一切，都构成了诗人内心灵魂颤动的源泉，成了诗人抒写的绝妙题材，也成了诗人焦灼乡土情结的依附。正是这一方神奇乡土，谱写着亘古文明，养育了千百万生活于此的民众，培育了乡民质朴，纯善，勤劳，勇敢且充满顽强生命活力的民风与血性。“我们崇尚喝酒/骑上一匹马云游/在有人群的地方/我们拥有火的温暖/跳舞、歌唱”（《我们的民族》）。“牵着我的兄弟的手/牵着我的情人的手/牵着风 牵着/一切美好的愿望”（《蹄脚舞》）。……这一切构成了这片土地独特的人文景观，形成独异的地域文明。对此，霁虹表现出深切的依恋情怀，“我要像傻瓜一样/在这一片土地上流浪”（《古歌》）。“而站在房门前的母亲/在等着我回去”（《我披着的察尔瓦》）。“回转家乡/我们都是幸福的人”（《攀枝花红》）。诗人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自己的根——乡土之上。此外，《.霁虹诗选》分为“家乡的人最亲”和“故乡的歌最美”上下两篇，其乡土恋情溢于言表。诗人在《火葬地》中敞开了其无比真朴旷达的心扉：“我以一个彝人孩子的纯真/选定了我的火葬地。”充分表达了故土既是起源又是最终归宿的乡土认同。

    当代著名诗人于坚说：“它（诗歌）的想象力，创造力来自生命的感受。”^[1]的确如此，霁虹的创作过程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对地域文明蕴涵的观察、体验和深入理解的过程。他以自我独特的体验和才情，构筑了一道诡异而美丽的风景线。出生于会理县金沙江边一个叫回头山的小山村的霁虹，其童年、少年的成长经历使得诗人与乡土结下了割不断的血肉、精神联系。对这块土地上太多的酸辛与苦难，他感同身受。而民族地域亘古悠长的历史、坚韧执着的生存伟力、淳朴宽厚的乡情，是这天地宇宙间的亮色与暖意，给他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忆。“我们的太阳/自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进入我们的体内/在我们的血脉里奔跑/使我们的一生/仿佛在燃烧般充满了热情”（《我们的太阳》）。“我们的河流啊/在我们的土地上流过/那样深沉/那样宽广的流过”（《我们的河流》）。在此，由乡土依恋上升为一种深层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归依感及民族自信力。

    乡土文化情结体现了霁虹对金沙江畔彝汉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是长期浸沐其中并凝结和提炼而成的一种文化的精神情愫。我们可以从透示各种地方风土人情的“诗景”，看到诗人对彝汉文化深度混融之后逐渐养成的新的文化个性的熟练和绘写自如，又能够体验这一文化的集体性格、地域特性和族群气质对霁虹的整体诗情的影响。地域文明的魅力蕴涵在一种永恒、固定甚至单调的朴素之中。它是一方水土的集体习俗，一种约定俗成的世袭风情，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模式。《蹄脚舞》、《火把节》所勾勒的图画，让我们大体领略了渗透于生活方式之中的地域文明的底蕴。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折射出诗人对农村那种日常生活的亲和感，体现了作用于诗人的那种金沙江畔彝汉文化情愫背景的深层浸润。其次，还表现在对乡人性格、气质、生命力、爱情等的讴歌。

    霁虹的部分诗作着力表现生活于金沙江畔的故土乡民的淳朴、善良、真诚、仁义与好客：“可是有一样东西我不能给你/那是家乡的人给我的/……/那就是——真诚和朴实”（《无题》）。“我们总想用我们的泪水/去洗尽别人的悲伤/我们就是这样善良的一个民族”（《我的民族》）。在《霁虹诗选》上篇《家乡的人最亲》中诗人满含深情的写到：“在这片土地上/每座山每条河每个人/眼里都充满友善/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但女主人  对所有的人/目光里流溢出/一样的温暖”（《临江的小屋》）。女人之爱，母爱，是博大无私的。“她使我们朴实/她使我们坚强/使我们永远像孩子一样/拥有神奇的梦想”（《苦荞麦》）。通过对“她”即“苦荞麦”的讴歌传达了对故土亲人美好人性的歌唱。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片凡人的风景，潜意识、原欲、感情、情绪等等。这是这个民族古老而朴拙的伟大之处，也是诗人自豪地予以认同的内在因由。

