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福音赖以生存的根基，犹如一片土壤；福音的种子只有找到这片能使之生存的根基才能得到稳步的发展，这种关系即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福音是种子，文化是土壤”。故此，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产生危机时，也必定会导致福音进展的危机；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走向枯竭时，福音就必如同好种子撒在了磐石之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犹为如此。

以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云南禄劝黑彝族地区曾经承载黑彝族文化因子的经书、奈姆德、族谱、 呗耄等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们这些后辈所能收集到的，也就只有年老的长者所叙述的当年朝代之兴盛以及家族先贤们的掌故轶事；就这些资料也随着老成凋零，口耳相传的文化难以相继；而这些后辈们则更少得到本土文化的浸润，久而久之，曾经辉煌一度的家园已无法赐予他们一个相对满足的精神世界。再者，禄劝撒老坞黑彝族地区的文化在“土改归流”、“新中国的建立”、“三自革新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均处于被动的位置；黑彝族文化的内涵在初期传教士的进入时就已被取代，直到今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的的现代化框架中同样被隐藏——以城市经济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冲击着原有的本土文化秩序土崩瓦解，黑彝族的民族风俗礼仪、民歌民俗、民间艺术逐渐消失乃至绝迹。所以，禄劝黑彝族文化的独特性已经或者正在全然消失，沦为一种汉文化和城市文明的附庸。如此，黑彝族的文化实质上已经成了一个地域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缺少内涵的空洞符号。

如今，自从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被评为了“全国特困贫困县”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一蹶不正，黑彝族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及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的近乎荡然无存，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黑彝族实际生活的方式和价值却已经渗透到黑彝族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黑彝族文化的解体，导致原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及民间社会的解体，失去了既有文化的内在聚合力。在此基础之上，传教士一次性撇弃原有一切黑彝族的文化基础，用西方文化取代了黑彝族文化，再把福音根植下来。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方法是错误的，结局也是失败的。当外来文化处于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之时，本土文化就成了个人急于摆脱的衣襟；因为如果不是福音的缘故，外来文化根本就不足以全面的呵护一个人的成长，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个人精神发育的畸形化。

另外，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一直处于劣势与被动的地位，他们一年到头像陀螺一样忙——丢下犁头抓锄头、撂下镢头拿斧头、日日在山里抓挠、天天汗流浃背，土一把、柴一把，无奈就是吃不饱、穿不暖。在改革开放的城市面前，他们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把最美丽的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然而，他们永远都是在生存与温饱之间挣扎，廉价的劳动力与农副产品注定了他们永远是被边缘化的一群。就在2007年这样发达的年代，在笔者老家一个400多人的村庄，没有一个大学生，高中生只有3人，初中生只有12人，其他有的则读过几年小学，多数均为文盲，其中90%都是因为没钱而辍学，自笔者1992年高中毕业后，直到2002年，全村没有出过一个高中生。就笔者而言，自初中毕业后家中再无力供我上学，所以高中是自己边打工边完成学业的；这样的学习环境已注定自己肯定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一路都是在爬摸滚打中进行，在上神学之前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早餐煮土豆、中餐煮土豆、晚餐煮土豆循环而已。父亲说过一句话至今让我刻骨铭心：“有土豆吃就应当感恩了，因为当你连土豆都没有时，你不可能去吃石头。”

同时，近年来随着生产垫本逐渐提高，化肥、农药的价格一路上涨，当地农民种地几乎得不偿失，还要上交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税务。于是，大批劳动力涌往城市，在乡村已经很难看到一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了。这种大批的人口流动同时造成了教会发展的滞后，各项事工几乎都无法开展，福音的传承找不到接班人。

从以上论证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基督教传入中国或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必须能够与当地的文化相融洽，和平的对待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或风俗礼仪；同时，把福音作为一粒种子深深根植在这种文化的土壤之中。而福音的功用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救赎”之外，还将对当地本土文化进行吸纳真实与美好，撇弃错误与邪恶之功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滞后在于他们首先完全摆脱了原有的本土文化，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新中国建立之后，这种西方文化又被否定，以汉文化取而代之。如此，基督教的福音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质上如同植根在刚刚起步的汉文化之上，它的落后与封闭也是可想而知的。