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彝族民间烟盒舞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在风景秀丽的彝族之乡扬武镇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通过对于烟盒舞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探索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演变规律，探讨烟盒舞与人类文化和行为的关系，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为扬武镇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会议共收到论文29篇，内容涉及到烟盒舞的起源、象征意义、艺术价值、烟盒舞的传承、保护及旅游开发，烟盒舞与其他舞蹈的关系，烟盒舞与地方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认同的关系等等。人们紧紧围绕烟盒舞这一主题，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兴趣展开，由于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交锋，烟盒舞会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对烟盒舞进行深入的研究。

烟盒舞是滇南彝族尼苏支系人民普遍喜爱的民间歌舞，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着众多的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原生态民间歌舞，可以改变以往单纯的舞蹈研究模式，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作出贡献。人类学家主张将浪漫主义和启蒙精神结合在一起，探索原生态社会的秩序和内在合理性。烟盒舞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舞蹈，但它对于研究彝族的历史文化、对于丰富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集中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尽管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观点和方法也不太一致，但人们的着眼点都是通过烟盒舞来探讨和理解彝族的历史文化、风情习俗，以及它与当代社会的联系。

西方舞蹈人类学研究理论简述

19世纪90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舞蹈方面的专题研究，起初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印第安人的舞蹈，如熊舞、太阳舞、蛇舞、萨满舞、巫术舞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跳舞的时间、地点、跳舞的过程、舞蹈者的服饰、舞蹈的目的等，这些舞蹈与他们的宗教和历史有什么样的联系等。

20世纪初，人类学家开始从单纯的舞蹈起源和定义方面的研究转向了对舞蹈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受到历史特殊学派的深刻影响，鲍厄斯和他的弟子们在此方面有着的很大贡献，鲍尔斯本人尽管没有对于舞蹈作过真正的强调，但他还是将舞蹈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来分析（Kaeppler, 1978），鲍尔斯认为人类对于秩序和韵律有一种基本的需求，以此来解释艺术存在的普遍规律，这是因为原始社会中的舞蹈与群体社会的生活密不可分，现代社会中舞蹈的表演者与观众相分离的情况在原著民社会中没有出现过。功能主义者将舞蹈看成是加强共同情感的一种手段，或者释放社会冲突造成的紧张情绪的一种机会。

舞蹈人类学真正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Gertrude Kurath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舞蹈民族学概论”的文章，总体上来思考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具体地描述某一种舞蹈内容、形式和结构。对于舞蹈民族学的学科内容，研究范围、研究方论和田野调查方法作了深入地研究。她对于舞蹈研究方法包括了：（1）田野调查以进行描述、观察和记录；（2）实验室研究以辨认结构和风格；（3）在土著人的帮助下进行风格的解释；（4）舞蹈的图形表示；（5）基本的动作、主题和舞式步伐的分析；（6）对舞蹈的形态、结构、步伐、音乐和歌词的综合；（7）结论、理论和比较。尽管他的方法伦问题比较简单，但还是体现了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方法，并影响了很长的时间。她将舞蹈分为民间舞、族群舞、民族舞、戏剧舞、商业舞、芭蕾舞、宫廷舞和艺术舞。Kurath的思考是基于对美国印第安人舞蹈和欧洲舞蹈的深入研究之上，由于理论和方法上的结合，使舞蹈人类学纳入了人类学的范畴，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Kurath也因此成为舞蹈人类学之父。应当承认，舞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视角表现，一种精深的美学系统的主题（Kaepller, 1978），当然应该是人类学家系统观察的对象和内容。舞蹈人类学的形成，证明了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舞蹈对于理解社会结构和深层文化现象所带来的新的视野。舞蹈人类学形成之后，人类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深深地影响了舞蹈的研究，而舞蹈理论的更广泛的思考和总结又丰富了人类学的理论。

舞蹈人类学到了80年代之后，舞蹈和旋律被放入了更大理论框架之内，并融入诸如符号学、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族群与族群认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特别是舞蹈人类学者对于舞蹈和旋律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调查（Reed 1998）。人们将舞蹈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窗口来思考更大、更丰富的理论问题。舞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但舞蹈者也可以通过舞蹈和相关的活动来表达一个民族的思想、政治愿望和群体认同，舞蹈者思想的表达与其所表演的舞蹈有密切的联系。