    诗歌还着力表现了族群强大的生命力。如“高山的汉子/高山的少女/……./把心中的热望交给太阳/燃起满天的火焰”（《山之舞》）。高山上的男女充满一种原始的本真的力，洋溢着对民族原始强力的赞歌。“使出全身的力/把山摇撼/把地摇撼/把一个民族的歌唱/深深的播种/……/一个民族就这样/在生命里铸进了/野马一样奔腾的力量”（《蹄脚舞》）。表达一种强烈的民族豪情，饱含对本民族强劲的生命活力的赞美，希望自己的民族在全新的生存环境下能继续焕发旺盛的生命力。

    地域文明的怀想与挚情还闪现在其诗篇《大地的影子》第三部分“爱情的记忆”中，正因为有了至真至纯的爱，“有一个夏天”的追思，才使得“这个早晨真好”。而这种爱中无不烙上地域文化的印记，像“红格拉小路”、“古老的小屋”、“蹄脚舞”等浸染着乡风民俗的影子,彰显着这块土地上淳朴而独特的情恋。“好哥哥/只要你不断地/吹拂我躺下的这片土地/我的灵魂就能够/永远地得到慰（籍）”（《风中的叶子》）。来自生命和灵魂的真情实感，赋予诗歌情感超强的穿透力。

    此外，对乡土地域文明的探求与坚守还通过一系列诗歌意象得到呈现。诗人的常用意象如：太阳、土地、影子、女人、父亲、酒、金沙江、察尔瓦、猎人、歌声、树子、阳光、水、脚印、荞麦、火把节、篝火、石头、瓦板房、蹄脚舞、老爹、酒、火、琴声、毕摩……。它们代表一种诗意的人生追求：回到生命本真和宇宙本源。部分意象内蕴着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民族精神与魂灵之源的那份执着。这些无不彰显族群精神、历史与生命。不管是“梦幻的大凉山”、“竟那样长”的金沙江，还是“沉睡的古精绝国”，都是诗人对于精神家园的认同与追取。

    钟敬文曾语重心长地说：“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命根子。”^[2]这正是霁虹诗歌创作努力的方向，他在作品中弘扬原有人文精神和优秀传统，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协调发展当作自己诗歌创作的精神旨归，这样使诗歌具有强大的思想推动力和天然的乡土亲和力。

    现在，人们处在都市硕大无朋的钢筋水泥空间，处在电子计算机亿次／秒的速率中，无不感到一种愈来愈重的精神压迫和畸化。被土地和大自然悬离的空茫、焦虑、莫名躁动、无力感、漂泊、无家可归的困惑，引诱人们向往一种坚硬、踏实、永久的精神居所。霁虹诗歌所描绘的乡村的土地、乡村的河流、梦幻的大凉山、遥远的小屋、火把、蹄脚舞、高原女子……便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寓托之所。因为它们着实代表着一种澎湃的生命和强旺的生机，代表着亘古悠远的地域文明。王家新说得好：“诗歌无论怎么说都是文明的产物，它可以体现民族的价值。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其文明的精髓价值是靠诗歌是靠诗人来体现的。”^[3]的确，霁虹的诗歌创作从诸多方面显现出对本民族地域文明价值的认同和坚守。

二、 诗骨：乡土精神的深省与变构

    “诗骨”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术语，也是古代彝族诗学家们在创作技巧中所广泛追求的旨归。他主要表现为“主骨”、“风骨”、“骨力”、“影魂”、“神韵”等诗歌审美主张。这种诗学追求指向了诗歌的本质和内核，反映在地域上便显现为一种地域精神即乡土精神。乡土精神一方面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经历和感受的产物，是一种心理定势与思维活动，是形而上的，它源自感性的乡恋情感而又高于这种情感；另一方面，它又是特定文化的产物。霁虹的乡土精神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精神。虽然霁虹的诗作描绘的多是表层的东西，但是他的重心是在深层的文化地质层面。霁虹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且积极入世的诗人，他的乡土精神从审美的角度看，凝结着对乡村传统氛围的认同，而从文化的层面看，那又不可能仅仅是传统、单向、纯情的乡恋，而是在进行文化地质层面的发掘与剖析，包孕着深层次的反思和变构的努力。

