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彝文金石图录》——抹不去的古代文明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古代社会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种形态，其中文字的创造发明使用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文字是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计算机是社会进入信息化的标志，两者的发明意义有着同等的重大。在我国，土生土长、并各成体系的文字有三种：即中文（汉文）、彝文和纳西东巴文。彝文的创造发明使用是彝族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宝库的丰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彝文的创造始于什么时代，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人认为有上万年或以上历史，有人认为有数千年的历史、或千余年历史，还有人认为才有几百年的历史。然而，彝文曾经在广大的彝区被统一使用过，用彝文能解决西安半坡、贵州威宁中水等地出土陶文的释读，能解决出土的巴蜀青铜器上刻文的释读，存在一定的彝文金文、大量的彝文石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彝文的金文，到目前为止，发现有4件，保存的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系1972年在贵州赫章珠市乡铁矿村磨石沟出土，该擂钵经贵族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彝族美术﹒西汉时的彝族祭祖擂钵》介绍说：“雉鸡、梅花鹿、蜘蛛三组形象造型系一个整体，出自彝族历史文献《祭祖经》所记载的典故，彝族先民武洛撮有弟兄12人，其中十一位改变了彝族传统习俗，武洛撮也发生了动摇，诺师颖极力劝阻，并要他建立和规范祭祖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树立自己的旗帜以防止变化。为请”天上“毕摩神（统治集团中居第三，传播传统文化，主持祭祀的知识分子）恒阿德前来制典章，立礼仪，武洛撮连派雉鸡和梅花鹿前往恳请，都被恒阿德点上惩罚性标记，而蜘蛛以牺牲性命为代价表示忠诚，终于让恒阿德感动，为武洛撮成就了大事，保住了彝人的根本”。“祖祠擂钵”的图案和文字相互表述和印证所表达的内容内涵。对“祖祠擂钵”的发现，1995年8月11日的《北京晚报》以《贵州考古新发现》为题作了报道。同年8月14的《光明日报》以《西汉擂钵证明彝文有两千岁》为题作了报道，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贵州发现彝文西汉擂钵》为题作了报道。当时的《新华每日电讯》也作了类似的报道。

第2、3件彝文金文为战国至西汉的铜印章，都出现在贵州毗邻的云南昭通，第一枚为“夜郎赐印（直译‘夜郎赐手司印’）”，该印由昭通的张希鲁先生交给原西南师范学院的邓子琴教授，后在“文革”中丢失，现云南昭通市博物馆木质复制件存放。第一枚为“统管堂琅印（直译为‘堂琅山里手辖印’）”，现由云南省昭通市卫生局干部熊玉昆收藏。这两枚铜印先后为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国义、王世忠、王继超、王子国等人翻译。

第4件彝文金文为《明成化钟铭文》，系1982年在贵州省大方县城关小学内发现，因钟面彝汉文均注明是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即公元1485年，故称之“成化钟”，迄今521年，现存有彝文128字。

彝文的石文，即以石质为载体的彝文古籍，以墓碑、路桥碑、记功碑、摩崖等形式存在，在贵州彝区有数千块的资源分布，以毕节地区为例，至少也有2000余块。金石彝文以碑刻与摩崖为主，在黔西北的周边彝族居住区呈网状分布，东南面的安顺、六枝、水城等市（县），西北面从四川省的古蔺、叙永，云南省的镇雄、彝良、昭通到四川凉山的雷波、金阳，西北面从云南省宣威、沾益、昆明往红河州，从会泽、东川到楚雄州境内，连片的各个地方，都陆续有一些发现，或多或少得到一定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取得的成果有贵州省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合作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和赫章县民宗局古籍办合作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研究员编的《彝文石刻选译》（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成果总数为139块（件），其中铜钟铭文、铜擂钵铸文各一件，在这些金石彝文中，字数多的是碑刻的类，位于贵州省大方县鸡场乡和黔西县林泉镇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现搬至大方奢香博物馆内）有彝文1972字，其次是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阴底乡大屯村坝口的《李雨铺四棱碑》，有彝文1856字。所取得的139块（件）整理翻译研究成果，仅是彝文金石丰富资源宝库中的冰山一角。

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就全国的民族古籍而言，是最具特色的，而贵州的金石彝文从数量、还是年代以及所录内容等在全国彝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彝族的水西慕俄勾政权，历来有重视彝文使用、传播、整理的传统，如水西阿哲部的第29世君长洛那阿阔就曾经对彝文进行过整理，其事迹因此见诸于《诺沤》、《滇系》等彝汉文献中。然而，在奢香之前，彝文使用与传播总的还是呈封闭和保守的势态。有一种传统禁忌，就是绝对不允许把彝文放在野外，怕被践踏和污染，认为彝文被践踏和污染，会亵渎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神灵，如果亵渎了这些神灵，必然会遭他们所谴。这种禁忌习俗，至今仍有存留，如毕摩所念（用）的经书禁止女性触摸；一年一度，杀白公鸡以祭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谓之“祭书神”。祭祀时，通常用鸡毛蘸鸡血一并贴于书上，这就是彝文的使用封闭和保守传统的一种遗存。