此次烟盒舞学术讨论会，是舞蹈人类学在中国的初步实践，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烟盒舞起源和象征意义的探讨，到烟盒舞的内部结构、艺术价值及其与其他舞蹈的比较研究，再到烟盒舞的传承和保护以及烟盒舞的旅游开发，最后到烟盒舞与当代彝族社会的关系等等，都在探讨之中，对于这些论文内容，我们将作初步的介绍。

烟盒舞的起源及象征意义的研究

烟盒舞的起源问题是会议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论文的观点有下列几种：聂鲁认为彝族烟盒舞发源于扬武鲁奎山，因为扬武彝族烟盒舞具有烟盒舞发祥地的原始特色，配舞的乐器由月琴、三弦、小牛角二胡和烟盒构成，故称和谐乐彝族烟盒舞。以月琴乐为中心的和谐乐烟盒舞是整个彝族烟盒舞蹈体系的内核。从烟盒舞配器来看，去掉三弦和牛角二胡，就发展成了石屏、建水一带的海菜腔式彝族烟盒舞，再去掉烟盒以掌代拍，就发展成为了龙武、通海、峨山、双柏等地的龙头月琴舞，或边舞边唱的色哩噜舞。从烟盒舞的舞蹈套路来看，和谐乐烟盒舞的原生态七十二个套路的舞蹈元素，是后来一切烟盒舞套路发展的基础。从烟盒舞曲的音乐来看，和谐乐烟盒舞的七十二套主弦乐曲的音乐元素，是后来一切烟盒舞曲音乐发展的根本。从烟盒舞的唱词曲调来看，和谐乐烟盒舞的原生态七十二调的唱词曲调，是其后一切烟盒舞唱词曲调的策源。而且，和谐乐彝族烟盒舞原始曲调的内容，大多以鲁奎山为视觉中心展开情节，鲁奎山保存着和谐乐烟盒舞古曲目的完整性。现今如果谁要寻找真正彝汁彝味的和谐乐彝族烟盒舞的原生态曲目与跳法，必须得到扬武镇鲁奎山来找寻。

而龙倮贵、马芩华则坚持烟盒舞是彝族人民长期以来的劳动生产斗争生活之中，经过一代一代相传，经过无数代人的集体创作和不断丰富而发展起来的，并乐作舞、跳鼓、跳乐等同出一源的观点。彝族烟盒舞除了正弦类和杂弦类之分外，按表演的形式和内容还可分为纯舞、表演、技巧、歌舞等及情绪舞、情节舞、技巧舞等类型。烟盒舞具有表演具有“柔、韧、脆”等风格，并这些风格与彝族居住地理环境、生产劳动、生活习惯有关。汪致敏认为烟盒舞起源于彝族社会早期的婚俗丧葬和宗教祀典活动，其原始动律在至今的舞蹈中仍有深刻反映。它是在彝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背景之下成型，它经过吸收融汇，增大艺术想像成分，有了相当稳固的舞蹈体系，个性化表演和音乐形式。烟盒舞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朝着广场演出和专业演出两个方向发展，在新时代的发展中透现出璀璨的光泽。

杨甫旺的观点是彝族烟盒舞源于原始的狩猎祭祀，与彝族“跳乐”、“跳弦”等民间舞蹈同源异流。彝族进入农耕社会后，烟盒舞开始以高梁杆、牛皮、铜鼓为乐器，并与“吃火草烟”的习俗相结合，逐渐形成有固定套路和配器的民间舞蹈，由单一向复合性演变，成为深层彝族文化的载体。王思宁认为从烟盒舞可以看到彝族先民对狩猎、采集、放牧、农耕、祭祀等生产活动的简单模拟，以后逐渐渗入了庆典、婚俗等内容，但烟盒舞发展到今天，风俗的成分已在逐步淡化，而现代时尚及体育健身的成分，却越来越强。王明贵则通过烟盒舞的名称的演变，结合贵州省彝族民间舞蹈“克合本”分析，探寻出彝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轨迹是：跳歌－－跳鼓－－跳烟盒－－跳弦－－跳乐。李安明、黄富认为扬武一带由月琴、牛角胡、小三弦和烟盒组成的烟盒舞小乐队，是一个保持了彝族共同传统（月琴的领奏）、吸收了邻近文化区文化特点（小三弦和烟盒的加入）和具有本地独特风格（牛角胡的使用）的综合性小乐队，是扬武本土文化与东渐的哀牢山区文化和西进的红河文化相结合，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条件下形成的产物。