    对土地潜在的眷恋、对地母的倚靠情结世代传承下来所形成的乡恋情结，已深深嵌进本民族的血液和心理气质中。在此，故乡故土就不再是地域空间概念，而是已经逐渐成为孕塑“最高深者”的精神乐土和灵魂的栖居地。然而，在传统社会、传统文明转型的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即使传统根深蒂固、前进步伐滞缓的乡村，由于诸多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心理亦在迅速变更。古老的土地正经受着内外危机的双重侵袭，那些躁动不安的灵魂，首先从物质上感到不足，继而从文化制度上感到不足，最终从文化根本上感到不足。由此导致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解构，并使这一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精神形态被轻视被忽略被淡化。面对这种趋势，诗人一方面追怀与颂扬民族地域文明；另一方面，对本民族、本乡土作鸟瞰式的透视。除了礼赞，还有反思与批判、瞻望与变构。诗歌中融会了对重铸民族魂灵的诗意思考及重塑民族自我、寻找民族振兴之路的焦灼感和使命感。

    民族历史的变迁是悠长而漫远的：“就这样我们坐着一辆老牛车/匆匆地赶着长远的路。”（《长远的路》）乡土景物与民俗风情的展示中蕴涵着愚昧、保守、固执、落后的因素：“那夜的月亮、星星/那夜的一切/都包裹着愚昧/……/从那个月亮半圆的夜晚开始/我学会了沉思”(《那个月亮半圆的夜晚》)。在《新嫁娘》中竟连“未见面的丈夫是何样”都不知道的新嫁娘，“忧伤也只能在肚里藏”，这怎不令人反思，暗含一种批判的态度。还有“那一年我沿金沙江走了一月/直到现在/我夜夜梦着的/都是坚硬的石头”（《石头》）。“凿石者啊/你敲击/可是高原/仍像最古老的时候一样/平静得使人忧伤”（《凿石者》）。“石头”既是民族坚韧顽强的象征，又是固执保守的象征。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化坚若顽石，暗示改造的艰辛；同时，也传达了诗人对固守而不开放的状态的焦虑，对步履维艰的深忧。显示“凿石者”一种自信力、责任感，一种生存与拯救的精神。在《大地的影子》中，诗人省悟到：“我知道这大地上有无数的影子/因此有了花红酒绿/因此有了播种和收获/而人类  因此有了歌声/因此有了灿烂的笑容。”大地之所以有生机的根本：有无数的影子即魂灵存在。诗人提醒本族众生要保护自己生存的土地，保护自己物质乃至精神的故园，要将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重振民族的优根。

    诗人在沉思反省之余，还进行着变构的努力，欲重铸民族的魂灵，寻找着民族振兴之路。首先是对改革开放的由衷期盼。“你知道整个村子/都在对水的渴求中/忧愁”（《西部》）。“我们的村庄啊/用老爹的神态/忧郁地看我们/他又总是站在大路的出口”（《逝去的日子》）。“老阿普们坐在大树下/将一支支火把递给年轻人/‘快去  快去'”（《火把》）。在这里，诗人要求给民族地域注入新鲜血液，赋于新的生机、新的生存曙光，并呼唤人们去创造、去开拓、去进取。其次，诗人看重“心”即灵魂、意志、精神的伟力，对本民族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充满激情。诗人深信“那心中的火焰/会把人类生存的这个空间/照耀得十分透明”（《假如阳光不再升起》）。再次，诗人对故乡的变化是深深肯定并充满敬意的。“高原的女子/……/用她们坚实的步子/在这广阔的大地上/踩踏出一曲曲民歌的高腔”（《高原女子》）。“古老的驿道在茅草丛中悲叹/陈旧的驳船在滩头沉思/汽车的喇叭声汽船的笛声/把一页页历史唤醒”（《金沙古渡》）。“你终于睁着血红的眼睛/把枪抛下悬崖”（《猎人的忏悔》）。诗人由此发出响亮的誓言：“我要走向远方/用我所有的热情/擎起一轮鲜红的太阳”（《我要走向远方》）；要“像儿子跟随父亲/跟着你 用我的歌声/给土地穿上一件灿烂的外衣”（《随行》）。此外，诗人的视角也在反观中得以拓展，由关注自己的民族到关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她们的眼里/正渐次地展开一面/没有际的天宇”(《三个彝女》)。“因为我相信/善良的灵魂能够再一次复生/因为我相信/我的民族/我的整个中国/正在走向辉煌”（《古歌》）。面对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面对族群亘古文明，诗人在努力寻求着融入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新的发展之路。