     元明时期，随着土司制在彝区的实行，长期以来的封闭被逐渐打破，彝汉文化的交流也随之活跃起来。特别是彝族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当政袭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巩固，加强同朝廷中央与周边的联系，开通了纵横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东西、南北的两条道路，并立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带头遣子弟到京师入太学，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彝汉文化的交流。对内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把彝族文字的使用从神秘中解放出来，打破了传统禁忌的坚冰，使彝文成规模地出现在金石等体上，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开来，彝文从传统的传经记史的功用扩大到记账、契约、记录歌谣、书信往来等日常生活中。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中金石彝文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及其影响不单在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地盘，还延伸和辐射到周边的彝区，如乌撒地区、四川的永宁宣抚司地区，云南的乌蒙、闷畔、磨弥等地区。对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有必要加以给予充分的肯定。

同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古籍比较而言，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打破彝文文献古籍既无写作年代，又无作者署名的传统与常规，金石彝文在署明了年代的同时，还刻录下作者、书写者乃至工匠等相关人员的名和姓，为后人的研究与利用提供了方便，在深深刻录下古代文明的同时，所体现的创新作用与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2637

第六节、《彝族指路丛书》——人神世界的桥梁

在彝族的原始宗教观念里，认为世界上的万物有生有灭，但灵魂不灭。就人而言，死后还留下三魂，在这三魂中，有一个称“偬”，它因为愚钝本份，也就守着土、火等葬场或墓地；名叫“倚”的，可以坐享其成，不劳而食，它的职则是被恭迎到祖灵位内，常要享受子孙后代的虔诚供奉；名叫“侰”的那位，它的命名就与不安份有关，因而注定了赋予它千辛万苦，沿着老祖宗进来的路线倒回去，到一个称之“翁靡”的地方，与老祖宗会合，寻找最后的归宿。就是叫“侰”的那位亡魂，它去“翁靡”很难，它的子孙更难，毕摩手里的《指路经》念动才是它的准入证。

为了《指路经》的念动这一准入证的获得，亡魂“侰”的子孙要“打牛染红了山顶、打羊铺白了山腰、打猪填黑了山脚”地举行丧祭，或三天三夜，或七天七夜，或七七四十九天。毕摩几乎要念完所有的丧祭仪式经，念《献水经》、《献茶经》、《献酒经》、《供牲经》，盛情款待死者亡魂（三魂）和天地诸神；念《延请毕摩经》、《清毕摩根谱经》、《借助神力经》，请天上的毕摩神，毕摩的保护神，历代的的毕摩高人到丧祭场主持仪式；念《追杀司署（勾魂鬼）经》，使亡魂远离恶鬼；念《消除灾难经》，使亡魂脱离灾难；念《解除病疫经》，治愈亡魂生前的疾病；念《丧祭仪式大经》，向亡魂讲述一番人类的来源与发展的历史，演示一番浓缩了的人生的一般经历；念《解除冤愆经》，为亡魂解除与生俱来的冤过、父债子还、祖债孙还的冤债，在一生经历中所犯的各种过失、罪孽，取得清白的资格，以获取“指路”准入证；念《破死神．哭灵》，使亡魂与其亲友渡过最难熬的生离死别仪式关。

《彝族指路丛书》中的亡魂“侰”的归宿是“翁靡”，再归宿是星空。翁靡：即中央故土，东、南、西、北分属金、木、水、火，序数为一、二、三、四，中属土，序数为五。翁靡直译为“五地”。彝族先民认为自己居住的地点属世界的正中，即“诺濮”，居住“诺濮”的人即“能素”或“尼苏”、“诺苏”等。因受叶落归根与祖宗崇拜观念的影响，故人死后归于祖，归于祖宗故地的“正中”，即翁靡。然而，各地所确认的“翁靡”不在同一个地方，如四川《指路书》中的“翁靡”（额木）在云南昭通、曲靖，贵州威宁等地；楚雄、红河等地的《指路书》确认“翁靡”也有贵州威宁草海一带或昭通，贵州的《彝族指路丛书》一致确认“翁靡”在云南的点苍山麓、洱海之滨。这一点，尤以大方《彝族指路经》说得清楚和形象，《爨文丛刻·指路经》在解释“娄慕密尼”这一地名时说，“娄慕密尼”就是“点苍山，”把“点苍山”和“点苍实液”两处形象比喻做姨妈亲，把“娄慕密尼”当作“牦牛徼外”不正确认识在这里得到了更正。这与其他的彝文文献记载的彝族先民什勺氏、慕（米）靡氏、举偶氏发祥于点苍山麓、洱海之滨的情况是吻合的。