赵乃骞通过对新平、石屏、建水和开远的烟盒舞特点作了总结，认为新平县烟盒舞的特点是它的古朴性，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使扬武民族民间舞蹈的原始性得到完整的保持，具有显著的彝族文化、山地文化的特点。石屏的烟盒舞，民族性不那么显然，服饰不统一，穿什么的都有，很有坝区文化的特点。建水的烟盒舞，有石屏的内容和特点，但其突出的特点是与花灯小戏融汇。开远烟盒舞有石屏、建水的内容和特点，但其突出的特点是“交融性”、“复合性” 、“变异性”，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功能、现代化和健身功能融为一体，有工业城市文化特征。 

烟盒舞的内部结构、艺术价值及其与其他舞蹈的比较研究

巴且日伙文章中的烟盒舞是彝族人对早期生产生活方式的观察记忆，是对生产生活进行艺术化模拟并赋予思想内涵的一种舞蹈语言。在四川凉山州境内的彝族民间，也存在一种模拟劳动生产的舞蹈。两种舞蹈在地域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却可以看出，它们有一脉相承的文化血缘关系和相同的文化成因逻辑。两种舞蹈在各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取向和审美意识。因此，两个地区的主流社会和民间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态度。

李超旺探讨了烟盒舞的十个艺术特征，即围圆跳跃、烟盒伴舞、四弦定调、循循善诱、舞姿轻盈、沟通心灵、意味隽永、觅求知音、抚慰心神和潜移默化。这十个特征是他对杨武烟盒舞研究的总结。陈娇从舞蹈学的角度对于烟盒舞的独特魅力和表现形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烟盒舞不仅复杂多变，还表现出对祖先的崇敬，同时还展示出了自豪自信的内心世界。苏丹青、苏佛涛认为烟盒舞可以丰富真善美的自我修养意识，在自我审美的参与过程中演绎民族精神的奋发意识，讴歌民间舞蹈热爱生活的积极向上精神。唐怡通过不同的民间舞蹈的比较研究，认为扬武烟盒舞和其它民间舞的动作形态、艺术风格都是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舞蹈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多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下形成的结果。

曹天明认为烟盒舞是彝族舞蹈中最大的一个舞种，形成较为庞大的舞蹈体系。它涵盖彝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展水平之高，形成了有人物、内容、故事情节的舞蹈节目，把彝家人世世代代从事农耕劳作和农家生活场景用烟盒舞的形式生动而形象地展现出来，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再现，而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加工、发展、创造，编织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舞蹈形象，表现自己，赞美劳动，丰富美化彝家人的生活。吴平将该舞蹈称为一个精灵的小和弦烟盒舞，从娱神之舞逐渐演变成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娱人之舞，其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一个舞蹈与神灵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术难解难分的阶段，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潘瑾详细地分析了扬武烟盒舞的音乐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四个：首先，节奏大多是2拍子的，每小节有两个重拍，强弱、强弱。其次，烟盒舞音乐在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密集节奏型，节奏短促、干净、具有跳跃性。第三，扬武烟盒舞的音乐大多是羽调式，有鲜明的民族调式特性。第四，扬武的音乐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运用了跨八度的手法，在一小节内经常用到八度音，使音乐高低分明，唱腔更具民族特色。       

烟盒舞与地方旅游开发

郭文华从扬武烟盒舞所具有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特点考察，对开发烟盒舞文化旅游价值的所在和优、劣势进行分析，提出了烟盒舞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营销思路和文化资源保护性开发的策略。起国庆以烟盒舞为例，对于扬武的旅游资源和开发原则、方法作了探讨，认为扬武在服饰、饮食、居住、节日、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上要实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选准项目、点石成金、创造品牌、营造气氛的原则，在开发思路上，要注意节日、景点和民族文化要素相结合。

戴波等认为文化审美和身心愉悦是旅游活动的本质。扬武镇彝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是该镇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开发扬武镇彝族文化旅游资源，尤其是彝族“烟盒舞”旅游资源，将对扬武镇的旅游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对其创建“云南旅游名镇”起关键作用。杨丽琼认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命源和提升动力。云南旅游业要实现二次创业，再创辉煌的关键是合理利用好文化资源。民族歌舞是具有极高旅游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角度挖掘彝族烟盒舞的深厚文化底蕴，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产业优势。 