    诚然，霁虹诗歌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化合状态中呈现出来的健康、朴素美感的追求。是的，是追取，而不是回归”。^[4]

三、  诗形：民间语言的掘用与提升

    诗歌形式作为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王尔德甚至认为“形式就是一切，它是生命的奥秘”。^[5]我们撇开某些激进偏颇意识，就诗歌形式而言，它无疑是内容与情感的外显方式和景观。作为诗歌形式最重要的构件——语言，尤其是民间语言，它是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存在标志，它不仅是一个族群审美意识、文化心理和精神方式的外化，而且也是族群民俗的载体。对族群地域民间语言的合理运用将赋予诗歌更深层的美质。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指出：“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如果这块调色板上的颜色很丰富，如果这块调色板是轻灵的，他会觉得很幸运。”“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这些因素有时把自己的力量熔合于上文所说的不知道的绝对语言——这是莎士比亚和海涅的方法，有时组成一种独自的、技术性的艺术织物，把一种语言内在的艺术提净了或升华了。”^[6]霁虹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正是如此，一方面着力于吸取种族民间语言的营养，以更好的传达乡土挚情。另一方面，致力于对民间语言进行整合与提升。

    彝语是一种声音和谐又富于音乐美的语言，其文字属于音节文字，每个字都有着相应的声调，因而其音乐性很强，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因素颇多的语言之一。出生于会理县金沙江边回头山的霁虹，虽自小学习汉语，运用汉语，处于彝、汉两种文化的裂谷地带，但渊源久远的民族民间语言却不自觉地注入诗人的血液里，记录在潜意识中，以至于它随时随地可以显现在其诗歌中。从其诗作看，大量地运用民间的口语，通俗晓畅，句子简短，具有鲜明的节奏感与音乐感，有一种优美的情调和内在的旋律。如《火把》中：“六月里疯长的包谷林/把大凉山顶起来了/六月里的大地绿得/人的心蹄子发疼”。在运用民间口语时,喜欢选用一些叠音词（三字格）与骈俪词（四字格），排列在一起,读起来很有一种音乐的韵味。如叠音词：“静静地”、“轻轻地”、“悠悠地”、“紧紧地”、“金灿灿”、“远远地”、“一群群”、“深深”、“时时”、“姗姗”、“苍苍”、“苦苦”等等。又如骈俪词：“悄无声息”、“一步一步”、“普普通通”、“酸酸甜甜”、“奔去跑来”、“一个一个”、“一脚一脚”等等。这些极富彝族传统的构词法则和语体特征的民间诗歌语汇的运用，增强了诗的形象性，突出了语言的音乐性，呈现出鲜明的彝族诗歌语言的民族特色。

    霁虹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还通过一系列意象呈现出来。在《在我所在的地方》中，“歌声”、“天蓝”、“树绿”、“花朵”、还有“村庄”、“老树”、“阳光”、“庄稼”……这些意象有如音乐的曲谱，经过阅读过程中的情调体验，奏出了诗意风格的音乐。在此，彝族诗学家们对彝诗“读来很优美，唱起声好听”的歌诗传统在霁虹诗作中得到融会贯通。

    诗人在掘用地域文化语言资源及民族民间语言智慧的同时，还对之进行了整合与提升，融合了彝文化与汉文化的某些诗性智慧，使诗之语言更富张力与弹性，且打上了诗人自己主体特征的烙印，带上了诗人的性格气质、生活阅历、艺术修养，从而使民族民间语言作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语言文化遗产得以彰显并保护：