亡魂“侰”回归“翁靡”的旅程是充满了艰辛，甚至恐怖。《指路经》记录死者灵魂去“翁靡”归祖经过的或30余、40余、或50个地点，这些地点记录彝族先民一代又一代生活与迁徙的历史，它对山川河流等自然风光的描写、对迁徙途中艰难险阻的讲述等都是令人难忘的，有七十座山蜿蜒相连的米则山，道路崎岖，难以翻越；在愁次勾纪渡口，摆满了眼花瞭乱的各色新旧船只，辨认十分困难；纪妥打姆悬崖绝壁的攀越，也准备有眼花瞭乱的各色新旧缆绳，很难把握；惹那木体的原始森林里充满了恐怖，在那里：“虎啸如鼓响，熊叫如雷鸣，豹多如黑云”；到了古楚愁惹地方，荆棘丛生，遍地是毒虫，又有成群的野狗把道挡。难关是一道接着一道。

对于三魂中“偬”的安置，即彝族的葬俗，《彝族指路丛书》提供了权威的记录，据《毕嘎苏》、《彝族源流》等载：出自笃氏家族的吐（其谱系为蠹笃雅吐——吐实楚——实楚姆——独姆哺——哺雅确——确恒舍——奢雅舍——舍雅啥——啥雅武——武雅僰，计以10代下传，实楚、乍姆、笃勒、笃慕、笃叟厄、笃武古等，均出自笃氏一族），（亦出自笃氏家族，其谱系为为：笃洛我——罗我鲁——鲁尼乌吐——乌吐苦——吐雅那——那乍姆，计有6代）一道，为米靡时期布僰毕摩流派有十大弟子之首，实楚与乍姆两位在布僰毕摩流派中的成就最高。实楚以“天、白、濮”（一种祀祖习俗）为标志或为号，兴起土葬，并同乍姆一道，制订“埋（土葬）的不能烧，烧（火葬）的不能埋”的章法。乍姆以“地、黑、诺”（另一种祀祖习俗）为标志或为号，兴起了火葬。彝族古代土葬之俗由吐实楚兴起，火葬之俗由那乍姆兴起。故彝族的丧葬习俗不惟火葬一种。唐代（南诏）以后，乍姆文化流派在彝族中占了主导地位，古人皆从之。外族人不明其究，误认为彝族一律实行火葬，并录入文献中。樊卓氏《蛮书》中，概念已模糊，樊氏虽然说“乌蛮火葬、白蛮土葬”，但他也误认为“白蛮土葬”是依“汉法为墓”。宋元后的汉文献的记录大多只有火葬这种习俗，且认为只习这种葬俗，以致讹传千百年。

亡魂“侰”在毕摩的引导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后，终于来到了叫“祝斋苦”的地方，《彝族指路丛书.卷七》写道：“到吉苏博卧，望见祝斋苦，在祝斋苦，三位天君，守在祝斋苦，分开迎送者，迎者爷古匹，送者德啥妣，迎者往里走，送者泪淋淋，送者洪汝里，送者董默妻，送者返回家，全都返回家，骑马返回家 。到了祝斋苦。祝斋苦，又叫则额法，又叫笃恒补，有三个名称。......天黑星辰出，祝斋苦门庭，三位天君，守在祝斋苦，分送生死者，死者骑魂马，快如纺车转，死者的猪牛，如红柿满枝，送到翁峨吐。送者拄青杖，在人间，在欧古之外，死的去翁靡，活人魂归来。” “祝斋苦”有“欧吐峨阁”和“欧那峨奏”两道大门，沽色尼、能色能、布色啻三位天君在此分辨送生死者，即亲友等活人的灵魂与死者的灵魂“侰”，生者和死者的灵魂是不可兼容的，三位天君把死者的灵魂“侰”放进“欧吐峨阁”和“欧那峨奏”两道大门同时，把生者的灵魂挡在了门外。如果说《彝族指路丛书》人神世界的桥梁的话，沽、能、布三位天君就是这座桥梁的守护者。

死者灵魂要居住三年三月三天的“翁靡”，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有永恒的自然恒温，无春夏秋冬四季之分，稻谷和荞子的茎杆粗如碗口，谷粒荞粒斗样大，死者灵魂尽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与茫茫的星海相比，天上的太阳才是君长的归宿，月亮才是臣子的归宿，称之“帝星”的北极星才是毕摩的归宿，满天的星斗任黎民百姓去寻找归宿。在这里，把星辰崇拜与等级观念有机地融合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