烟盒舞的开发、传承与保护

对于烟盒舞的传承和保护问题，王俊提出了保护的三个模式，第一，抢救、整理优秀烟盒舞作品，编写和出版有关的宣传性、研究性的彝汉对照的书籍和研究文集；第二，把烟盒舞引进小学体育课堂，从娃娃抓起，建立人才培训基地。第三，重视、开展对民间琴师和舞者的培训，可以发给琴师和舞者级别资格证书，将这种培训形成一种制度长期坚持发展下去。与王俊不同的是，陈寿康主张将扬武烟盒舞做成品牌打出去，让烟盒舞跳到北京，跳到世界，这不仅是彝族群众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还是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褚永英、李剑峰认为烟盒舞的开发应该以“立足本土、开掘本土、升腾本土、推介本土”为指导思想，向民间学习，向生活学习，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在《云南映象》和《香巴拉映象》之后，开发出《烟盒舞映象》。

普开福建议通过定期研讨和集中进行较大活动，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以点带面，建立长期性的奖励机制，有利于调动专家和群众积极性，促使各种优秀独特的传统歌舞文化得到较好保护利用，使各地民间群众性烟盒舞活动不断发展创新。 

烟盒舞与当代社会文化

刘振华认为要通过彝族烟盒舞来推动扬武镇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采取有效措施，整理、挖掘扬武彝族烟盒舞文化资源，认识扬武彝族烟盒舞文化的社会作用；经过扬武彝族烟盒舞文化的普及，在镇民中建立一种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普家洪探讨了鲁奎山彝族文化与扬武文化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扬武文化对镇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扬武文化建设的未来取向。

黄传坤以烟盒舞文化建设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的互动关系，思考扬武如何发展传统烟盒舞文化理念，为推进扬武新型工业化向循环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的、节约型的小康社会服务。李松风的文章认为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会冲击传统彝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促进彝族民间文化走向现代化，在保护和开发边疆民族文化时，应做到继承与摒弃并存、保护与挖掘共同实施、注重弘扬与发展。

任永坤深入地探讨了烟盒舞的文化特征和对社会的影响，认为扬武彝族烟盒舞具备自己的许多特征，首先，它的原始古朴决定了它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是不经过艺术加工的，保留了扬武烟盒舞的原生态型；其次，扬武彝族烟盒舞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渗透其中的人性化思想，使它具有了强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决定了扬武烟盒舞的社会作用及它的和谐。

李永祥通过探讨了扬武彝族烟盒舞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认为烟盒舞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者重要的作用，在以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族群认同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作用也极为重要。 

小结

通过烟盒舞的系统研究，探讨其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象征意义，对于丰富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很难对所有的少数民族舞蹈进行深入研究，但对其中的某一种舞蹈进行系统研究是可能的，烟盒舞的研究就是一种尝试。从烟盒舞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来看，30多篇论文中涉及到了与烟盒舞有关的各个方面，如烟盒舞的起源、历史文化和象征意义；烟盒舞的保护与开发；烟盒舞与当代经济的关系；烟盒舞的旅游价值和开发；烟盒舞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烟盒舞与族群认同的关系等。这些文章都以彝族烟盒舞为核心，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考察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从研究的结果来看，烟盒舞这种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接受的，相互相融、补充和适应的。很多学者将烟盒舞看成是一种文化资源，而文化资源在市场中会转化成一种经济资本，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这种市场意识与民族传统的结合为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野。

本次会议是对烟盒舞的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起步，尽管它有很多的不足，如田野工作还不够扎实，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也还没有将其放入舞蹈人类学、中国民族学和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之中，但是，这个起步不容忽视，因为这是对于烟盒舞的系统的科学研究的开始，而科学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追求真理的过程。科学不但要提出问题，具有批评的特质，还要理性地思考，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相信，通过对于烟盒舞的深入讨论，我们定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符号系统在彝族社会中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一次会议或者几次会议就寻求到真理的归宿，理性的思考需要一个持续的和不断的过程。当今的科技和信息伴随着全球化的思想和新的消费观念如期而至，使烟盒舞增添了更多的新的研究内容，烟盒舞也不再仅仅象古典主义的旧照片一样让人产生一种怀旧的感觉，而是代表了一种以可视文化为中心的彝族乡村现代文明，人类在创造历史，并且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但我们不愿意看到不良的发展，因为那样会使得建立在土地和社区基础之上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当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席卷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我们越要重视对于当地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而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音乐舞蹈专家的帮助，特别需要那些对烟盒舞有着深入理解的本民族学者、地方学者和民间艺人的帮助，只有来自不同行业和不用研究领域的人们的共同努力，烟盒舞的探索，才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谛。

参考文献
Kaepller, Adrienne. 1978. Dance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7: 31—49
Kurath, Gertrude Prokosch. 1960. Panorama of Dance Ethn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3): 233—254
Reed, Susan A. 1998.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Dan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7:5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