    首先，采用语言的民俗学视角。霁虹将民间语言看作民众习俗的一种，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将其置于民俗情境之中，使民间语言不再是孤立的词语形式，而是一种立体的文化现象。如“树子”、“毕摩”、“跺乐嗬舞”、“蹄脚舞”、“荞麦”、“察尔瓦”、“新嫁娘”、“瓦板房”、“红格拉小路”、“公主桥”、“马布”这些方言带着鲜明浓厚的民俗文化特色，闪现着诗性文化智慧的灵光。在《对歌》、《蹄脚舞》、《在一个小城里听见月琴声》、《听马布演奏》中，诗人还让读者通过歌、舞、乐等动态的民间语言表达方式，使接受活动进入动态之中，使民间语言凸现出一种动态感、立体感和强劲生命力。

    其次，运用意象化语言。“我踏着的是你的歌声/被我抚摸过的树子/变成一片金黄/这是因为你的口哨/透满了寂寞的时光”（《随行》）。诗人以“通感”的手法组成了一个动态的意象网络，传达出内心独特的情感与心理。有时还运用直觉的语言，排列出一连串的生活景象,在一组意念群中，间接地传达出心灵感受。如“唱着你的阿依噜/绣着你的花荷包/织着你的新彩裙/旋着你的锅装舞”（《彝族姑娘》），意象纷呈。这些意象化语言的运用留下了许多语言的“空白”，具有言外之意、味外之味的效果，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艺术空间。这不仅打破了书面语言的呆板的模式，还令人感到诗歌是那样的清新别致，那样的富有内涵和张力，从而产生一种鲜活空灵的美感。

    再次，在整合彝、汉语言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语言传达模式。汉语作为一种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语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表意上已出现某些平面化、程式化的苍白无力的“现成思路”现象。而彝族民间语言作为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却潜藏着勃勃生机和特有的生命力。因此，如何整合和利用民族民间语言从而建构一种新的语言传达模式，就成为摆在这位自小接受汉语且运用汉语写作的彝民族青年诗人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从其诗歌创作中我们发现诗人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这位经过“文化混血”的诗人，用鲜活的民间语言弥补了汉语某些艺术表达上的“陈词滥调”，体现了对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包容、整合，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与人类普遍价值共享的认同。然而，从诗人的部分诗歌看，诗人整合与提升彝、汉语言文化这两个“声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掘用带有民俗色彩的语词来完成的，诸如“毕摩、蹄脚舞、察尔瓦、瓦板房……”诗人希望借此赋予诗歌以浓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来实现彝、汉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接轨。这种建构语言模式的取向不仅出现在霁虹诗中，也出现在许多追取民族性、地域性的诗人诗歌中。那么，这种语言传达模式能否使诗歌具有真正的民族性、地域性？能否切实体现乡土文化精神的同时指向更为广远博大的世界性和人类性？能否使民族性的内在的文化精神魂灵与其外在的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时代性实现完美的结合？还有待于诗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总之，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景观，越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才越是具有世界性、人类性。霁虹的诗歌实践启示我们，在全球化大潮的激荡中，在普遍痛感失去精神家园的今天，要弘扬民族文化中的珍贵成份，离不开对本民族、本地方民间诗歌艺术资源的重新深层领略和独到反映，进而对地域文明的坚守与自觉，对乡土精神的反思与变构。努力从风土文化中启迪文思，用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充实诗歌创作，对于增强诗歌的文化厚重感，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蓝棣之著《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第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武京予、曹文翰《钟敬文，人民的学者》，光明日报2002-04-04；

[3] 张者《四人谈：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 ——西川、王家新、蓝棣之、崔卫平四人谈》.
12/03/2000于[诗生活]，转自《红岩》；

[4]燎原著《世纪末田园的守望者》，见《两栖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转引自《诗海》第707页，飞白著，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6]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第201-20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参考文献：

1、芮增瑞著《彝族当代文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蓝棣之著《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3、巴莫曲布嫫著《鹰灵与诗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4、罗庆春著《灵与灵的对话》，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初版；

5、徐其超、罗庆春编著《民族魂·时代风》，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6、霁虹著《大地的影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7、霁虹著《霁虹诗选》，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8、刘起林著《地域文化美质：“文学湘军”兴盛的根本优势》，摘自《理论与创作》，2000年第四期P_14-18

9、巴莫曲布嫫著《“边界写作”——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永远迁徙》，摘自《阿库乌雾诗歌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